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严冬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战时的重庆，一片寂静，偶尔能闪出几点灯火。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出上清寺汪精卫官邸，车灯忽明忽暗，直奔郊外。车上除司机外，坐着一女一男，女的手中拿着一只上了锁的小皮箱，有时还抱在怀里，好像怕谁给抢去，她就是陈璧君。那个男的是她的侄子陈春圃。对这次深夜外出，陈春圃莫名其妙，不时想问问，但看到陈璧君阴沉的面孔，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汽车在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前停下，陈璧君带着皮箱独自走进楼去，一会儿走出来，皮箱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闷闷不乐，似乎心事重重，有时还冲仆人、秘书大发脾气。下午，陈璧君又叫来陈春圃，坐车来到昨夜去的地方，将皮箱取了回来。在车上，陈璧君对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晚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了风声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陈璧君是将皮箱送到她的妹妹陈淑君家中，又认为不安全，赶紧取回。这张“密约”为什么会使陈璧君忐忑不安，心虚到这种程度呢?这要从头说起。
1937年7月31日，汪精卫就曾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8月30日，周佛海、陶希圣面见汪精卫，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从外交开始，并谈了步骤及人选。12月6日，汪精卫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徐谟告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及偕其赴南京会见蒋介石经过。最后告宣，在德国调停尚无成功希望前不宜有所宣传，外交部、宣传部应深切注意。12月28日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与蒋介石、孔祥熙、张群等举行会议，决定对于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寻找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月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在此时，汪精卫对与日和谈还是犹豫的，因此，他还是坚持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1938年3月1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发表演说。说明抗战途中对日屈服即是灭亡，一心一德在蒋先生领导下，必能争回民族生存与自由。6月某日，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来见汪精卫，他奉意大利大使柯莱之命，转告日本大使谷正之提出的关于日中直接谈判的办法。
6月16日，汪精卫派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往见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答复谷正之之提议:（一）在目前形势下，（汪精卫）不可能代替蒋介石掌握政权;（二）目前蒋介石不可能下野;（三）蒋介石将来的政策是稳健的，这一点可以保证;（四）汉口如果沦陷，中国恐怕会陷入混乱，日本如此使中国混乱，不如使中国统一。
周佛海不久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1938年6月，高宗武到达日本，他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他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高宗武还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着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938年7月，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7月21日，高宗武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于7月25日同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汪精卫讨论了高宗武的报告。周佛海又派军委会政治部秘书主任梅思平与日进行秘密谈判。
1938年8月底至9月初，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10月11日，汪精卫对德国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21日，汪精卫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谓: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之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0月22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但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26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参政会谈话会，当晚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来寓晚餐，并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日本“实现和平”的条件与办法。27日，汪精卫召见周佛海，有所指示。29日上午，汪精卫召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下午，继续商讨行动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10月30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继续密商，决定派梅思平、高宗武往上海，与日本方面谈判并签订关于实现和平条件及另组政府的协议。梅临行前，汪在家设宴为之饯行，饭后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从旁激励汪说:“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频频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0月7日，梅思平抵香港见到高宗武，为确保秘密，两人又分别乘船去上海和日本谈判。11月初，汪精卫派与日本军部的“和平”秘密交涉进入缔约谈判的前夕，他召陈公博去重庆，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端绪”，待时机成熟还要离开重庆，直接与日本人“议和”，这使陈公博大吃一惊。陈公博立即向汪精卫表明了他反对汪精卫单独对日言和，更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态度。陈公博所担心的是签署《塘沽协定》时的历史重现，汪精卫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两人的争论从上午持续至中午，饭后陈公博再见汪精卫，继续“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陈公博的规劝并未改变汪精卫的主张。汪精卫最后表示:“此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这时，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在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内，也有人忙碌着。这所建筑物在“八一三”抗战的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11月初，旁边的居民惊奇地发现，有人对此楼进行修缮，而且很匆忙，修完又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具和摆设。11月12日布置完以后，一个身着便服的日本陆军军官准备在这里接待“客人”。他就是今井武夫，“渡边工作” ① 的负责人。这所房子会后成了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元贤二的私宅，名为“重光堂”。因而这次高崇武和梅思平、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举行的预备会议，后来就称作“重光堂会谈”，达成的协议就是“重光堂密约”。
同高崇武相比，梅思平初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不懂日语和日本习惯，正如犬养健在《长江仍在奔流》一文中写道:今井先生说:“梅君到达的日子，是约定他在六三花园会面的，梅先生提着皮包就照样穿着皮鞋从大门口一直踏进客厅草席垫上，就在对面壁龛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就是这样干的吗?我感到吃惊，心想来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哩。” ②
梅思平、高宗武同今井武夫等进行了八天会谈，经过讨价还价，11月20日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互相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第二条: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6日，梅思平偕周佛海与汪精卫会谈，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27日汪精卫召周佛海、梅思平与陈璧君等共同商谈上海协议，对脱离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与日本“和谈”问题前顾后盼，犹疑不决。对汪是否出逃意见不一，陈璧君力排众议，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说，不走“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汪精卫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29日上午，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精卫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
12月1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说，汪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于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汪精卫、陈璧君同时制订了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12月8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与日本相呼应后，最好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
为了弄清情况，汪精卫特派陈璧君偕其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试探、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陈璧君大施离间、拉拢之术。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随即再次将陈公博从成都召至重庆，对他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陈公博表示对于第一、二、三条都不能同意，汪精卫也不能离开重庆。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人谈起?”汪精卫强调:“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辰一到，就要“改嫁”了。“重光堂”密约藏在汪认为最可靠的人———陈璧君手里，陈又怕事情败露，将密约烧掉。
1936年10月8日中日两国最后一次外交交涉。左起:蒋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后来曾为汪精卫投放探路，参与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后，又逃离了日汪的魔掌，回到了抗日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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