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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陈璧君》13章 1935年刺汪政治风波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特大字体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广大民众却在暗中拍手称快,汪遇刺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7点,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去中山陵谒陵。9点,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脸色苍白,在会上致开幕词,谓:“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步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等候摄影。按惯例,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全体中委合影。当中委们齐集中央党部会议厅门口时,蒋介石却迟迟不来。

  1935年11月13日在南京中央医院疗治枪伤的汪精卫。

  9点35分摄影完毕,就在此时,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着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发发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胸脊柱骨旁部位。汪应声倒下。枪声把国民党要人们惊得乱作一团。腿脚不便,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连滚带爬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慌忙中钻进汽车底下,待随从费了很大劲把他拖出来,新马褂的袖子已撕成两半。

  这时,和汪精卫同站在第一排的一文一武起而和刺客搏斗。文者是张继,他见状急奔到行刺者背后,将其拦腰抱住。武者是张学良,他一个箭步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行刺者手臂,其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的卫士这时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枪还击,行刺者胸

  肺连中两弹倒地。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站在汪精卫身边的陈璧君见自己的丈夫躺倒在地,犹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她立即左腿跪地,伸出手臂托着汪的头,她把手伸到汪的鼻子前,感到汪呼吸微弱,以为必死无疑。这时,汪精卫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陈璧君强忍剧痛对她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见状,带着哭声说:“四哥,人必有死,吾辈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继续努力。但君已受重伤,当速送医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既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过如此。”“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料儿女。”似乎在和汪做最后的诀别。蒋介石虽未参加摄影,也闻声赶来,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以示亲切。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随后,汪精卫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左臂枪伤经消毒缝合,并取出左颊大部弹片,背部子弹夹于五六肋骨间,伤及脊骨,未敢施行手术。11月20日汪精卫出中央医院,往上海入诺尔医院检查治疗,取出左颊残留弹片,背部子弹仍未能施行手术。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陈璧君根据蒋介石不出席摄影,坚信他是事先知道的。于是,闯进蒋介石办公室,气呼呼地指着蒋介石说:“蒋先生,你干的好事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想为自己辩解,陈璧君不容他说话,接着说:“在军警森严的中央党部,除了你的特务队,还有什么人能混进来?”蒋对此事本来就满腹狐疑,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责问,顿觉语塞,只好赔着笑脸,一口一个“汪夫人”,保证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陈璧君逼着蒋介石交出凶手的后台,蒋无奈,只好连声答应。由于蒋、汪之间有矛盾,引起社会上种种揣测。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让他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特务们立即四处搜查抓人。

  刺杀汪精卫的爱国志士孙凤鸣两天后因伤重牺牲于南京中央医院。

  行刺者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刺汪前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被击倒,身上仅被搜出毫洋六角和作为自杀用的一枚鸦片烟泡,说明他已立下必死之决心。孙被卫兵击中要害,流血过多,到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剂十余次,以便从孙的口中了解到刺杀行动政治背景。孙凤鸣忍受着肉体撕裂的痛苦,对审问他的人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并激情满怀地说道,“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次日凌晨,这位爱国志士离开了人间,谱写了又一曲民族悲歌。

  这一政治巨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蒋介石被疑指为除汪事件的幕后的策划者,戴笠等特务头目也曾想栽赃到共产党头上。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博浪一击的爱国行动,系出于三四个抗日反蒋的爱国青年之手。

  博浪行动的策源地,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南里232号。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是一批住在

  这里的青年爱国志士。他们是华克之、陈惘子、张玉华、孙凤鸣及后来的贺坡光。他们相聚在一起,情投意合,在一起议论国事,慷慨激昂。就五步流血的刺杀行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他们谈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卖国行为,都声泪俱下,似是不能共戴一天。他们认为,在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凡是衣冠楚楚的,皆是禽兽。每次座谈,结论只有一个:“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目标是“拼一死以诛元凶。”正如孙凤鸣所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们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刺杀蒋、汪,博浪计划在秘密筹划中。

  除蒋行动从何入手?经商讨,他们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因为这一组织既能公开捕捉蒋的活动信息,又可直入显贵的堂奥,接近蒋介石,使五步流血之举得以实施。

  但是,就这八位无权无势、经济困厄、血气方刚的青年,怎样解决建社的经费呢?他们想到了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华克之专程到香港会见李、陈二公。李、陈听取了华克之的行动方案后,堪表赞同,认为“这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家应竭力而为”。随后,拿出五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筹办通讯社的开张费用。

  1934年11月,一个以“南京晨光通讯社”命名的新闻机构出现了,社长是胡文卿(即华克之),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标榜宣传三民主义,每天发稿,在公开场合以“小中央社”自居。而它的秘密使命,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任何觉察。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及次年8月蒋介石从武汉抵南京旅途中,孙凤鸣两次图刺,均未得手。

  1935年10月底,晨光通讯社的全部活动资金将告拮据。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志士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机难得,孙凤鸣把家事做以安排,抱定必死信念。

  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设宴为孙饯行。华克之说:“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流芳百世。”孙凤鸣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孙凤鸣虽击中汪精卫三枪,但因弹力不足,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十九天治疗,取出两弹,至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不易取出,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九年后,枪伤复发而丧命。

  那么,有人要问,蒋介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摄影呢?1935年11月2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先是谒陵时,蒋的卫士见有三男一女徘徊蒋的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至六中开幕会毕,群出摄影,蒋随行与叶楚伧谈此后会场戒备事,而及阶前而变作,蒋乃登楼。”其实并不尽然。蒋没参加摄影,并非偶然,而是他本性多疑诡诈的表露。这一次大会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看后心中暗想,谁能保证马弁中没有异动者?因此决意不参加摄影。当时各中委列队候蒋摄影,汪精卫见蒋不至,即去催促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这样,正如华克之所说:“蒋介石鬼谲多疑,临时不敢出场摄影,孙凤鸣不得已出此下策,击伤了第二个卖国贼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特务们从刺客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刺客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规定限三天破案。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

  汪精卫被刺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由于找到主谋,也

  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蒋介石对徐恩曾也就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安排下,徐恩曾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此后,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钦定”,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在香港、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的潘汉年。

  而刺汪的领导人华克之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华克之到达延安。他回忆说:

  “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

  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做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已。他们表示对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刺汪案告破后,虽说蒋介石脱了关系,但陈璧君感到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大权独揽,国难又如此严重,所以劝汪趁机辞掉一切职务,到国外去,以免寄人篱下,让老蒋一个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五届一中全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此举正中蒋介石的下怀,遂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汪精卫乃于1936年2月19日,偕曾仲鸣、汤良礼、诺尔医生等人悄悄乘德国格兰新年轮赴欧。陈璧君因病未来送行,留在国内充当汪精卫的耳目和谋士。陈璧君召集汪的亲信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人积极策划,暗中监视蒋介石的活动,并及时向汪精卫报告。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后,大家团拜。此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逃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蒋介石也大为恼火,限期戴笠破案。在侦破过程中,戴笠等知道孙凤鸣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其次才是汪精卫,只因蒋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了汪精卫。同时,又发现晨光通讯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戴笠一方面派人追捕晨光通讯社的其他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手下的人。结果,在香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的人余立奄、胡大海、周世平被捕。

  沈醉在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

  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去干绑票、暗杀工作。”“戴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之患。”沈醉认为:六中全会的行刺案,是王亚樵组织的规模最大、部署最周密的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实际上戴笠和沈醉都搞错了,此案是华克之一手部署、策划的,王亚樵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经费。那么,蒋的军统特务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亚樵,并于1936年11月将其置于死地呢?王究竟是何许人也?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是帝国主义插手我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又是流氓、青帮互相争斗、残杀的舞台,还是蒋介石等各种政派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地方。王亚樵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上海滩上拥有千人以上的号称“斧头党”的帮会暗杀集团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帮会人物。王亚樵就是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他曾组织党羽,先后暗杀过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参与谋杀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等,曾轰动一时,名噪上海滩。就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流氓杜月笙,对王亚樵也不无三分畏惧。

  王亚樵以其一步十计、擅长诡辩的特点,由一个亡命徒逐渐挤入中上层社会中,为旅沪皖人所重视。后来,王在上海组织安徽劳工总会,纠集在沪做工皖人为会员,逐步形成了帮会小集团。不少人拜在王的名下为学生。亡命之徒也多出入其堂坳间,形成一种颇有势力的特殊组织。王成为众人推戴的惟一头目。

  王亚樵向往荆轲刺嬴政,以侠义自诩。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为军阀齐燮元之鹰犬,民愤极大。更主要的是军阀卢永祥、齐燮元矛盾很大,争权夺利,不可调和。因此,卢拟寻找适当人选,设计杀徐,而找到了王,王同意承担暗杀任务。1923年11月4日派其党羽,在英租界云南路转角处将徐击毙。卢永祥通过王亚樵轻而易举地除掉了政敌;而王由此得到二万元活动经费及拥有四百人枪的“浙江游击司令”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齐燮元决心报复,导致了苏、浙战争的爆发。

  1930年7月,王亚樵受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的侄孙)的指使,派其党羽刺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所说刺赵的原因有二:一是王亚樵事成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巨款和一条大轮船所得的净利;二是为王乐平报仇。王亚樵与失意军人常恒芳和王乐平等对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跋扈不满,于1929年在上海秘密组成了暗杀蒋介石的组织,地点设在王乐平家中。事情为赵铁桥侦悉,于是秘密前往南京报告给蒋介石。蒋立即派特务于1930年将王乐平杀害于家中。因此,王亚樵对赵恨之入骨,早存杀赵报仇之念。

  当时,李国杰托其叔祖李鸿章的余荫,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他大肆攫取钱财为己有,招商局被弄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赵铁桥因有功于蒋,又走了CC系二陈兄弟的门路,被委为招商局总办。他上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都严重地触犯了李国杰的利益。“到了1929年,赵发觉李不但把持产业,更有利用局产营私的企图”,于是便不再犹豫,断然下令将公司接收过来,改由总管理处管辖,另设产业科管理。至此,赵、李的矛盾愈加尖锐。李国杰密叫其弟李少川转请王亚樵杀赵。王早有此心,一拍即合。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乘车至招商局下车,被早已埋伏那里的王亚樵党羽连击十枪,血流如注,当场死去。

  1931年,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被迫下台。孙科气愤异常,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予刺杀宋子文,并给巨资以供各项布置暗杀费用。这是杀宋原因其一。其二,胡汉民被蒋介石骗到南京囚禁,被释后,报复之心甚切。闻上海王亚樵能杀人,乃以重金结纳。晤谈之下,胡汉民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第一炮就是上海北站刺宋子文案。

  王亚樵承诺孙、胡二人之后,在京、沪各设一个刺宋小组。住南京小组不断与国民党财政部进行暗线联系,侦察宋的行动,

  新婚不久的唐腴胪被误刺身亡。

  但始终无下手的机会。1931年7月23日,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即电告王亚樵: “康叔(暗号)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急命党羽八人立即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做监视和抵抗路警围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专车到站,在随员卫士等簇拥下下车。宋的秘书唐腴胪走在前面,因唐的身材、衣着与宋相似,刺客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宋子文乘势躲在石柱后面幸免。这时刺客认为目的达到,掷出两颗劣质炸弹,顿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和在外把守的十余人均混入乱窜的旅客中安全退走。

  刺宋案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令戴笠侦破,一时风声很紧,王闭门不出。戴笠虽对王尤加注意,却难获得实据,也就不了了之。

  1932年,王由香港重返上海。但因军统特务对王及党羽侦缉毫不松懈,必欲捕获而杀之。不久,王和他的重要党羽又一次避往香港。1935年春,王等商量今后行动计划。王提出:“今后必须暗杀蒋贼。请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如何才能接近蒋的身边,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之后,接受了华克之的建议,也就是上面谈到的“搏浪计划”。王答应给予支持,提供经费。

  案发后蒋介石更欲杀王,王之不除,不能安枕。王乃率亲信党徒,再次避往香港。蒋介石派特务前往香港,多方侦察,终发现王的踪迹,最后在广西梧州将王击毙于旅馆之中。

  1936年10月,国民党《南京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暗杀党头子王亚樵被刺。”报道说:“王亚樵平常不守正道,专门聚集亡命之徒,暗中谋杀异己,企图危害国家要人,现为争夺女色,被人暗杀;刺客将其面皮削去以泄恨”云云。

  如何评价王亚樵的暗杀活动?在此引用华克之在“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讲到的话:“我们不是王亚樵的徒弟,也不是任何人的徒弟,我们有绝对独立的人格。关于这一点,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如以王亚樵抗日爱国反蒋的精神而论,王亚樵是个好人,我们确曾和他结成过爱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自信无愧于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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