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又是伟大的战士，疾恶如仇，他们曾用投枪匕首般的笔，扒掉了汪精卫的层层画皮，使之原形毕露。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给予猛烈的抨击。后来他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卖国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申报》发表徐道邻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这篇文章显然是奉命写作，用来试探社会反应的。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这种现实，鲁迅愤怒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日本的吉冈文六论汪精卫道:“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蚯蚓'来，不知不觉中，总是有‘蚯蚓'的感想”;“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之意。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做了更具体的淋漓尽致地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制造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花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璧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叽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以上可见，汪精卫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画的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正如人们评价鲁迅“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郭沫若多次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汪精卫的罪行。他在《汪贼进入坟墓》一文中写道:“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成为汪精卫的‘坟墓'了。”
在谈到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时，郭沫若写道:“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像，譬如塑两条狗像，在身上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照片来的。但是在重要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的精神，和这精神的永远不断的净化。”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图为1941年4月日军占领海门镇后在此围观。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精忠，都应该克服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永远。”
这两位文学巨匠笔锋犀利，如枪如匕，使汪精卫的丑行暴露无遗，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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