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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陈璧君》16章 既生蒋,何生汪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像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12月2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的蒋介石打来电话,表示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

  战争的屡屡失败,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英、美的不干涉,使一些国民党官员对战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明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1938年6月,原《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席间,陈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时,陈璧君却大谈“抗战以来,上海丢了,首都南京失陷了,我们‘转进'到了武汉。为了赢得一点‘转进'的时间,最近不惜把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堤给炸开了,黄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使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一年来,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半壁江山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她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她越说越激动,胡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的这一席谈,不但陈曙风感到愕然,就连汪精卫也瞠目结舌。

  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一伙加快了投敌步伐。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人商量对策时,陈璧君便越俎代庖,替汪做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对于与日本人合作搞“和平运动”,汪精卫开始也有些犹豫,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汪精卫感到不离开重庆无其他出路,决心“跳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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