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秋，中国中部闹灾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特别严重。9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按总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长沙的同盟会会员魏宗铨一道发动萍乡、醴陵、浏阳一带的洪江会党，以“灭满兴汉”为号召组织起义。
10月初，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开始采取行动，突袭麻石机关，缉拿捕杀会党头目。
12月4日，在会员意见不统一、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发布了《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浏阳的会党、萍乡的矿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起义军达到三万多人，震惊了长江南北。
这次起义是会员而并非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后，刘道一曾密电东京，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12日，在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12月13日，清政府电令张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在清军重兵镇压下，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经过半个月的奋战，以失败告终。起义领导人刘道一、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次年1月，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而在国内，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之洞、袁世凯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
考虑到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形成的影响，又顾及本国在华利益，日本政府于是采取秘密赠送旅费的方式，并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原本就计划南下组织起义的孙中山表示同意，东京的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听说这个消息，也赠送一万元，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孙中山万万没有料到，这会成为日后他经历的一个惊涛骇浪般的“倒孙风潮”的源头，此为后话。
在筹集经费方面，孙中山还有过两个比较有趣的小插曲。
1905年6月，孙中山准备结束欧洲之行从巴黎返回日本。留德学生会会长宾敏陔记述：孙中山从巴黎来信，让“速筹速汇”，以便启程。接函后，几个留德学生，“彼此切实核计，算二等船费若干，由巴黎至马赛二等车费若干，统计汇去佛郎二千元”。不料没几天接到汇款的孙中山来电训斥，说：“吾乃中国革命领袖，若以来函所云，车船以二等计算，有失中国革命家脸面，绝对不可，望再筹汇。”宾敏陔与其他几位留学生领袖都不是什么富人，平时也不敢同人讲革命二字，他只好将会金2000多马克（合3000法郎）汇去，孙中山才得以成行，宾敏陔在剩下的两年内省下饭费陆续归还了会金。
1906年冬，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经费，孙中山想起了与他有一面之缘的一个朋友张静江。
当时任清驻法使馆商务随员兼巴黎通运公司经理张静江，在法国轮船上获悉孙中山同船，便拐着一条残足，主动走访孙中山。张静江对孙中山说：他深信非革命不能挽救中国，而自己在法经商，愿意助先生一臂之力。他把名片给孙说：“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孙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孙中山十分高兴，与张静江约定了通电的暗号：即给张发去“ABCDE”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2、3、4、5万法郎。来电只写暗号，不必说出原因，他也会如数汇去。
当孙中山日后提出找张静江一试时，黄兴不信，但病急乱投医，还是让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人听说此事，或笑孙幼稚可笑，或说孙滑稽荒唐，或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不到20天，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汇到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令孙黄大喜过望。孙中山称赞他是同盟会时期“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后来被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当时像他这样一位政府随员和富商，也愿意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确实是革命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信息。
风起云涌的六次起义
1907年3月，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乘船离开横滨前往越南。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置了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的总机关。这样，革命的大本营由东京转移到了河内。孙中山接受的日本捐款，除2000元交给《民报》，其余作为起义军费。
1907年初，同盟会会员许雪秋准备在潮州首先起义，起义定在正月初七。不巧，这一天风雨大作，气候恶劣，不利于军事行动，联络的会党行动不一致，起义被迫停止。
5月22日，黄冈两会党成员被巡逻的防勇逮捕。当地会党首领密商后，在当日晚向清军驻扎的协署发起进攻，1000多人加入起义队伍，第二天占领了黄冈。但在清军的围攻下，起义军因伤亡过重，接济缺乏，被迫解散。
按照孙中山原来的整体战略，由惠州、潮州和钦廉同时发动起义，以分散清军的兵力，所以在潮州黄冈筹备起义的同时，孙中山在新加坡派黄耀廷、邓子瑜和余绍卿三人到香港去做军事谋划。
孙中山原对黄耀廷寄予很大希望，但黄在香港后就被香港当局注意上了，无奈之下返回新加坡；而余绍卿去了内地后杳无音信。这样邓子瑜就担负起策划惠州起义之事。邓子瑜原来计划分3路起义，但最后只有七女湖一路起义了。七女湖起义有会党100多人响应，一举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周围各乡会党纷纷响应，一时声势大振。惠州清官吏赶紧向广州告急，两广总督调集惠州清军、水师前去镇压，起义军和清军鏖战十多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宣布解散。
1907年春，广东钦州、廉州两地人民反抗当地官吏实行糖捐制度，推出几十人作代表，向当地官府请愿，结果这些代表被扣押，引起了农民的愤怒，他们组织“万人会”进城，要求释放请愿代表。官吏向农民开枪，几十个人被打死。农民运动声势更加浩大，官府请粤都督派兵镇压，造成无数农民惨遭杀害，许多房屋毁于炮火。钦廉的百姓派两名代表到河内找到孙中山，寻求革命党的支援。当时孙中山正在河内与黄兴等人策划攻下广东、广西、云南3省，建立根据地。他派人先去了钦州，了解到当地民团也痛恨清官吏后，作出了在钦廉举兵起义的决策。
孙中山派黄兴、胡汉民和王和顺等人来到当地，做当地民团的策反工作。1907年9月1日，王和顺率领钦州王光山义军起义。起义军一路告捷，4天后就占领了防城，活捉并杀掉了知县。王和顺率军冒大雨行军一天一夜，直逼钦州城下，计划与已被策反的郭人漳里应外合。黄兴虽在军中，但郭人漳见革命力量薄弱，不敢举兵。义军不足500人，而城中却驻扎数千清军，不可硬拼，王和顺决定改道攻打灵山，取道入桂。但此时清军已有布防，久攻不下，革命军也弹尽粮绝，便退到了廉州，之前允诺响应起义的新军统领赵声也不敢贸然起义。最终王和顺带着20多人进入越南，其他人都解散了。历时半月的防城起义失败。
镇南关起义是孙中山亲临战场、向清军开炮的一次重要起义，也是孙中山被迫离开祖国12年后，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国土。
12月1日，在广西多年的黄明堂、关仁甫率乡勇和潘佩珠领导的越南光复会、菲律宾独立党等上百人，从镇南关背后小路向炮台迂回偷袭，内应守军配合，清军猝不及防，纷纷投降。义军乘胜占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
此时，在河内坐镇指挥的孙中山，正在焦急地等待前方的信息。突见捷报传来，其喜悦心情难以言表。他立即与胡汉民、黄兴等乘越西线火车到同登。在车厢里，孙中山无限感慨地说：
祖国已有我立锥之地矣！我只有一个宿望，就是入中国帝国的镇南关，悬军万里，族旗堂堂，贯通中国帝国的中腹，而出中国帝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则即可送却爱新觉罗帝的末路了。盖战破满洲或彼遁窜，非脱出此重关门不可。今此宿望的前半，行将告成，其后半的成就，尚不知在于何日。
3日，当孙中山出现在战场并发表了一番即席讲话时，给义军以极大的鼓舞。起义军占领了右辅山炮台，与清军对抗，清军死伤60多人。但孙中山到镇中、镇南两炮台视察，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每炮台有炮11门，但配件多不完备，也无标尺，还不如镇北炮台火力完备。
12月4日清晨，陆荣廷派军进攻义军。作战中，孙中山亲自发炮，还兴奋地说：“反对清政府20余年，此日始得亲自发炮击中清军耳！”黄兴后来回忆说：
孙先生和我们一道持枪作战。因为他是医生，当出现了伤员，就在附近进行抢救，他两者兼顾，忙得不可开交。加之这个炮台缺水，伤员要用的水，也由孙先生到隔几百公尺的溪谷里去取。所以，他是最忙的一个人。
战斗持续到10时左右，孙中山召集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部署。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军的形势不容乐观，力劝孙中山下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不愿意下去！我10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土地，现在踏在这座山上，觉得很高兴，简直舍不得下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
在黄兴和胡汉民的极力相劝下，孙中山当天夜里10点下了山回河内筹集武器。清军调动了4000人围攻镇南关革命军，黄明堂最终从毁炮台缺口退入越南。
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在河内的行踪被清廷探知，他们要求法国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越。1908年3月，孙中山离开河内，经西贡赴新加坡。又过起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海上漂流生活。
此后还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起义；4―6月的云南河口起义，加上前面的六次，粤、桂、滇八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孙中山从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边疆和内陆的义举接二连三，遥相呼应；光绪皇帝在涵元殿卧床不起，病入膏肓；74岁的慈禧太后在革命炮火中，也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8月，迫于形势，清政府公布了宪法大纲、议院选举法要领等，定预备立宪期为9年，但这已经无法挽回清廷日益临近的死亡。
继续论战保皇派
在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同时，康梁的保皇党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
1906年夏天，“保皇党”筹备改组政党，将组织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得到满清权贵的支助，后来闹了分裂。自同盟会成立以来，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梁启超则意图筹组新党，与海外保皇会另成系统，杨度、张謇、郑孝胥、熊希龄等都是梁启超所物色的人选；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满清权贵为其暗中赞助人，意欲拥戴载沣、载泽为正副总裁。梁启超认为，在革命党人已蔓延全国的情况下，他必须尽全力一争，甚至认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梁启超在“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对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大事抨击。《民报》也立即与他展开论战，当时民报已出刊十号，梁启超痛感穷于应付，受梁之托的徐应奎于是前往游说《民报》主编章太炎，又拜访宋教仁，说梁“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立宪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
宋教仁将此番话告知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两人皆不以为然。因政见迥异，两派论战依旧如火如荼进行。
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配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举行成立仪式时，张继率领革命党员出席。当梁启超致词时提到朝廷下诏，实行君主立宪时，张继等人上前，将会议捣散。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已由文攻转为武斗了。
1908年9月11日，“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记者以“平实”的笔名，发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的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国的看法。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平实开口便错》一文，指出：“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9月12日，孙中山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引土耳其、摩洛哥为证，指出革命决不招致瓜分。论战辨明了真理，最终就连新加坡保皇分会会长、侨商中向保皇党捐钱最多的邱菽园也与保皇党脱离了关系，并在报上批评康有为。
算起来，这已是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的第3次论战，这次论战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南洋、香港甚至日本的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前途大论战的文章，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次论战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内部出现了分裂，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刘师培等掀起倒孙风潮，无疑使艰难的革命雪上加霜，孙中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时所接受的捐款。据日本方面记载：经与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会商结果，以孙中山3年以后可以重返日本为条件，由山座给一笔7000元的离开费用。就在孙中山离开日本的当天，革命派内部传出“孙文被日本人收买”的责难声。
第一次倒孙风潮的主角是同为革命党人的《民报》主编章太炎。
当日本政府被迫下令驱逐孙中山时，同情革命的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了一万元，孙中山拨了2000元交给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但章太炎嫌太少。这时，章太炎等人又听说了日本政府赠款以“换取”孙中山永远离境的传闻，张继、刘师培也加入到责难孙中山的队伍中，声讨孙中山“受贿”、“被收买”。
章太炎不喜欢孙中山，这是公开的秘密，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他从心里也没有认可。这一次，章太炎更是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个字，寄到同盟会香港分会，表示羞辱孙中山。
一时间，同盟会本部议论纷起，闹得不可开交。正在这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犹如干柴遇烈火，火上再加油，终于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等于是催促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07年6月17日，为筹备钦、廉起义，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买武器。在宫崎寅藏帮助下，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支，子弹120万发。村田式快枪在日本虽说已经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这事，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给平山周他们知道了，转告了章太炎，立即又掀起了一场风波。
章太炎大吵大嚷：“孙某所购的村田式军火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出于意气，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购械计划由此搁浅。
冯自由连忙将这件事转告孙中山。购买枪弹事属军事秘密，章太炎竟以明码泄露。孙中山非常气恼，便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接着，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干预军事。
1907年初，黄兴曾因国旗图式问题也与孙中山发生过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象”，必须迅速毁弃。黄兴的坚决态度让孙中山也很激动，争论中，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也因而激动起来，发誓要退出同盟会。但冷静下来后，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他致书胡汉民说：“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尽管国旗风波没有使孙黄关系破裂，但是，却在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投下了阴影。宋教仁本来就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闻知此事，宋对孙中山更加不满。1907年3月1日，宋教仁向孙中山辞去了孙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并一度加入到倒孙行列中。
但紧要关头，被章太炎、刘师培拥戴的黄兴从革命大局出发表现出了高姿态。他回刘揆一说：“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拒任同盟会总理，东京的倒孙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这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清吏在审讯时问及行刺是否为孙文指使，徐锡麟答道：“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在此之前，徐锡麟因为与孙中山“宗旨不合”而拒绝加入同盟会，这也反映出光复会领导人对孙中山远非一般的不满。
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给同盟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风潮之后，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本部持冷淡态度。章太炎则对中国革命感到迷茫、失望，醉心于佛教，想到印度去当和尚。张继、刘师培则提倡无政府主义，否定三民主义。
第二次倒孙风潮
1909年，章太炎、陶成章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终于使同盟会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这一次由陶成章而起。
1908年9月，陶成章远赴新加坡，此行目的有二：一是为民报的继续生存筹款，二是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
自第一次“倒孙风潮”之后，伤心失望的孙中山将热情和心血都投到南洋方面，对东京同盟会愈来愈冷淡，而《民报》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渐渐倾向于谈论国粹与佛学，失去了对最热点问题的关注，销路锐减，经费紧张。
来到新加坡后，陶成章提出拨3000元给《民报》作经费。孙中山无款可拨，把自己的手表等物变卖，给陶以支持。陶成章又要求筹五万元回浙江办事，孙中山则表态“近日南洋经济恐慌”，很难办到。
陶成章于是决计“独自经营”，他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仰光、槟榔屿等地，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筹饷。可是，那些地方的华侨认捐都很少，常常仅仅是二三百元，陶成章便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
陶成章开始公然与孙中山对立，声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1000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接着，陶成章以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孙文罪状》。
《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汇丰银行储款20万；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是由孙中山汇款助建；罗列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害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3种12项；提出善后办法9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陶成章带着这份《孙文罪状》，跑回东京，找到了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但被黄兴断然拒绝。
陶成章的反孙行为将章太炎再一次激发起来。章太炎也印发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公然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文和为南部执行员。一时间，光复会势力在南洋迅速蔓延，大有取代同盟会之势。正在法国的张继，也吵吵嚷嚷地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对孙中山来说，来自于同一阵垒的人的攻击和倒戈，比敌人的炮火镇压更可怕。长期以来，孙中山把实际领导起义的工作交给黄兴等人，自己的工作重心则是在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陶、章所散布的舆论，对他工作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但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有着经历种种挫折而不气馁的高贵品质。孙中山一边致函吴稚晖，要求他在巴黎《新世纪》上撰文“加以公道之评判”；一边写信给张继，拒绝他的无理要求。
在此关头，黄兴再一次表达了对孙中山坚定的支持。在东京，他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要求美洲同志，趁孙中山来美之机，“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
为了消除误会和影响，南洋同盟会派人去九龙调查了孙中山的经济情况，发现“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间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南洋同志切实调查以后，就把实情宣布，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证。“南洋华侨对于先生的信仰，更为坚确，毫无动摇之余地”。
对孙中山来说，未知的革命之旅充满了各种艰难险阻，令人欣慰的是，孙中山并没有被骂倒，被吓怕，反而相当大度地表示，党有内讧时，既是“艰危困苦之时代”，也是“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的确，孙中山正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之后，才赢来了共和来临的“佳境”。
“倒孙风潮”终告平息，同盟会的内讧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孙中山与章太炎由同仇敌忾的战友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尔后两三年间，章太炎纠缠不休，撰文多番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孙中山素具雅量，也受不住他这般不依不饶的缠斗，终于大动肝火，痛詈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双方谩骂之际，已失去必要的理智。而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反感更激化为鄙夷和仇恨。他本人也将自己脱离革命阵营的缘由归结为“失望”二字。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所谓“隐情”即指革命党人在公生活与私生活两方面的缺失。1908年冬，回到上海的刘师培出卖了同盟会会员，又投入端方幕中，最终完全投向清廷。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突然死亡。次日，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光绪皇帝无子，由他的侄儿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溥仪年仅3岁，他的父亲肃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清朝已进入它最后的挣扎。
孙中山估计到“虏家子母相继死亡，人心必大动，时局可为”，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洲，他希望“运动于欧美大资本家”，可是，这趟欧洲之行并不顺利。10月底，孙中山离开伦敦赴美国，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期间，又为黄兴与胡汉民的军事起义募得8000元捐款。
1910年5月，孙中山决定秘密回日本，与黄兴等人会晤，研究起义之事。日本方面为此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对策，最终决定表面上由横滨警长劝令孙中山出境，但暗地里让孙中山改名在日本作短暂停留。6月11日，化名为Dokas、Dr. Alaha的孙中山秘密到达东京，住在宫崎寅藏家一直到6月24日。宫崎寅藏夫人回忆：
此时孙先生的令兄也因在夏威夷的事业衰落而来到日本，和孙先生同住在我们家里。孙先生说带来点礼物，拿出占领广州时所发行的两枚银币和一些军票送给我。随后，他脱下汗渍斑斑的制服，里面穿的竟是我五六年前在穷困中缝做与洗烫的单衫。
一生摆脱不开穷神的纠缠，是中国革命家的常事。孙先生穷，我们也穷。为了迎接远来的贵客，虽然想烧一澡堂的水为他洗尘，却又无煤无柴。只好打发孩子们到隔壁的空房子捡拾一些木片回来，才把澡堂的水烧好，让两位孙先生洗了一个澡。
正在筹备再发动一次大起义的孙中山又马不停蹄地离开日本，先抵达新加坡，再奔赴槟榔屿，准备改善那里工作进展迟缓的状况，振奋大家精神。
1910年7月19日（阴历六月十三），正在由新加坡到槟榔屿路上的孙中山，接到母亲杨太夫人在香港九龙去世的噩耗。巧合的是，去世之日也正好是杨太夫人83岁寿辰，生辰卒日为同月同日，这极少遇到。
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等人英勇就义。孙家家中田产房屋被清政府封没。孙中山在香港委托陆皓东的侄子陆灿将母亲杨太夫人、妻子卢慕贞和孩子带到夏威夷，交给哥哥孙眉照管。杨太夫人因为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的革命生涯而不得不饱受艰难。1907年，孙眉带领全家迁居香港。
1903年，孙中山因为同保皇党人进行论战而赴檀香山，忙于公务的他只能抽空去茂宜岛看望自己的母亲杨太夫人、哥哥孙眉、妻子卢慕贞和儿女，此时杨太夫人年事已高。这么多年，孙中山一直在为革命奔走，不能在家赡养尽孝。而且，由于他革命的原因，母亲在年迈之时无法遵循中国人传统，叶落归根，而一直背井离乡。但因为孙中山仍然是清政府通缉的要犯，香港也禁止孙中山入境。母亲去世后，孙中山只好委托在香港的同志罗延年帮助料理丧事。杨太夫人被安葬在新界西贡濠涌白花林，墓碑题“香邑孙门杨氏太君墓”。无法为母亲奔丧，尽最后的孝道，是孙中山终生之遗憾。
实际上，孙家一家人都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孙眉也因为他的革命倾其所有资产直至破产。1906年冬，在回击章太炎和陶成章的攻击时，孙中山在吴稚晖所办的《新世纪报》发表声明，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对于胞兄孙眉多年来对自己革命的支持，也多有描述：
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助者，因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亦出资数千，合计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者也，则人皆知之。其余之财，来自何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自此，我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畜，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行之。所得自国人及日本人之资助者，前后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固有之地位，失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艰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财已尽，则以恒产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产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定，又将为地主所逐……）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这个声明生动地说明了孙眉为支持革命而倾尽家财的经过与事实，也令外界对多年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孙眉充满了敬意。
1909年，已贫困破产的孙眉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副支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都督陈炯明多次声言辞去都督一职，广东党政军各社团纷纷各自选举都督，其中以推举孙眉为多，教育总长蔡元培更是热心支持此议。但孙中山亲自致电大哥孙眉加以劝阻。据说孙眉起初还颇为不满，但后来深知局势之复杂，表示与孙中山立场一致，支持胞弟的工作。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孙眉自故乡移居澳门。1915年2月11日，孙眉病逝于澳门，享年62岁。孙中山闻耗极为悲痛，但鉴于实际，仍然无法亲自主持其兄丧事。这位识文不多，但一生赤诚为国为革命立下汗马之功的功臣，眼见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忧愤成疾，抑郁而逝，实可惋惜。193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以国币一万元将孙眉遗骸迁葬于翠亨村迳仔朗山，并立碑刻辞以表彰他为民国所作的贡献，汪精卫撰写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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