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8章建设新中国

　　1949--1965年

（一）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北京。这两天的旅程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旅程。以往，她的每次旅行总是在她选定的生活道路上走向即将发生的新的复杂而危险的情况，而这一次则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向胜利的顶峰。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中国、一个在政治上属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中国，正在诞生。她将走上她在新中国的岗位。

　　在车上同行作伴的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是专程从北京来接她的；还有她长期的工作伙伴廖梦醒。作为老朋友，她们一路上自然而然地谈论着所见到的人群景物——她热切地注意着各种新生活的迹象——以及在新的首都将会看到的景象。她在后来＠到上海后所作的一次广播讲话中，生动地谈到她在路上的兴奋心情以及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希望：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到……无数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这儿一大堆工厂，那儿一队队耕种机在垦着地。路上的景色触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富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不论在穷乡僻角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在华东，农民和水灾大力地斗争着，抢救他们的田地，抢救他们的谷物。铁路工人、造桥工人和人民解放军在伟大英勇地劳动着，抢修被反动派所毁坏的主要的铁路干线。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横跨波涛汹涌的淮河临时大桥，这对于沟通华北与华南的交通有无上巨大的意义。……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

　　旧的障碍已经消除，原来受束缚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现在所需要的是教育、现代技术、社会改组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最后一点是她所一直最为关心的：

　　“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 ‘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是会 ‘知’的。是的，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胜利是光荣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诉我这些胜利必须增加，并且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在乡村里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区的农民，看来要比新解放区的健康得多。他们有够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洁。许多现象都说明，他们的生活比较舒服……这些人已经走上了进步之路。……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走上这进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我们可以向前推进得很快。各阶层的人必须联合起来向我们的革命目标奋斗前进，这是唯一向前进步的道路。”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京。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汇合典型地体现在到车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队列中。他们之中有：

　　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党最重耍的执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来；

　　老共产党员林伯渠和董必武，他们早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是他的追随者，后来帮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

　　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难的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诗人、散文家柳亚子，两人都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风暴频仍的几十年中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都是宋庆龄的同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领导人李济深，他曾是国民党重要将领，1927年站在反动派一边，但现在赞同实行新的革命团结，并接受了历史的判决——这一统一战线只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已有74岁高龄的法学家沈钧儒，他的个子不高、长髯飘拂，学识高深而精神坚强；

　　作家和学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军中曾任宣传科长，他代表左派知识分子；

　　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现任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是在革命的两代人间非常合适的联结纽带；

　　最后，还有一群幼童捧着鲜花来欢迎她。他们来自“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期设于延安，收容战争孤儿，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号召捐款建立）。宋庆龄一贯关怀最新的一代——它代表着未来。

　　这一精心的安排富于戏剧性，却又非常符合历史的发展。

　　9月间，宋庆龄同周恩来、李济深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冯玉祥不是一年前在由美经苏回国途中在黑海船上的一次火警中遇难，那末他此时一定也是在政治场合中的显赫人物。他同李济深一样，在辛亥革命和1924一1927年大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但后来加入了右翼阵营，试图消灭左派。不过，在以后长期的民族危机中，他从经验中终于认识到团结应该压倒一切，并且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必须成为团结的核心。冯的遗孀李德全后任新中国的卫生部长。

　　这些人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显示，国民党方面的其他人如果愿意同新中国共命运，欢迎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后来果然有不少人这样做了，其中有的在1949年曾被宣布为战犯，但一旦改变了立场，“帽子”就被摘去了。

　　到京的第9天，她同周恩来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她在会上的讲话中回忆孙中山：

　　“二十四年前，孙中山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

　　“中苏友谊和大西洋公约，以及所谓太平洋同盟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基础上的。…… 中苏友谊……意味着建设与互助，这样来医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创伤，建立人民经济。中苏两国在战争的大破坏中都曾受到难以描述的苦痛。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和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以粉碎世界新战争制造者的阴谋。”

　　一个月后，在中苏友协总会成立大会上，她的讲话中再次充溢着对孙中山的忆念。她说，十月革命发生时受到帝国主义者的造谣诬蔑，但孙中山立即指出，“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在临终时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又说，“在全世界被压迫者求解放的斗争中，这两个同盟者必须手携手地走向胜利。”

　　宋庆龄说，“现在，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们终于亲自看到这个日子了。”她回溯苏联首先废除了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中国1924—1927年的革命和抗日战争，1945年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这个中国人民的最可靠的朋友，今天又在我们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首先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了。”

　　在1949年9月的最后十天内，她参加了建立新国家的工作，这个新国家将达成两大目标，即：巩固和保卫中国的民族独立，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通过实现“耕者有其四”及最后实现社会主义）。

　　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这些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在许多地方不同于苏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同其他社会阶层与之多方合作相结合，这是深深渊源于中国近代史的实际之中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广大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参与、支持或认同民族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代表这一广泛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北京（旧称北平）为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首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首句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许多外国人把“起来”当作这首歌的名字）虽遭国民党的禁止，但响彻全国各地，动员了千万人民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

　　全国政协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6人中， 3人是中共党员（朱德、刘少奇、高岗），另3人非中共党员（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的张澜）。

　　要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它到达了本国及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的速度和浓缩度，人们必须想到，这些新的国家领导人出生和成长的时候，中国还是处于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下（其中的男子还曾经留过辫子），而现在他们却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掌握了政权。

　　在政协会议上，宋庆龄发表讲话，热烈赞扬中国的共产党人担当了这一伟大变革的先锋。她说：

　　“今天……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共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困的政策……我们今天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现在中共正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在城市中的领导力量……把革命的主力从农民移向工人……他们正在把孙中山所草拟的中国工业化的计划骨干、给予具体的内容。”

　　“让我们看看这新解放的上海吧。这个贪污腐化的中心，已经转变成生产的支柱……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

　　“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中国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将用每一分力量，保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生活上应有的享受。这是说，直到每一间茅舍改建成适当的住屋、大地上的产品能自由流通、工厂的利润获得合理的分配、家庭中的医药保育都由社会供给以前，我们的工作决不停止。……

　　“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她的革命理想中的所有一般性要素——民族的和社会的——在这个讲话里都表达出来了。她对妇女的特殊关切则反映在政协妇女委员的专门会议中。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站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新任总理）旁边，30万群众聚集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当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时，她激动万分。她同其他领导人一道检阅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长长行列中的坦克和大炮都是美制的、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这有力地显示出，中国革命在经历了长达一世纪的辛苦和牺牲之后，任何优良的军事装备都不能阻挡它走向胜利。

　　第二天，她主持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会长。10月5日，她又主持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这两次活动标志着她在这个新国家里除了担任崇高的政治职务外所要发挥的主要作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这是她所熟悉的领域，当革命还处于受压迫和受打击的时候她就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

　　10月10日，她回到上海——以后很长时期内她经常来往于京沪两地之间。显然，她希望在新中国和在旧中国时一样，保留她在上海的住宅，因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在她以往的岁月里带给她这么多的欢乐和哀愁的地方、也是她进行过这么多战斗的地方。她特别关心的是要继续进行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15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现在，它的经费来源不用再靠在国内外进行募捐，而是由人民政府拨给。以前，它的任务是在本地挽救生命并鼓舞民心、开展初级教育，以准备迎接上海和全国的新生。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规定它的方针任务是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范例和培训场所。

　　11月9日，她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讲话，一部分内容前面已经引述。她极为深刻和动人地表述了她个人的感受：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到达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一九二五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洪大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刻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到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中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当你在会议厅里或是议事室里听到发言时，你就知道他们正在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并且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想到这些言论会立刻变成行动，传达到我旅途上所经过的各个地方，一直传达到我们国境外人民依然被剥削压迫的每个地方，真使我心里愉快。”

　　她说，在北京有两桩事情是“最使人感动的”。“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第二桩……（开国）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巨大的广场上举行的……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似乎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耀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因为有的是无穷尽的歌唱和有节奏的表演……使人永远不能遗忘。

　　“总结一句话，我这一次的北行真是一个灵感。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

　　她自己在以后的年月里就是这样做的。她在许多领域里进行工作，其中之一是政府事务，但这在她的全部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她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中以及在为新中国宣传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像往常一样，她为国内和国外读者、听众写了大量的文章。她仍然是妇女界和福利工作方面（特别是妇幼福利）的一位领袖人物。

　　因为本章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这些不同方面的活动将分开来写。这样一来就不能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而且有时候会发生忽前忽后的情况。

（二）在党政事务中

　　关于她直接担任的政府职务，有些书上写道，那些都是象征性的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其实不然。她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初期称政务院，后称国务院）的行政官员，而且建国初期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这些都是事实。但她经常到北京来参加——有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还有更为经常的。具有实际权力的政协和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当有重大议案要讨论时，她就更为忙碌。例如1954年拟订宪法草案时，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许多小时看文件材料。遗憾的是，因为有关档案尚未完全开放供研究之用，目前还很难了解她所提出的建议和见解。

　　她还要参加不定期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是在这一会议上，毛泽东在1957年初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1950至1965年这段时期里，每逢国庆日，她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完全是礼仪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领导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她还参与接待许多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礼仪场面，但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过去一世纪内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强烈对照（当时没有一个外国总统或首相、总理认为中国是值得前往访问的国家，甚至于内阁成员也难得来中国）。当她在新的条件下同一些过去就认识的外国领导人重逢时，热情格外地高涨。如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们成了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

　　有时，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国贵宾，这使她的家乡城市平添了几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并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推断。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无疑地，她认为以下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败任何复辟企图；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残余；抗美援朝。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决中国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第二件大事是为了镇压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大小小的压迫者，他们仍在妄想恢复过去的统治，并且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外国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帮助一个邻国之外还为了排除中国受到外国侵略的威胁，这些外国侵略者不仅入侵了这个邻国，还保证要维护台湾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并威胁要从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宋庆龄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经战斗的老战士、一位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学习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乐中度过，而是在“严酷和伟大的战斗”中度过的；她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胜利。

　　第四件她认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间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的五反运动。本书作者是1951年3月应宋庆龄之邀自美国返回中国、重新在她领导下工作的，担任她刚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以后将专门叙述）的执行编辑。她在1952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刊物对于这一重大主题（指三反五反运动）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

　　更为带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确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从民族民主阶段转上社会主义阶段——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赞同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

　　1957—1958年的“大跃进”（它预示以群众为动力的高速度工业发展）和“人民公社运动”（它预示更快地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她无法理解对彭德怀元帅的处理。彭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而且最近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取得胜利。但现在他不但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还在政治上挨整。他唯一的“罪状”就是要求党的领导（通过严格的党组织渠道）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的消极面，造成许多人筋疲力尽、更加贫困。

　　概括说来，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的信念有任何动摇，这一信念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 19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她越来越多地强调这些观点、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来谈一下在这些年里她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针政策交给政府讨论和公布之前，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通常是周恩来总理）总会先去向她通报决策的内容和根据，并征询她的意见。这一作法是出于对一位始终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战斗的伙伴的尊重，尽管她不是共产党员。

　　1956年9月，她接到特别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并在大会上致词——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会上发言的非共产党人士，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只是联名向大会致送了书面祝词。

　　她首先祝贺党“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的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接着，她说：

　　“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十五年间，很大一部分人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宋庆龄本人在1957年4月——当时中国革命已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曾向当时在党的领导人中排名第二的刘少奇表示了入党的愿望（据刘的遗孀王光美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在党中央讨论了她的这一要求之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去看她，转达中央的意见。他们告诉她，“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据说，周恩来讲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

　　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党对她的尊重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她被邀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1月间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代表团成员中有邓小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

　　在莫斯科劳动人民的一次纪念大会上，她在讲话中回忆1927年对莫斯科的访问：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遗嘱和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而在今天，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次聚会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会见了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产党女领袖、笔名“热情之花” 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在回京后给本书作者的热情洋溢的信中，她着重谈了两点。一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和特点。在各国党代表团中，只有中国党代表团有非党人士参加（除宋庆龄外还有诗人、学者郭沫若和小说家茅盾）。这一点说明“中国人民在当前时期的高度声望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二是她对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热切期望：

　　“六十四个党的联合声明读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它必然会产生同第一个宣言一样的影响——激励全世界人民为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而奋斗。”

　　她这一次带回来送给本书作者的礼物是经过挑选的回忆列宁的书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还附有许多插图。

（四）人民外交

　　在这些年里，宋庆龄在公共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

　　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几个不同领域。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扩大和加强同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纽带。她积极从事于世界和平运动。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暂时大大削弱了。她还特别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她在亚洲的工作是最为突出的。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无一不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支持和配合。

　　她从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来就开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致了开幕词。

　　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会议作了对比，在上一次会议上她也担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说：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既然被迫放弃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九三三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

　　“……现在，当和平代表们莅临中国，他们受到上宾的招待。当你们走进会场（中南海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于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级的会场）时，全中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一切可能办到的方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报告和讨论都会由无线电和报纸传达出去，连最小的村庄都达到……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确实，1952年同1933年的差异真是如同白昼之于黑夜。那时，虽然从欧洲来了一些代表，但关系最为密切的亚洲国家却没有人能来。日本的代表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则为当时尚为荷属东印度的当局所阻，如此等等。现在，亚洲极大部分地区——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国家的独立——的代表都参加了，并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讲坛上发出爽朗有力的声音。

　　中苏友好是宋庆龄一直致力的事业。在两国执政党之间的联结纽带之外，她象征着由孙中山和列宁所缔造的中国反帝民主革命同苏联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整整一代的中苏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始终维护这一联系。在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在1949年成立时，她任副会长（刘少奇任会长），1954年后任会长。

　　多年以来，许许多多苏联代表团——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几乎都要去拜会她、向她致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1951年，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这项奖金的委员会派了两位著名作家— —苏联的爱伦堡和智利的聂鲁达于1951年9月到北京来授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举行的日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九·一八”纪念日——2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随着历史的迅速发展，现在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了。宋庆龄在受奖后的答词中反映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并像她惯常做的那样，既回顾又前瞻：

　　“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中国人民……曾经看见他们自己的和他们邻邦的土地不止一次被战争所蹂躏。我是以这样一个民族的一分子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他们已经尝到解放的欢欣、全国的统一，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

　　她在谈到中国人民需要并希望得到“一个长久的世界和平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之后指出，由于美国在朝鲜进行战争并迫近中国边界，和平正遇到威胁。

　　“由于我们衷心需要和平，我们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具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充分表现出……我们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刚毅坚定、力量无穷，表现出当我们领土遭受威胁时的同仇敌汽，随时抗击。”

　　她接着赞扬中苏友谊，谴责美国自以为有权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却到处遭到抵制。她指出，许多事实证明，“美国人民正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是要求和平的”，他们“急切希望朝鲜战事的结束”。

　　“斯大林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民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我们依旧可以避免这可怕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化为行动。我们必须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组织对世界和平共处的信念的广泛的赞助。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团结一致，要求用诚意的谈判来代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间的纷争，那末我们就不会有战争。”

　　她对于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是很激动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在场面很大的官式场合发表讲话时，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是非常紧张的，事后总想要通过一些随意的私下交流来轻松一下。她在这次典礼之后给本书作者妻子邱茉莉的信上说， “我当时感到有点神经质，不知所措。但当这场艰苦的历程结束、别人接着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用目光寻找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在左边那几排里，我看到了你的美丽的面庞和艾培（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容光焕发的微笑——这就足够使我完全安定下来了。”

　　这笔奖金是10万卢布。她签收后立即在汇款单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50年代后期，她两次访苏。从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苏联十月革命节和其他重要节日（包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订后的周年纪念日），她都要拍发贺电，电文在两国报纸上都广为刊载。从1949年到1965年，她还写了五十多篇文章。阐述两国友好的传统和意义。

　　她的努力使中苏友好的旗帜继续飘扬。事实上，在中苏保持友好亲密关系的时候（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以及两国漫长的边界来看，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某些紧张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当时仍使双方不快的一点是：在1949年初苏联既不赞成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最后逐出国民党，也怀疑它有无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否就应该一切听从苏联的意见或者择善而从？为了避免把宋庆龄卷入这些纷争（这种情况无益有害），所以在成立中苏友协总会时，刘少奇亲自担任了会长（他可以同苏联党政的最高层打交道），而由宋庆龄为副会长。直到60年代中苏争端公开，刘自己才把这些情况向宋作了解释。

　　1961年，当中苏关系已很紧张的时候，宋庆龄在《中国建设》和《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论文，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

　　此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日趋尖锐。矛盾的核心是中国革命者经常最敏感的老问题——要求国家之间的平等，绝不容忍外国的控制（不论是什么人）。造成这种敏感心理的历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整个斗争过程就其国际意义而言可以称之为“争取独立的百年战争”。任何人忽视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同中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但苏联政府在经过了一个以援助为主的时期之后——当时没有别人援助中国，所以中国对这种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运用多方面的压力，企图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它撤走专家和收回建设工程图纸，停止供应设备、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国偿还抗美援朝中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的费用，而志愿军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到了这时，宋庆龄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非常愤慨，特别是对于发出这些号令的赫鲁晓夫。

　　“我觉得在（中苏）关系上出现的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赫鲁晓夫肯定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老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正在写自我检讨？我不大相信，因为他不是那种会认错的人。”

　　第二年夏天，她给本书作者（刚从外地参观工厂回来）的信上说：

　　“我猜想你一定听到许多有关‘老大哥’（5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称呼）到处欺骗中国的事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会干出这种事来，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来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些事情。”

　　但即使在义愤填膺的时候，新中国——以及宋庆龄——对创建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的看法从未改变。在后来几年中，尽管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她每逢十月革命节仍要打电报给中苏友协的姐妹组织苏中友协（总部在莫斯科），表示祝贺，并且每封贺电总要提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对于苏联在航天事业上的每一个成就——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1961年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少校上天及以后的进展——她都表示祝贺，因为她认为这些成就不仅说明苏联科学技术的先进地位，也“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核武器问题上，她非常热烈地赞扬苏联1958年单方面停止大气层核试验。

　　而且，即使是在中苏政治论战日趋激烈的时期，她仍坚持要她自己的刊物《中国建设》尊重事实。这一点在其他人并不总是能做到的。例如，据本书作者回忆， 1966年第三期《中国建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自力更生：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吉林化肥厂正在建设中”。她看后指出，这不是事实，这个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

　　对苏联人民以及她所亲见亲历的他们的国家，她始终保持着热爱的感情。

　　1953年初，她在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回国途中在苏联稍作勾留。这是她在睽违多年之后重访莫斯科。1月13日、她会见斯大林——192 7年后第一次。根据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只知道斯大林说“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她表示赞赏他的这句话。表面看来，这样的谈话未免过于简章和随便。但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在为他过去怀疑过中国人民武装能否战胜美国供应的蒋介石军队，作某种补救（一个曾同斯大林谈过话的南斯拉夫人曾写道，斯大林明白地对他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错了，这在斯大林是难得有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直接同美军交锋中的表现，可能更加促使斯大林要这样说。

　　像过去一样，她在莫斯科觉得很高兴。但气氛严肃，有时甚至令人沮丧。她想去看望老朋友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但未能实现，只安排她乘车到城郊阿尔汉格尔斯克村原来加里宁那座乡间别墅的外面看了一眼。她想问清楚为什么，但刘少奇劝她不要追问了。（加里宁夫人其实是在被流放中，但当时没人告诉她。）她想送一件丝绵袄（中国人认为它又轻又软。最适合老年人穿）给斯大林，又碰了个钉子，因为斯大林的衣服尺寸是“国家机密”，苏方不能提供。

　　这是斯大林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宋庆龄写了悼念文章，有两篇是英文的，分别刊登在《人民中国》1953年3月16日一期和《中国建设》195 3年第2期（3—4月号）上。

　　1957年，她参加中共代表团再度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使她情绪高涨。

　　总之，宋庆龄始终珍视俄国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把它看成是孙中山最后的信念中的关键部分，也是新中国的根本信条之一。只有当苏联领导人的态度背离了她认为绝对必要的平等和同志关系的原则时，她才感到愤怒。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在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同苏联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只有像孙中山在遗嘱中所说那样“以平等待我”，才能保持良好。在历史上，苏联曾经是唯一一个宣布对中国平等相待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从而赢得中国革命者的友谊和信任的国家。随着复杂的历史进程，苏联开始采取超级大国的架势，表现出甚至对中国的内部发展也要发号施令的倾向，苏共则对中国党表现出家长制的态度。一方认为有权进行控制，另一方认为有权抵制外来控制，双方之间的冲突自然就会发展起来——即使双方是老朋友，并且都自认为是在奉行同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

　　宋庆龄遵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间平等关系的全面规范。“和平共处” 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作为苏联外交的目标，它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避免战争（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五项原则是这一概念的发展，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同它的亚洲邻国缅甸和印度共同制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体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政府形式如何，为保卫和巩固新获得的主权，在相互关系中保持和平、友谊和互利，五项原则为此提供了基础。后来，中国又把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关系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作为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事后看来，这是中国近代整个革命经验的总结—— 不论是孙中山的经验、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事实上是两种经验溶合的产物）。这也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宋庆龄在思想上或在行动上始终遵守的准则。抓住这一点，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她、了解她的时代。

　　如果说中苏友好是她从1924—1927年以后一直怀有的感情，她的致力于争取亚洲自由的事业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她是个亚洲人。她从孙中山那里了解到，整个亚洲都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独立和自我发展。她认识了来自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孙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日本官方鼓吹的泛亚主义不过是掩盖其企图操纵和统治亚洲国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对日本的这一野心她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但是她永远保持着纯洁的理想，希望所有国家在争取解放中互相帮助并平等相待。

　　现在，使她十分喜悦的是，她的祖国已经站起来了，不但中国本身——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解放，而且还会使那些尚在外国统治下的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得到新的鼓舞和空前有利的条件。

　　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担当着一项对她来说最为合适并且使她感到十分满意的任务，那就是作为中国同那些已获自由或正在争取自由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同它们的妇女界）之间的联系纽带。

　　新中国建立不久，她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重述了她20多年来对中国妇女一再阐明的基本观点，即：妇女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妇女和人民有着）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亚洲的妇女们曾经长期与男子并肩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反抗她们本国的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她们曾经面对过枪口、集中营的酷刑和种种可以想象的惨死。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印尼和其他各国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妇女可以引以为荣的。”

　　在这篇讲话中，她还着重讲到苏联和新中国妇女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有关亚洲的方面，其他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将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题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的文章中说：

　　“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武装群众在一切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终究会赢得胜利的。……中国如此样南与朝鲜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标志着力量的日益转移，成为对于今天的亚洲说来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事实。……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

　　这些话表达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即：亚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终于开始、并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两个星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妄想“压平”新中国，但终被志愿军击退。（朝鲜的斗争以后在中美关系部分还会谈到）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强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别是在亚洲）联系起来。（有一些西方代表团集中注意大国之间的缓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义这个有刺激性的问题，而这种观点并未受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前面提到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发表的中印、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文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

　　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及整个世界事务中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它是1955年 “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相互沟通的主要桥梁。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有的已独立、有的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聚会，共同商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过去都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来作出的。后来，它又成为不结盟运动、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最后又在中国倡导下使之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准则，也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

　　50年代初，宋庆龄对印度的感情再次开始表现出来。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批文化活动。1951年5月，她寄词祝贺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说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出：应在古代就已树立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全副的力量”。

　　十年前，她同尼赫鲁曾表示希望在两国获得自由后见面。这个愿望在1954年实现了。10月19日，已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宋庆龄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在毛泽东主席举行国宴招待尼赫鲁时，她陪同毛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她家里来共进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领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在欢迎词中说：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论中国和世界受到什么样的风暴袭击，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始终为和平呼吁。”据一位感觉敏锐的观察者说，尼赫鲁致词时的“那种声调是他在对欧洲来宾致欢迎词时从未出现过的”。

　　致答词时，宋庆龄说，“我的印度朋友曾经两次邀请我来贵国，然而英国当局两次都拒绝发签证给我。现在伟大的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才使得你们的老朋友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妇女团体）的热情欢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她说， “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

　　在回到北京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她说：在印度，同在她访问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她体会到“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这无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首次访印时所受到的欢迎一样——那次苏领导人的访问她在报告中提到了并加以赞扬。

　　“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的人士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表示非常重大的兴趣和关怀。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产不增加，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有所发展。如果生产增加的速率不能高于人口增加的速率，那就很难解决粮食问题。”

　　在这里，尽管她说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高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是正确的，她也表述了当时中国官方所持的错误观点，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

　　“一部分受帝国主义学者所说的‘人口论’的影响的印度朋友们，一向怀疑是否有办法解决因人口迅速增加而发生的经济问题。现在听到我们平均每年农业生产的增加竟能超过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听说他们准备组织考察团来我国访问，想了解我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和发展的秘诀。”

　　在更为健全的立场上，她提到了新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长期问题，即政治独立之后必须继之以经济独立：

　　“在孟买住在省长的官邸。官邸三面临海，风景美丽……我国唐朝的时候，许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国来经商都要经过这个海湾。唐宋两代，广州、泉州和阿拉伯海湾一带的国家的商业来往、非常繁盛。而现在印度的对外贸易都要靠帝国主义的船舶。他们和我们的贸易往来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发展，缺乏海上运输工具也是一个原因。帝国主义者在航业上的垄断实在是我们两国之间大规模经济交流的阻碍。”

　　她很高兴地知道在深水港维扎格巴塔——从加尔各答飞往马德拉斯时曾途经此地——印度的造船业将要开始发展。

　　以后，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并在西藏边境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在中印关系史上、在宋庆龄对印度人民的情谊上，这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两国共同的历史经历以及在和平发展中的基本利益。在这里，关键是信守两国所首先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受到十分；隆重的礼遇和热情的欢迎。年初，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前往缅甸。在缅期间，她再次强调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仰光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她指出，“这一切（指上述二事）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不安”，他们虽然已经不再处于直接统治的地位，但仍然企图支配我们，并“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为了挫败这种阴谋，亚洲人应该团结一致，维护独立，并发展经济和掌握科学，以加强民族独立。

　　但仅仅经济和科技是不够的，还要提高认识。在缅甸独立日后两天（1月6日）举行的、由吴努总理主持的大会上，她在演说中指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同世界和平的关系”。只有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力量才能阻挡侵略者。她在曼德勒演说时以会场附近故宫旧址的一段缅甸的史实作例子。缅甸最后一位国王思宝的王宫在英国人占领缅甸时被英军用作总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入侵，又成了日军总部；日本投降，缅甸人收复了这所王宫，却又遭到卷土重来的英军的轰炸，变成一片废墟。

　　在巴基斯坦，她强调不但应该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她显然是指印度——也应如此。

　　正是这些希望亚洲人捐弃前嫌、并肩屹立的号召极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唾沫飞溅的评论可作一例：

　　“现已六十一岁的孙夫人是一个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处兜售红色中国的共产党路线的贩子……赤色份子的战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脱离西方阵营……”

　　仅仅几年前，同是这本喜欢滥用形容词的周刊，还在令人作呕地称颂她：“小个子、有精神、坚贞不屈的孙夫人……是中国的民主良心”，“文雅的孙夫人…… 为她已故伟大丈夫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纲领仗义执言”，如此等等。

　　（她的已故伟大丈夫的学说毫无疑问是主张民主的，但丝毫不是自由主义的。无论在社会方面或民族方面，它都是革命性的。在转向同苏联结盟之前很久，他已经作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保护资本主义的，宋庆龄的观点不是背离了、而是继承了他的学说。）

　　在巴基斯坦，如同在缅甸一样，她宣扬的不止是现代化。她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达卡当时是东巴基斯坦首府、现为孟加拉国首都。）她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在讲话中着重提出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我说，人类的进步是愈来愈快的，这固然是由于文化的积累，可是也由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程度不断的提高。广大人民一旦有了这种认识，就发生伟大的力量。历史证明凡是觉悟了的人民都曾推翻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了自己国家的独立。”

　　从这里，人们似乎听到了孙中山“知难行易”和马克思“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名言。

　　在访问巴基斯坦半年之后，宋庆龄又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她在讲话中说， “在你们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心常常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之间友谊的增长和我们的合作的扩大，对于必将属于我们的最后的和必然的胜利，是重要的。”她敦促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这个群岛的千百万中国人同侨居国建立坚实的联系。

　　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国宴上的讲话中说，他年轻时曾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把它译成印度尼西亚文。正是这部书鼓舞他去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他说，孙中山早就高举的旗帜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所有的亚洲人。他同尼赫鲁一样，对于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的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这样一种情绪的象征就是万隆——1955年4月，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城市，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举行国际会议，表现出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在访问这座城市时，宋庆龄说， “历史上还很少有一个城市……曾象万隆一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心。”她还代表周恩来总理——他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向万隆人民致意，这也反映出她同周恩来在思想上的谐调一致。

　　在印度尼西亚，她强调了本国国内和泛亚团结的重要性。她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把所有为民族自由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她是在鼓励在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刚露端倪的联合能发展起来。印尼右翼势力是反对这一联合的并不久就加以破坏。

　　这些年，越南还在为民族解放而无比英勇地奋斗。宋庆龄虽不能前去访问，但以极大的同情关心着斗争的发展。1955年7月，她在北京寓所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这是在越南奠边府大捷之后不久，这次在中国支援下进行的战役重创法国殖民军，使越南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她同“胡伯伯”的关系很老了。在本书第十三章中已经提到，二十年前，当这位越南革命领袖（当时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上海时，她曾帮助他脱出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接上了同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最后要叙述的是她对日本——一度以东亚征服者自居的日本的态度。宋庆龄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她对日本人民的友情则从未中断。在两国争斗方酣的时候，她对日本战俘发表过热情的讲话，还帮助日本进步分子同中国的抗战力量携手共进。

　　现在，在人民共和国，她对重振旗鼓的日本民主力量及其反对日本反动势力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庇护下复活的斗争，表示极大同情。

　　在1950—1951年，她大力声援在“松川事件”中无辜被捕的工人，并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身份捐赠一万美元给这些无辜者和他们的家属。

　　1951年2月19日，她还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及“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反对美国片面对日缔和及武装日本（这是同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密切联系的）。她指出，中日两国有着千百年和平交往的传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使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因此，两国人民应该竭尽全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再度为患。这是对整个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益的。

　　在以后那些年里，她会见了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特别是那些为了同新中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而努力的人士，其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在孙宋联姻后也是宋庆龄的）老友宫崎和梅屋两家的亲属。

　　在1954年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她对中日关系既有忧虑，也有希望。她对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上危险的备战道路，表示忧虑”，但相信日本人民“能从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走上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她表示，中国人民愿意“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和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

　　1966年，在北京庆祝孙中山诞辰百周年时，她邀请日中友协会长宫崎世民（本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宫崎寅藏之子）和西园寺公一（一位进步的日本贵族，在北京居住）到家中作客。中国革命在日本各阶层中一直得到友谊的支持，这一传统仍然得到保持并在后来结出新的果实。

　　在那些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

　　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转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进入了这场冲突。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中，宋庆龄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选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作进行细菌战的试验（一些装着带菌昆虫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国境内）：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进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下了传染病菌，目的在于毁灭……谷物和牲畜。

　　“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对那些即使在物证面前仍然怀疑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读者，她引用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有关人士的话来加以证实。如美国陆军化学战争服务处的爱尔登·H·威脱将军就说过，“我相信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话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上）。又如，美国陆军参谋学校的《军事评论》杂志在1950年4月的一期上写着，“应当培养和准备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话，要使那些传染到的人都得病”。又如美国的《科学新闻报》在1950年7月 8日一期上写道，“假如朝鲜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试用细菌作战了。”

　　她进一步问道，“纳粹和前日本军队的细菌战犯究竟在美国实验室内干着什么？” 人们是不是忘记了美国和日本都从未在禁止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战的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其他大国政府都已签字）

　　宋庆龄不只是谴责。她还提出，细菌战和化学战应该连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西欧各国、德国和日本人民）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应该为此而努力。

　　但是，也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正猛烈厮杀的时候，她仍试图保持同美国人民联系的纽带并建立联系的桥梁。

　　1952年亚太和会的筹备工作在北京进行时，她对美国人民热情地呼吁，希望他们参加：

　　“我们诚恳地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派遣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美国人民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成员，他们热切地关心我们所决定的问题；他们也确实能够作出贡献。会议将使他们有机会了解世界的这个地区在想些什么。已经有人用他们的名义做出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也应该了解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他们和进行这些行为的真正罪犯截然分开的……

　　“我们要向他们保证，我们或任何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都不会威胁他们或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美国人民知道，我们各国人民有许多理由应该合作……

　　“我们这些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人民要和美国人民一道来答复这个问题：‘在朝鲜、越南和马来亚进行战争、订立把别的国家当做殖民地的片面条约、重整军备、限制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一切究竟使谁发了财？’……

　　“换言之，我们和他们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一小撮靠战争发财的恶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美国人民看做一个盟友，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缔造和平……”

　　这段时期，在她的中国福利会任职的美国人谭宁邦和西尔维亚·坎贝尔继续照常工作。1952年，她还克服了许多困难，把老友耿丽淑从纽约请回上海，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后，词以前一样，她急切地盼望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抗战前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的老同事）能够回到中国来。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他们的信显示出她在新中国政府中的高位并没有使她对老友们的友情冷淡下来，尽管由于朝鲜战争他们之间的通信曾一度中断。她在信中写道：“我看只要存在紧张局势，情况就会总是这样捉摸不定。老哈利①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根源。不管怎样，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②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她像通常那样在信里谈到了一些旧友们的近况，还谈到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她希望格兰尼奇夫妇能参加这个工作，但始终未能实现。

　　②苏西是宋庆龄青年时用过、后来对老朋友们仍用的名字。——译者

　　在这封及以后的信里，她还谈到了一些有关她自己生活的琐事。有一次，她说，由于眼病，医生禁止她在一个月内看书写字。“但你知道，当人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工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时，这是多么难以做到！”

　　当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医生那里看完病之后，她满怀深情地给格雷斯写信： “……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昵称）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幢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我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指她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警卫员）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来这里渡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

　　她以无比自傲告诉格兰尼奇夫妇，中国福利会为上海劳动妇女和儿童的服务工作已有很大发展：

　　“你们如果能来访问我们的中国福利会所属的一些单位，一定会感到很愉快。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和妇幼保健院——工厂女工在怀孕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指导和照顾。我们的工作在进步。外国访问者在参观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几位英国客人说，在英格兰也没有这样好的托儿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去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会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

　　在1955—1956年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前，她给格雷斯写信道：

　　“我得准备一大堆服装……我非常讨厌，因为我对穿着已经毫无兴趣。过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体已经全方位地膨胀起来……想到要穿‘紧身衣’真让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能就这样穿着制服去！”

　　很显然，她喜欢解放初期在衣着方面那种朴素的风气。但她一直未能见到格兰尼奇夫妇，直至1970年（其中情况将在下一章叙述）。

　　对于那些从中国回去后受到麦卡锡主义①迫害的美国友人，她尽力给以帮助。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进步青年，40年代在美国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时认识了宋庆龄。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曾短期派驻延安，发回的报告被赫尔利大使认为过分说延安的好话，因此被遣国美国。他在夏威夷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并出版友翼报纸《火奴鲁鲁纪事报》。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审。宋庆龄把一件传家宝——她母亲的一套锦缎绣花结婚礼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以便变卖后得款进行诉讼（有吉的亲属没有变卖而是留作宝贵的纪念，并在1981年10月送还中国）。

　　①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50年代初因骇人听闻地而又未经证实地指控共产党在高级政府机构中进行颠覆活动而横行一时，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他的不适当行为，从而结束了麦卡锡主义时代。——译者

　　她积极支援为约翰·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以及他们的同事舒子章辩护的活动。鲍威尔从他父亲手里接办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西尔维亚（娘家姓坎贝尔）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舒子章曾经当过兵，学过中文，40年代后期作为记者回到中国工作。按美国官方侦查用语来说，这三个人都不属于“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对国民党感到厌恶，因此对中国的革命表示欢迎。他们的《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1953年他们返回美国之前。

　　回到美国，他们被控煽动罪，因为《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反对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发表在朝美国战俘的消息（战俘们的家属赞赏他们这么做，但华盛顿不喜欢），并且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而对这一切他们三人要负责任。人们应该会想到，他们返回美国（鲍威尔夫妇还把年幼的孩子们也都带回去了）就是以证明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在当时美国的政治空气中，这根本没人理会。而对他们提出控诉是在他们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暗示——如果他们“合作”，把美国进步人士名单提供出来，就可以消灾免祸——之后。很可能，中央情报局还对他们假惺惺表示同情呢。

　　宋庆龄获悉他们的处境后曾说，她警告过鲍威尔夫妇，如果他们这时候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称赞西尔维亚是“一个聪明的姑娘，还是一个勇敢的姑娘”，希望他们夫妇“能很快摆脱这群跟在他们脚边狂吠的恶狗”。她还说，她下次遇到周恩来时将请他支持任何帮助这些中国的朋友的可行措施。

　　当起诉这几位美国年轻人的检察官把她的名字也拉扯进案件时，她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撰文严正斥责。她在文中写道：

　　“……在最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一次关于约·威·鲍威尔夫妇——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有过长时期关系的受人尊敬的美国记者——的意见听取会上，参议员真纳认为……凡是多年来和我或我的工作有过联系的美国人——这样的人有好多——无论怎样都是他们国家的卖国贼……

　　“凡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有幸在不同时期领导过的那些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可能同我们一起，在我们历史上的危难时期……对中国人民提供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这项工作也成为各国人民在彼此有权铸造其本身命运的基础之上的友谊的象征。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赞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种观点的美国人……后来，在当时帮助我们的工作的一些美国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够指令中国接受怎样的政府统治，因此，我们就分手了。另外一些人因为在美国受到了压力而离开了。有些继续根据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能够而且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相处的信念行事的人……都受到只能称为恶毒的迫害的遭遇。

　　“各地人士将认识到鲍威尔夫妇的案件是这种迫害的显著的例子。鲍威尔夫妇在中国出版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国杂志赞成上述的意见，他们并不害怕在回国后把这种意见在本国同胞之间传布。鲍威尔先生正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他的夫人因受到公开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们的几个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牵累……

　　“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国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覆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美国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国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爱好自由的美国人也是持有这种见解的。

　　“在中国，主张国际间保持良好关系和和平共处，即‘自己活也让人家活’这一颠扑不破的原则，已经认为是同起而维护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排各种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同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我国的大多数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被淹没，像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气曾一度被淹没那样。”

　　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组成了一个“鲍威尔一舒子章后援会”，由耿丽淑任秘书，成员中有中国人、美国人及当时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大多是同鲍威尔夫妇相识或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系的人。后援会成功地使这三个被告所聘请的“公民自由事务”律师威林来到中国——这次旅行本身便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一般不许持美国护照的人到中国旅行。中国提出愿为证人去美国加州法院作证，为被告辩护，证明被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内容属实——特别是在细菌战问题上，因为许多人是在现场目击的。但要这样做，必须由美国同中国根据国际惯例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当时的美国政府甚至拒绝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故对此不作回答。辩护律师于是申诉，被告团召唤为他们作证的证人受阻，被剥夺了得到公正审讯的权利。这可能成为这个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后终被放弃的主要理由。

（五）家常聚会

　　不论在北京或在上海寓所，宋庆龄都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还常常是用自己家里做的菜。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级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人这方面，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

　　她在家中招待过的中国客人中有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情况许可，她会同时请一批人来。如1963年保卫中国同盟（她所钟爱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成立25周年时，她就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样，是国家副主席）、陈毅和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国红军最早的军医之一傅连障大夫。她请这些人并不只是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有的同保盟有关系、有的接受过保盟在战时的援助（通过辖区内的国际和平医院）。

　　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胡志明（越南）、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尼赫鲁（印度）、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和恩克鲁玛（加纳）。

　　其他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声望卓著的贵宾中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和思想进步的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

　　在非官方的来访者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用不同的办法（包括改变国籍）绕过了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来华旅行的规定。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美国黑人— —年逾九旬的杰出学者和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他为了抗议美国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后在英国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务专家著称的克劳迪娅·琼斯；黑人斗士罗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贝尔。宋庆龄在会见这些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 ·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她写道，“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她为此感到高兴。这套唱片有中国合唱队的伴唱，由中国救亡歌咏活动的创始人之一刘良模指挥，他当时正在美国。保罗·罗伯逊的这一套、还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听的。

　　她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换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作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交流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这在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奇怪，因为现在美国坚持，世界各地不管愿不愿意，对美国记者都应该敞开大门。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中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关于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为陈赓治伤及在陈被捕后亲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进行营救的经过在第十三章中已有叙述）。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马海德和本书作者及他们的妻子），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为小一点的孩子，她在复活节时请他们到家里来“找彩蛋”、在其他节日则请他们来玩别的游戏——这些游戏都是她自己小时玩过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节日和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会邀请各种级别的同事们来聚一聚——有时并非节日或周年纪念日，她只是觉得想见见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她邀请《中国建设》英文版的中外同事们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还请了周恩来总理，他轻车简从地来到，还同女士们跳了舞。

　　在有客人来共餐时，她总是自己订菜单，有时还自己下厨，特别是为一些她知道他们口味的朋友。她请外国人尝中国菜时，如果客人们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菜，她就解释给他们听，如“杏仁豆腐”、“杏仁茶”等等。有时应客人的要求，把菜谱及制作方法写出来送给客人。一般情况下，她是不受礼物的——但食谱是例外。如果所请的外国女客人带来自己家里做的点心或蜜饯、腌菜之类，她会请她们把做法告诉她，日后她就找时间卷起袖子到厨房里去试试。

　　在餐桌上，遇到上一些待别的菜，她会谈起孙中山作为一名医生对营养的注意。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曾写道，烹饪不止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和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他曾说，“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宋庆龄说，孙中山热心宣传植物蛋白（如豆腐）对人体健康的好处，要是在今天，他就时髦了。

　　在50年代中期，有一次她到处寻找英文的中国菜谱，要送给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去试做，因为这位夫人很爱做家事。邱茉莉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宋庆龄特地写信道谢：

　　“从心底里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这些难得的食谱。相信‘阿里大妈’收到后会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他们在中国访问时始终没有找到，而他们夫妇都喜欢中国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在印度尼西亚被人们称作‘阿里伯伯’和‘阿里大妈’，因为人民热爱他们——当然，玛斯友米党人除外。”

（六）她的刊物《中国建设》

　　《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在她的指导下发展，多年来她亲自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它的创办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敦促下实现的，周总理认为人民共和国应该使宋庆龄的声音在国际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国外读者卓有成效地宣传中国革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就先后办过《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更早一些时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汉办《人民论坛报》。至于她自己的写作，那就开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欢呼辛亥革命胜利的那篇作品。

　　《中国建设》在1952年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的双月刊，编辑部只有6位工作人员（其中3人以前曾参加过来领导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每期发行量不过几千册。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它已发展成有五种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一百人，每期总发行量约20万册。杂志的性格是从一开始就很鲜明的：它有明确的宗旨并以慎重的求实的态度报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内容则以人民的生活为主。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有过一些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直保持这些特性的。

　　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中，杂志编辑部也同社会上一样，头脑发热，但正如前面已叙述过的那样，宋庆龄及时提出了警告，告诫不要吹嘘、更不要不顾事实地瞎说。当时国内盛行浮夸风，她在看了一篇文章的初稿后批评说：

　　“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应该说明……虽然我们已有很大进展，但目前还不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过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同美、苏的对抗加剧，杂志受到了压力，要它“在政治上更加鲜明。”宋庆龄认为杂志的立场应该明确，但同时应保持原有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在所有那些为反动派及机会主义者继续攻击我们的事情上，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同时要努力向各国人民传达我们需要同他们发展友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种温和态度来处理这一事情，……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把事实报道出去，把各国之间友好的真正基础保持下去。我想我们刊物一直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应继续这样做。……”

　　周恩来总理完全同意宋庆龄的这一意见，通过办公室主任齐燕铭转告《中国建设》编委会负责人唐明照：“《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不要‘政治化’过多，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

　　在60年代初期，外交部长陈毅曾赞许《中国建设》保持“稳定”，既不偏右，也不极左。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句话成了批判他的材料之一，因为 “稳定”被认为至少是无原则的骑墙态度。

　　关于宋庆龄自己为《中国建设》写的稿子，她总是非常谦虚。她听到有人说她的文章连一个逗号都不许编辑们改动，非常生气，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她习惯于征求别人对她的文章的意见，并且一般地总是接受别人的意见。有一次她特地给编辑写信，称赞编辑部对她的文章的某些部分“改得确实好……现在读起来好多了”。当编辑部给她寄稿费去时，她都不收。1958年11月间，她专门写信嘱咐编辑部：“不要给我寄稿费来”。

　　从1952年到1966年，她共为《中国建设》撰写了24篇专文，为其他报刊写的文章就为数更多了。

　　《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是她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作的。她在文章中回顾了《中国建设》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历史。她写道，当时中国人民正进行“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反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正在为民族的复兴开辟道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文明”，而中国国民党则“妄图实现其摧毁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梦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则采取消极态度”。 “这就是那些年代里中国局势的真实情况”，她继续写道，“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向世界各国透露的，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 在这种情况下，保卫中国同盟……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建设新的生活。斗争依然是艰巨的；……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繁荣富强的未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正在成为现实”。

　　正是这一真实情况，《中国建设》要承担起宣传和保卫的责任，反对国内或海外任何企图加以抹杀或逆转的尝试。同时，它“坚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对那些业已取得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给以完全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一本刊物，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位参加创办工作的老人回忆道—— “却不能获准在美国发行。美国政府把《中国建设》列入不准进口的出版物之列，并训令邮局和海关官员，该刊一经发现，即予销毁。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局还规定，任何订阅或购买《中国建设》的人，均须进行登记。”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应毛泽东之邀访华、中美关系有了突破之后，《中国建设》才能正常地进入美国。

　　宋庆龄关于新闻工作的观点——好的新闻工作应该既有真理性、又有战斗性— —在1959年她给老朋友、老记者文森特·希恩的夫人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

　　“……关于报道中国的问题……像报道任何事物一样，这是（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不是任何事情都黑白分明——这是确实的。但在观察中……在概括时，人们必须有一种选择。”

　　换句话说，必须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她引用中国当代伟大作家、她的战友鲁迅作为范例。在他的晚年，尽管他有文学的天才，他的作品只能在当时受迫害的左翼圈子里出版和流传，因为他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丝毫的修正和妥协——如果他愿意，本来他是大可以这样做的。

　　“……有时有人以为对若干不同观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是为读者着想，实际上却只能使读者思想混乱。”

　　宋庆龄说，她有一个西方的作家朋友，大概为了想使她能顺利地获得更多的读者，“把我描写成一个基督教徒一改良主义者，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这）对我或对中国都既不忠实、也非友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妥协态度会将人引向何处。”她在信中还对另一位作家朋友表示担心，怕这个朋友“骑在墙上下不来了”。

　　她自己“不是骑墙派”，这是她在另外地方公开宣布过的。她也不喜欢她的朋友采取这种态度。这不是狭隘——没有人比她更善于在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们之间寻找哪怕是最微小的共同点。但在她看来，绝不应为了一时的相安无事而把基本的现实情况掩饰起来。从长远说来，即使为了广泛的团结，把话说清楚也要比含糊其辞好得多。

　　“现代收集和传布新闻的设备有了高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也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浩如烟海的新闻，而不致给埋在里面，忽略了以前的一切……人类坚持不懈地谋求一个没有苦难的社会和世界……但是人类的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它趑趄、停顿，甚至挫折……不过，人类的发展遵循着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从低级的形式前进到高级的形式，从剥削制度前进到没有剥削的制度……既有真的新闻，也有所谓的新闻；既有真的历史，也有所谓的历史……真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在你发现那揭橥、保卫和促进人类事业的地方。”

（七）维护妇女权益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宋庆龄继续深切关怀中国妇女问题。在人民胜利前的几十年中，她唤起中国妇女首先致力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作为妇女解放的前奏。现在，她号召中国妇女参加国家的经济和文化重建工作，同时要巩固和保卫她们的平等地位——男女平等现在虽已载入法律，但仍有待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具体实现。

　　对于亚洲那些尚未赢得民族独立或完全独立的地方的妇女，她仍然强调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首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不过两个月就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她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当前亚洲……妇女……有着共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妇女在社会上及政治上都沦落到奴隶的地步……竭力把妇女锁在家庭工作的牢笼里，把妇女看做不配学习或工作的下等人——典型的封建与法西斯方式就是这样。”

　　她接着高兴地指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第六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后面，她又高度赞扬了十月革命使苏联妇女地位大大提高并推动全世界的妇女运动。

　　她对亚洲各国独立斗争中妇女所担当的英雄的角色极为钦敬，这一点在本章前一部分已经提到。一旦赢得了独立，亚洲妇女除参与国家发展的总任务外，仍然应该为妇女本身的利益而努力，如：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母亲对儿女的权利，儿童保育设施的建设，同工同酬，分娩假期工资照付，禁用童工，所有儿童均受免费义务教育，设置妇女高等教育基金。

　　她提出，“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完全新的‘家庭’观念。”她引用马克思的话说： “……近代工业……给予妇女……在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地位，并且造成一个新的经济基础，一个能产生更高的家庭方式及两性关系的经济基础。”

　　她指出，“首先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我们妇女的政治水平”。只有这样，妇女才 “能懂得基本的胜利以及我们的胜利的必然性……为了要获得这些胜利，我们必须采取怎样的方法。……就能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

　　“第二……我‘门必须为促成我们国家的工业化而参加有关各方面的工作。…… 第三……必须积极参加（在生产工作与政治活动）这些方面起领导作用的团体的工作……例如工会，也可以参加妇联或农民运动组织等。”

　　她说，“亚洲的妇女知识分子将是我们人民进步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她们的作用的大小决定于她们与群众接近的程度……因为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解放全亚洲。”

　　她又进一步指出：“妇女也可能在取得平等权上有某些进展。但是除非男子完全理解，而且坚持男女平等，否则这一切都会落空。我们妇女有事实证明，许多男子在其他事情上是进步的，甚至愿意为人民的事业冒生命的危险，但却固执他们对妇女的旧思想。”她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在妇女群众中间的政治工作包括用相当大的努力来教育男子，我们必须在党内及群众中间彻底铲除这种陈旧的当家长和主人的观念。”

　　50年代中期她在对亚洲国家的国事访问中，除了参加政府高层和对华友好团体的招待会之外，总要同当地的姐妹们相聚。在印度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她应邀出席了当地主要妇女组织的联合招待会，还分别出席了国会女议员和西孟加拉省女议员的招待会。她很高兴地会见了卡玛拉德维·查多帕提亚——这位印度妇女1939年曾在香港访问过宋庆龄，英国警察当时为此盯她的梢，现在在独立的印度，她担任了国家手工业局局长。宋庆龄是生产合作社的倡导者，又是编织的业余爱好者，所以对手工业是很感兴趣的。

　　总的说来，宋庆龄在对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国事访问中，极大地有助于把妇女导入亚洲国际事务的范畴。在加尔各答，她提到妇女的潜在力量 ——中国和印度当时共有5亿妇女。她每到一处都强调妇女对本国和整个亚洲的重要性。在缅甸，她由缅甸已故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夫人陪同访问各地。当这两位本国革命先驱者的遗孀一再并肩出现在群众中时，人们情绪激动万分。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及以后在斯里兰卡（当时的总理是班达拉奈克夫人），妇女问题也总是她注意的重点。她在各地都要去看看为妇婴服务的一些设施，并把妇女事业同和平事业联系起来。

　　“我们要尽力使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使我们相互间的了解和尊重更加牢固，因为友好关系对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任何战争，妇女总是最先和最沉重的受害者……如果在保卫妇女儿童的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妇女应站在阻止原子战争的最前线。”

　　即使是在非常官式的访问中，她也从不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同中国福利会有关的事情。她常常抽出时间去考察一些同中福会设施类似的项目，学习人家的经验。对中国本国妇女，她的关心是多方面的，包括她们的健康、福利以及在政治、社会和教育上的进步。

　　在保健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她十分重视中福会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扩充和改善。所需费用一是来源于政府的补助，另外就是前面已提到的她所得的1951 年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来保健院的新院舍就是用这笔钱兴建的。保健院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现在不仅是一所医疗机构，并已成为全国妇产科实验研究中心。

　　在那几年里，她为中国妇女写的文章主要有两个主题。那时新中国刚建立，仍处于再受侵略的威胁之下，所以强调要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并力求排除外来侵略威胁。她在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就指出了这两个方面：“团结起来，以整个的妇女力量，对内提早完成土改，加紧经济建设；对外摧毁帝国主义阴谋，巩固世界和平阵营。”

　　完成土改对中国妇女（同整个人口分布一样，她们有五分之四是农民）有特殊的意义。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男女平等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人权之一。土改在实现男女平等中起根本的作用，因为依法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和财物是按人分配的，不分性别。中国的农村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耕地、牲畜和农具——当时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合法主人，并且几乎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的半数。

　　到了1953年，外部危险已经减轻，内战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坏已大部恢复，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她讲话的重点有些变化。

　　在这一年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中，她指出“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男尊女卑的观点根深蒂固，需要反复不断地教育来改正，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妇女如果不参加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作，她们的解放以及整个国家的前进都会受到影响。妇女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必须提供更多的妇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妇女的解放越是彻底，国家的力量就越是强大。

　　宋庆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观点是在长期斗争中、在失败和胜利中成熟起来的，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她持一种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观点，并认为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妇女。后来这些年中，她强调妇女解放有赖于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现在，她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赖于妇女的进步。 1927年在革命的武汉她曾经有过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心理，以为发布一些宣言和法令就可以万事大吉。现在她已大不相同了。她看到，即使在取得经历了长期斗争的 1949年的胜利之后、在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奠定了发展基础之后，仍然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但有一点她没有改变，那就是她对已经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自傲、对长远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

　　在这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同何香凝一起被推选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标志着这两位国民领袖和妇女革命运动旗手自20年代以来的亲密战友情谊。

　　1953年底，她重访武汉，并为九女墩题诗。九女墩在武昌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传说埋葬着太平军的九位女战士。这是她一生所作有数的几首诗之一，诗中充满了激情和浓重的历史感——中国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首诗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是对革命、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厚关切的表白：

　　为了所有的人民。” 这首诗由何香凝亲笔书写后刻在石碑上。

　　在新中国，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询问妇女的状况。她曾用两天时间访问上海一家棉纺厂和女工家庭，她询问了女工们在生活、保健、婚姻、育儿、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到各地农村视察时，她就了解农村妇女的情况。

　　1957年9月，她在对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致词时说，“无论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在行政和文教事业方面，妇女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而在持家和教养子女方面，妇女的劳动尤其可敬可贵。”在这里毫无某些人所主张的那种要妇女 “回到家庭中去”的意思。她像一贯所做的那样，要求妇女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部门参加工作。她提倡为妇女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节约劳动的工具，以使妇女既在社会上做好工作，又成为称职的母亲。

　　1960年2月，她在为国际妇女节50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一周年纪念有着普遍的意义，因为男女不平等以及要求消除这一不平等的斗争仍在广泛进行。她指出，妇女的彻底解放，“同社会主义的建立有直接关系”，“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才为妇女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完全不受障碍的前景。”

　　在另一篇致全国姐妹的贺词中，她号召妇女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她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敬是与日俱增的，但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她从来不认为它们可以代替其他的知识——这种极度简单化的观点当时在中国已开始立足。她仍像过去那样号召妇女“积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除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她们还应加强同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并为维护妇女权利和儿童的幸福而贡献力量。

　　1958年后，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建立起来。她在访问一个成立较早的公社时，在公共食堂用餐，在地里参加摘棉竞赛，特别找女社员谈心，询问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包括给喂乳母亲的供应），还参观了托儿所和幼儿园。

（八）“儿童是我们的未来”

　　在宋庆龄的思想里，儿童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她看来，儿童代表着人类的整个未来。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些事可以等一等，但儿童工作不能等。”

　　1950年3月，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5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主办的《儿童时代》创刊，她为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过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许多小朋友……在悲惨的黑暗的环境中流浪与挣扎。现在……太阳光已照耀到每个人身上……使小朋友们自由地、活泼地创造新的时代。《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

　　同年6月1日，为庆祝国际儿童节——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已把它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她在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谈到了新的国家：“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

　　1952年4月，为庆祝保卫儿童的一次国际性会议在维也纳召开，她撰写了《保卫儿童》一文，文中指出，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正在受到战争的威胁或已经遭到战争的浩劫，必须通过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使孩子们得到安全。

　　这一年，她被推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她发表了《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强调指出，“关心儿童身心的进步”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一个原则”，要“不断增加花在广大儿童身上的经费和精力”。她说，“父母必须提供充满了爱、有原则和有意义的家庭，因为家庭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个基本单位。”她要求每一位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担负起这一庄严的责任，即：“教养我们的未来的公民，使他们诚实、勇敢、爱工作、爱祖国、爱同胞，并且有同志般的友爱精神，……成为具有高贵品质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1956年的儿童节，她发表了《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一文，文中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各种条件……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就正确地形成观念、行为和性格的基础。教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并且让他们获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

　　这一年，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后命名为儿童艺术剧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演获奖，她十分高兴，约请全体演员和团长、剧作者任德耀到寓所吃饺子，并勉励大家“不要满足，要搞得更好”。这个剧团每次到首都来演出，她总是十分关心他们。1952年9月，她亲自带他们乘火车从上海到北京，路上发现这些上海生长的女孩穿的短裙不适合北京的气候，到京后立即买了厚厚的长统袜给她们穿。

　　1958年，她在中福会的《儿童时代》——这时已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儿童刊物 ——上为庆祝儿童节题词：“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这幸福是你们的长辈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你们绝不能满足于享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 她又发表了《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谈几句话》一文，指出，“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们是通过大人的榜样进行学习的……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建设者，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从1957—1958年直到她晚年，她对儿童和其他人们讲话或著文时总是不仅强调社会主义，还要提出共产主义这个更高的奋斗目标。

　　大约也是从1957—1958年开始，她每到春节总是要同一群孩子一起过节。

　　在为《我们是怎样培育祖国花朵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保教工作经验》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她指出：幼儿教育工作是“培育祖国的花朵”，“也是解放劳动力，使做父母的从抚育子女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事业”，“是一个光荣的工作岗位……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

　　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在《儿童时代》发表了《写给孩子们》一文，文中说：

　　“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到了你们。因为你们这些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差不多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你们的记忆差不多是和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开始的。……要继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 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担当今后的建设任务……要锻炼身体，要讲卫生……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从那时以来，她常把中国儿童称为“党的儿女”。她的1961年儿童节专文的题目就是《孩子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文中引述了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的题词 “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接着说：

　　“这个主人的身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才得到的，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从小学习做革命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生的精力……不但要改造社会，还要改造自然，征服宇宙。……在进行革命战争时，不能赤手空拳上阵，必须拿起武器来，在建设中同样也必须拿起武器来。什么是建设中的武器呢？就是劳动的本领，就是知识。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革命长辈的优秀品质…… 从小树立集体主义精神……维护公共利益……还要树立艰苦奋斗、勤劳朴素的作风。”

　　她在1964年儿童节专文中号召创作和出版更多优良的儿童读物，“更好地培养他们成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壮的新的一代。…… 教师和家长都要重视儿童阅读的指导。”

　　她在1954年6月曾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的儿童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授奖大会上为27位作家颁奖。她逝世后，这一全国性的奖项恰当地被冠以“宋庆龄” 的名字。

（九）在国内各地访问

　　建国后她在国内各地的访问，有的前已述及。这里再补充一些没有谈到的访问和她的观感。

　　1955年2月，她第二次去东北——这次是去旅顺和大连。她在私人通讯中对大连的工业发展虽表示满意但也有所保留：“大连确实是个工业城市，白天街上看不到什么人，铺子里卖的全是工人要用的东西，没有装饰品之类……即使是当地大量出产的苹果也全部用于出口。”

　　他这次旅大之行同苏军撤退有关。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兵东北，日本投降后仍留驻旅大，至1954年中苏双方协议由苏军将大连港和旅顺海军基地完全地、无条件地交还中国政府管理。

　　在这一年冬，她在另外一封私人信件中谈了她对昆明的印象。那些年她出访南亚及东南亚国家曾多次途经昆明。在这封信里，她写道：

　　“对昆明极为失望，人们看去毫无表情，城里到处坑坑洼洼，卫生很差。”

　　但她对存在的问题总是抱着向前看的态度。她特别称赞在这西南边睡发展热带作物、努力提高人民生活和教育水平并重视境内20多个少数民族的共同进步。（事实上，昆明很快发展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业部门，虽然就整个省份来说前进的步伐不是很快，比其他一些省份要贫困些，这是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她经常来往，有时一年要走几次，所以她能随时对两地的变化进行比较。在上海，她同劳动人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不但常到市区和郊区视察，还通过中福会的各种项目同他们接触，因为这些项目都是为上海人民服务的。

（十）面对疾病

　　1949年，她56岁；到1966年，她已74岁了。在这段时期里，她一直是带着新老病痛坚持工作的。她的神经性皮炎尊麻疹发作得越来越厉害，发病时很痛苦——这是宋家人都患的一种病。她有许多过敏性反应。她的眼睛和关节都不好。关节不好使她走路不便，体重却又增加，因此很容易摔跤，有时严重摔伤。对这些折磨，她的反应是不耐烦和自嘲——像她给友人信里常表现的那样：

　　“北京对我的身体不大相宜……胃有点毛病，也许得在床上躺两星期……手指头在脱皮，很痛苦。”

　　“上海的天气对于克服我的反动派敌人——风湿病正在产生良好的作用”。

　　1954年，在摔了一次之后：“骨头算是接好了，但左脚跛了……很气人。眼睛也不好，结膜炎。”

　　1958年的一封信里说：“过去三个月，我被神经性皮炎弄得动弹不了，全身都有，白天黑夜都痒得难受，所以我的时间都用来在身上涂……那些不管用的药。”

　　稍晚一些时候。“……现在觉得好些了，虽然冠状动脉有点问题、关节炎也总好不了——年龄所赐，我的老天爷！”

　　1961年：“……因为关节炎和胃病在上海躺了八个月……我刚能走……就在浴室里又出了事。摔倒了，头撞在浴缸上。”

　　1964年，在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后写的一封信上说：“在科伦坡有许多花对我这样身体虚弱的人会产生过敏性反应。我的两只眼睛变得红肿起来。你在新闻影片上也许会注意，我在讲话时，脖子变得越来越粗。这是由某些过敏性反应所引起的浮肿。你以后去热带国家访问时一定要小心避开那里的花和植物。”

　　1965年的一封信上说：“……在一位牙科医生那里得到一种痛苦的经验。这位医生的技术水平无法同他的政治觉悟相比。我由此认识到，又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又有很好的技术，这是何等重要。”这一带有讽刺性的说法是同她的总的看法一致的。她总是同样重视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的，但从她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她处处感到正在增涨中的“左”的思潮，这种思潮宣扬“政治好了，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大了”。

　　在公共场合，她从来不提她的病。她的面部有风疹块时，她就不见人。除此之外，不论她怎样觉得不舒服，她总让自己显得平静和愉快。她的脸上从没有皱纹，所以直到八十多岁，她看上去还如六十岁人。

（十一）对建国后十六年的评价

　　她对1949年后至1965年底这一时期的总的评价也是充满朝气的。在她看来，这十六年来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一点也不使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之逊色。

　　在她那篇充满欢欣语调的总结性文章《解放十六年》中，她写道：

　　“旧中国已经变成了新中国。一个经常遭受疾病、饥荒和水灾摧残的、贫困落后的国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正在战胜自然、以坚定的步伐走向繁荣、生气勃勃的中国。

　　“谁也不能再用‘东亚病夫’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名词来谈论中国了。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强国。它坚决维护原则，并尊重其他国家而不论其大小。它坚定不移地主张各国有维护其主权的权利，并不遗余力地支持各国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农业通过合作化实行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向公有制转化）。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状态的中国经济在物质上的变化，其规模和速度也是惊人的：

　　“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今天，中国除了能生产普通机床：……还能制造……特种机床，并以多种成套的机器来装备机械厂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工厂。”

　　“……在1958年，全国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面貌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在过去四年中……连续获得了好收成。”

　　“从1959年到1961年，我们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事实，但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她没有提，即极“左”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自那时以后部分地得到了纠正。——引用者）但现在我国经济和我国人民在渡过了这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我们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的。…… 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挠我们继续朝着我们的目标迅速前进——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先进农业、先进科学文化和巩固的国防的国家。”

　　她在这里强调“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是有历史背景的，即指赫鲁晓夫片面撕毁协议、停止对华援助、撤退苏联专家、带走建设图纸，使中国的工业化事业蒙受沉重的打击。尽管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了公开的激烈论战，她还是没有具体明说，而只是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中这样提了一下；

　　“现在，中国已经不欠任何人的债。虽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但我们没有借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一分钱，就是借苏联的债也已经连本带利全部还清了。”

　　她的语调反映出这一事实，即：60年代初虽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大家保持了对革命的信心，外部压力只是使公众的意志更坚强，独立进行的各种尝试也使人们的自尊心增强了。（如国内石油资源的开发使人们打破了中国贫油的旧观念。）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她仍然希望重新建立和得到调整：

　　“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估价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一个集体，而且是属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因此……每个成员国的行动，必须有助于进一步鼓舞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至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之间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行，应当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活榜样。”

　　她着重指出，中国的国际威望已空前提高。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的革命已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之一。中国人民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外部敌人是美帝国主义，那末它的主要内部敌人就是修正主义：“每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为了使它的党员保持高度的革命性，都会遇到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进行斗争的问题……党员和党政干部同劳动人民必须经常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是防止在工作中产生官僚主义的保证，同时也是防止在社会上产生特殊阶级的保证。…… 世界上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十分指望‘和平地破坏’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队伍。他们正把希望寄托于革命事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继承人。”

　　新中国——四分之一人类所生活着的国家——解决各种问题的事实必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特别感到鼓舞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源于政治信念力量的自力更生的实践。

　　很明显，宋庆龄是怀着极度满意的心情、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道路必胜的信心，来回顾建国后十六年的纪录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意识到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好同她相反——他认为进展已经停滞并且正在走向反面，他已经准备好要粉碎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结构，因为它们已成为阻碍前进的路障。

　　他所要发动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宋庆龄写作这篇欢快的文章的几个月之后，这场运动就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它持续了十年之久。同毛泽东的意图相反，也同千千万万群众的热望相反（这种热望最初是因毛泽东对运动前景所作的描绘而产生的），它随着自身的势头蜕变成中国自解放以来所遭到的最大的挫折。

《宋庆龄》18章 建设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