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府赴会“三叉戟”，众将难有回天力；
老兵辅佐蒙巴顿，聚首开罗前功弃。
话说史迪威奉召离开重庆，于1943年4月28日回到华盛顿。陆军部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已经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从西海岸卡梅尔的家中接到首都，以迎接远方归来的战将。
史迪威一贯属守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观，对家庭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他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拒绝接受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女军人。正因为如此，他对陈纳德开办妓院感到非常愤慨，把这看成是极为堕落和无耻的行为。
在中国期间，他和夫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时常在信中倾吐对威妮和孩子们的思念和爱恋。1942年底，他的大儿子约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也调到中国战区任职，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远离家人的孤独。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向他通报了此次回国的任务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他告诉史迪威，5月中旬将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研究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中缅印战区的任务，会议的代号为“三叉戟”。目前中国方面已通过宋子文提出了蒋介石的要求，即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并要求将5月至7月运到中国的租借物资全部提供给陈纳德，而根本不提整编军队和包括反攻缅甸在内的地面作战问题。陆军部认为，这一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不尽快改善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日军将会很轻松地摧毁中国机场，并可能进攻昆明、桂林和重庆，以及阿萨姆的空运基地。这样，不仅空战计划会落空，而且中国战区也将面临更加危险的形势。但是，蒋介石却向罗斯福保证：“现有的中国军队能够阻止日军对地面机场发动的进攻。”马歇尔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会见罗斯福总统时，详细说明中国战区的情况和他的观点。
4月30日，史迪威会见了罗斯福，向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国战区的首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陆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从而保证空战的实施。但是，罗斯福已经决心要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任何意见和解释，反而认为史迪威妨碍和拖延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并很同情他的艰难处境。他马上打电话对罗斯福说：“我很钦佩史迪威，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后来，他又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了对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我相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战区“空战第一”还是“陆军优先”的问题，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不过，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支持陈纳德，而陆军的马歇尔、空军的阿诺德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都支持史迪威。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拒绝了多数人的意见，坚持把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罗斯福对马歇尔明确表示，他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再延误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蒋介石的处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彻底垮台的可能。”因此，“必须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而“空战计划”对提高中国的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虽然同意向云南的中国军队提供“必要的物资”，并表示由他来就这个问题与蒋介石交涉，但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安纳吉姆”计划，缩小反攻缅甸的规模，把战役限制在缅甸北部，放弃进攻南部和夺取仰光的目标。而且，即使是这个缩小了规模的反攻战役，也必须放在陈纳德的空战之后。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认为，由于宋美龄在美国住了半年，并且两次住进白宫，“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品质、企图、权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史迪威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亨利·史汀生和乔治·马歇尔是通情达理的。陆军部也不错。甚至空军对陈纳德也有些厌烦。但是，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不赞成你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首脑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史迪威在卡梅尔的家里度过短短5天假期之后，也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欧洲战场问题，但亚洲战场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份建议，主张把中国作为打击日本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强对华援助和对日空战，并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势。英国人对中国战场毫无兴趣，他们宁愿支持罗斯福的空战计划，也不愿参加一场规模已大大缩小的缅甸战役。不过，在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和史迪威的积极争辩下，他们还是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5月20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缅印战区的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扩大对华空运，同时加强对日军的空中作战；反攻缅甸的作战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目标是打通中印公路。会议同意从7月起把对华空运提高到7000吨，9月以后达到每月1万吨。但是，罗斯福又特别命令，自7月1日起每月的7000吨物资中，必须向陈纳德提供4700吨，还要给中国空军300吨，另外的2000吨，“用于所有其他目的，包括地面部队”。这2000吨物资除了向中国军队提供1500吨之外，史迪威每月只有500吨可以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们实际上使我根本无法整训远征军，可是又命令我用这支部队发动一场进攻。”史迪威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愤不平。
会议期间，丘吉尔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约见了史迪威。英国首相似乎很诚恳地询问了他对驻印英军的看法。史迪威坦率地指出，韦威尔陷入了失败主义情绪，印度战区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缺乏活力。令史迪威感到惊奇的是，丘吉尔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丘吉尔已经在考虑撤换驻印英军统帅，不久韦威尔就改任印度总督，而由奥金莱克将军出任英印军总司令。史迪威还谈到了他对“三叉戟”会议关于缅甸问题决定的不同意见，给丘吉尔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后来曾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赏史迪威将军”。
“三叉戟”会议结束之后，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开罗返回重庆。此次美国之行，他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缅甸战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被划给了空军，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拒绝和驳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相信，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绝不会像他吹嘘的那样灵验，事实终将证明那些把陈纳德当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完成对中国军队的整训，这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必将所向无敌，他们不仅能夺回缅甸，而且能向华南、华东、华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庆，第二天便会见了蒋介石，向他汇报了“三叉戟”，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他希望能尽快得到蒋介石的答复。但是，结果仍和过去一样，事情被搁置起来，迟迟没有回音。现在有美国答应的每月1万吨物资，有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飞机去打击日本人，蒋介石干吗还要冒着风险去进行地面作战呢？尽管罗斯福总统把蒋介石捧得很高，给史迪威施加了很大压力，但事实却使他无法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回来后看到，蒋介石依然如故——一条贪婪、顽固、丑恶的小响尾蛇”。
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史迪威整训云南部队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同时也更坚定了他推动蒋介石实行军事改革的决心。5月，驻武汉、沙市一带的日本第11军向湖北宜昌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中国军队遭受了严重损失。日军沿长江迅速西进，大有威逼四川之势。蒋介石急忙把刚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不久的陈诚调回第6战区，并从云南部队调走了两个军和7万多新招募的补充人员。6月，日军已劫走宜昌地区的2万余吨船舶，达到了作战目的，遂主动撤回武汉、沙市地区。事实又一次证明，中国军队难以抵挡日军的地面进攻，如果不尽快地整训部队，更新装备，中国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危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偏爱和对蒋介石的退让，严重削弱了史迪威的影响力，使他难以就中国军队的改革和整训问题同蒋介石交涉。他深深地感到：“接连地退让已经使蒋介石确信，只要他坚持，并且大喊大叫，我们又会让步。情况就是这样。”
蒋介石确实看透了这一点，他试图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达到削弱并迫使美国召回史迪威的目的。抬高陈纳德，冷落史迪威，成了他实现这一企图的重要手段，7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派空军参谋长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以协调第10、第14航空队和空运司令部的工作。蒋介石回电，要求由陈纳德担任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和史迪威平起平坐，并完全独立。最初，罗斯福准备欣然接受蒋介石的要求，但又一次遭到马歇尔的强烈反对。马歇尔指出，陈纳德“也许是个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事务一窍不通，而且“多年来一直领取中国政府发给的薪金·与委员长的关系过于密切，很难代表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只是部分采纳了马歇尔的意见，他在任命斯特拉特迈耶为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的同时，同意由陈纳德出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虽然没能取得与史迪威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却得到了直接与蒋介石打交道而不必通过史迪威的权利。
陆军部早就担心，总统对陈纳德的过分偏爱会损害史迪威驻华美国代表的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政府完全信任史迪威，并全力支持他，他是我们在有关中国重要问题上的主要决策人。”3月16日，经马歇尔批准，决定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但是，罗斯福却想让蒋介石成为接受这种勋章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认为首先向史迪威授勋会降低蒋介石对得到这枚勋章的感激程度。因此，向史迪威授勋的事被延误下来了。
7月7日，在中国抗战6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方面安排了史迪威代表美国向蒋介石授勋的仪式。会场上，史迪威和蒋介石都同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荣誉军团勋章是由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后曾废除，1942年重新恢复。总司令级荣誉军团勋章，专门授予国家元首和高级指挥官，是美国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反对向蒋介石授勋，他认为蒋介石根本没资格得到这枚勋章；而蒋介石也对从史迪威手上接受这枚勋章感到郁郁不快。史迪威冷冰冰地用汉语宣读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辉煌成就”的赞扬，然后站过去把勋章别在蒋介石的胸前，“当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勋章别上去的时候，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怕我杀了他似的”。
史迪威的反感不仅仅是个人感情问题，他认为这会使美国陷入“不得不支持这么一个腐朽政权”的危险境地。“我们的政策错了。我们东方政策的概念错了”。他并不反对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且十分重视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抱有很高的希望；但是，他反对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主张在对华援助上提出附加条件，以保证美国的援助物资真正用于积极的对日作战。
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宣传攻势，揭露了国民党正在调动胡宗南的部队准备进攻延安。因为蒋介石提出的要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交出军队的要求被拒绝了。这正是史迪威所担心的，同时他也怀疑蒋介石企图以此来拒绝参加缅甸作战。史迪威马上向马歇尔请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将采取何种政策，他认为，美军人员不应当卷入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还严厉地警告，陈纳德，绝不能参加袭击延安。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或许真是由于美国的勋章鼓舞了蒋介石的勇气。7月12日，蒋介石约见史迪威，交给他一份书面文件，正式作出了按照“三叉戟”会议确定的方案参加反攻缅甸的承诺。这一方案代号为“索茜”，计划以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从利多、云南和英帕尔三个方向会攻缅北，同时盟军出动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的制海和制空权。
经过近一个月的拖延、等待，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正式承诺，史迪威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神明的上帝，我差点就要山穷水尽了。”两天以后，他便离开重庆赶赴印度，以检查阿萨姆的空运情况、中印公路的工程进度和驻印军的作战准备。
阿萨姆的空运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英国动员了大批印度民工帮助美军工程部队新建了4座机场，另外7座机场也将很快完工。比较落后的C－43型运输机，大部分换成了新式的C－46型运输机。7月份的对华空运量，从一个月前的3000吨增加到5500吨。9月份又上升到8000吨。11月雨季过后，新建的机场全部投入使用，空运量奇迹般地达到1．3万吨。
中印公路已在年初开工，准备从印度利多经缅北修到中国云南。美军调来36000多人的工程部队和一批筑路机械，印度动员了约10万民工参加这项工程。这条公路不仅关系到将来的对华运输，而且反攻缅北的部队也要用它来保障后勤供应。但是，自5月进入雨季以后，筑路十分艰难，再加上许多工程机械被调去修建机场，因此，进度十分缓慢。史迪威撤换了领导不力的阿鲁史密斯上校，任命军事工程专家皮克上校负责筑路工作，以求加快工程进度。
中国驻印军自罗卓英调回国内以后，未再任命副总指挥。1943年春，郑洞国赴印出任新编第1军军长，负责统辖新22师和新38师，但他的责任主要是管理军纪方面的事务，在训练和指挥方面并无实权。史迪威对郑洞国不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这位军长只是个“蠢东西”。
9月1日，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为反攻日期的日益迫近感到兴奋，同时也为作战准备感到担忧。第二天，何应钦交给他一份准备在桂林整训第二批30个师的名单，这又激起了史迪威的希望和热情。9月份他一连向蒋介石递交了4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战区整训和作战的具体设想。在9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发动一次联合进攻，并要求向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
然而，正在史迪威满怀热情地为中国战场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场新的阴谋和风波正在向他袭来。
8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率领各自的三军参谋长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再次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人像在“三叉戟”会议时一样，仍然起劲地反对发起缅甸战役。只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坚持，英国人才勉强同意维持“三叉戟”会议决定的方案，但对出动海军力量控制孟加拉湾和缅甸沿海仍坚持保留态度。
会上，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并分散美国人对中国战区的注意力，要求成立一个以英国人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美国方面表示赞同，因为这似乎有助于拉住英国人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承担一些责任。会议决定，以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这样的安排使史迪威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他要同时对三套指挥系统负责。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要对蒋介石负责；作为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他要对蒙巴顿负责；作为美国驻华代表，他还要对本国政府负责。史迪威认为，这简直像是“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中国式的九连环”。
正是利用这一点，宋子文在华盛顿大肆活动，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9月15日，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之后，向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摩擦。”他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史迪威的地位。
罗斯福不反对接受宋子文的要求，但为了避免与陆军方面引起麻烦，他把此事推给了马歇尔，并写了一个条子：“亲爱的乔治，你和宋子文博士谈谈这件事好吗？”马歇尔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又是经他推荐才出使中国的，这些人不遗余力地要摘掉史迪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他出难题。他明白地告诉宋子文，美国不会改变现在的指挥结构。但是，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却私下里向宋子文表示，如果委员长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有了从白宫后门放出来的这股风，宋子文仍然没有放弃撤换史迪威的企图。
10月初，宋子文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新德里稍事停留。在那里，他会见了刚刚就任东南亚地区统帅的蒙巴顿和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信使、美国陆军后勤司令索默维尔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去重庆向蒋介石通报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事项。宋子文试图在这两位将军去重庆以前，就给他们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他们支持他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对蒙巴顿蛊惑说，史迪威和中国军队的关系非常紧张，任命史迪威作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接着他又告诉索默维尔，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他的这些伎俩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蒙巴顿不会在上任之初就让人挤走他的副手，一个最精通中国事务的人；索默维尔不相信宋子文说的话，因为他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丝毫没做这方面的表示。
宋子文如此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要搞掉史迪威，与其说是为了蒋介石，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如果挤走史迪威，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不仅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增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心中永远燃烧着对权力和金钱无法熄灭的欲火。
10月7日，史迪威从重庆赶到新德里会见了蒙巴顿和索默维尔。蒙巴顿是英国女王的表兄弟，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从他狐狐落地就已经获得皇家海军上校的终生军衔。在出任东南亚战区统帅之前，43岁的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中将。史迪威对居于一个比他年轻17岁的统帅之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他和蒙巴顿的第一次会面十分融洽，日记里留下了他对蒙巴顿的第一印象，“路易斯是个好人”，“精力充沛，厌恶消极和保守”，“非常真诚友好”。蒙巴顿没有提起来子文对他说的话，只是表示希望中美英三国在这个战区的合作能像“一个幸福的家庭”。
10月15日，史迪威和索默维尔一同飞抵重庆。第二天，当索默维尔去会见蒋介石的时候，一场酝酿了许久的疾风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袭来。蒋介石在宋子文的鼓动下，明确地向索默维尔表示，史迪威必须被解除职务。“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的“摊牌”，竟引出了戏剧性的变化。
宋美龄和宋蔼龄找到蒋介石，反对撤换史迪威。她们认为：“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宋美龄和宋蔼龄突然改变了对史迪威的态度，多次主动找史迪威密谈，表示支持他的军事改革方案。她们围绕的一个话题是搞掉何应钦，让宋美龄担任军政部长。同时也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夫妻关系。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至于宋氏姐妹为什么会突然对史迪威采取这样的态度，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许多人尝试着从某些方面找出背后的真实的动机和原因，但都无法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认为，“蒋夫人和孔夫人以女性的方式介入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愈发深重的苦难”。“她们站在史迪威一边的介入，也许是由于对涉足重大政治问题的渴望；也许是由于仍不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许是出于对同盟国合作事业的最真诚奉献。不论他们动机如何，他们对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取得了成功”。
10月16日当天，蒙巴顿从印度赶到重庆。索默维尔立即向他通报了情况，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进行了长谈。蒙巴顿虽然对史迪威的刚烈性格和暴躁脾气也有些忧虑，但他刚到一个新的战区任职，正需要有熟悉情况的副手协助，因此，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他同意先由索默维尔去劝说蒋介石改变主意，并要他传话给蒋介石，如果一个指挥了中国军队近两年的军官在作战的前夜被调走，这将使他无法使用这些军队。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和宋蔼龄给史迪威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她们劝史迪威去见蒋介石，当面向他做些解释。史迪威已准备平静地接受事实，他对她们说：“我不想呆在一个不欢迎我的地方。”宋美龄很诚恳地劝史迪威“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也接过电话，说：“如果能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会成为一颗不断升起的星。”史迪威记下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和反应：“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
宋氏姐妹马上陪史迪威一起去见了蒋介石。刚烈倔强的史迪威压住心中的愤懑，按照宋氏姐妹导演好的话对蒋介石说，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如果我有什么错误，那只是由于误会而并非有意，我将尽全力给予合作。“‘花生米’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蔼。他说了两点：第一，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第二，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继续工作。”
一场风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已久经波折的史迪威对此亦处之泰然，“在整个乱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十分轻松，没有遗憾，也没有自责。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而蒋介石却在气势汹汹地摊牌之后，不到48小时，便无奈地草草收场，尽管史迪威给他铺了台阶，但仍不能不使他显得十分尴尬。不久，导演了这幕闹剧的宋子文神秘地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半年多的时间。
10月18日至20日，史迪威、蒙巴顿、索默维尔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在黄山召开会议，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问题。会议出现了新的气氛，“快乐的家庭式会议”。中美英三方共同商定，反攻将在1944年1月15日开始，整个战役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中国驻印军在作战前期亦由英方指挥。蒙巴顿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史迪威却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我面对的全都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攻汗、欺诈和阻碍。只有当真正的战斗开始以后，我才能愉快起来。”
一场风波过后，出现了新的局面。尽管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和形势变化的波谲云诡保持着警惕，但仍不能不为取得的一个个进展感到高兴。
11月6日，史迪威应召拜会蒋介石。那天蒋介石的态度十分热情，会谈一开始便满足了史迪威期望已久的一项紧迫要求，答应向云南整训部队调派5万人的补充兵员。史迪威觉得：“这条响·尾蛇真是和善极了。”蒋介石一再询问了史迪威的想法和要求，当史迪威表示再没有其他问题之后，蒋介石端出了他的真实目的：“那么好吧！现在我正式请你为中国方面准备一份在开罗会议上的报告。”
原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商定于11月下旬在开罗召开一次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将应邀出席。这是他第一次出席正式的国际会议，自然十分重视。他想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他的国际地位，并争取到更多的物资援助。而借史迪威之口说出他想说的话，或许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史迪威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要求，很快就起草出了一份包括作战设想和具体要求两部分的文件。关于作战设想，他提出了要分三批装备和训练90个陆军师。第一批30个师将于1944年1月投入反攻缅甸的作战；第二批30个师计划于1944年8月向广东方面发起进攻；第三批30个师将在1945年1月开赴前线。关于对军事援助的具体要求主要有，同盟国应在1944年雨季之前以陆海空军力量全力以赴地打通中印地面交通线；美国提供90个师的装备器材；每月向中国空运1万吨物资；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支独立的空军，待占领广州、香港地区后，美国应向华南派出10个陆军师和3个装甲师，组成由美国人指挥的中美联合部队，尔后会攻华中和华北。
11月13日，史迪威把这份计划交给蒋介石，“‘花生米’接受了，或用他的话说，在打通太平洋的联系之后，将任命一名美国司令统领在华的中美军队。”毫无疑问，这个指挥职务是史迪威为他自己设计的，所以他在整个文件中对这一条最为重视；而当蒋介石接受这一条时，他自然感到十分兴奋。不过，也正是这一设想，成了日后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的重要起源。
11月22日，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等人一道出席了开罗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美英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而反攻缅甸。则成为三方代表激烈争论的焦点。会上，蒙巴顿以缅甸战役总指挥的身份，提出了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起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除规定了从利多、英帕尔和云南三个方面进行地面作战外，还提出了集中海空军力量和两栖部队占领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的“海盗”行动。但是，丘吉尔和英国皇家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反对立即向亚洲调派大批海军舰船，要求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反攻缅甸之胜利关键全在海陆军能否同时配合以为断，仅仅陆军集中，如海军未集中，仍无胜利把握。”23日，史迪威正准备将事先经蒋介石同意的计划提交会议，突然接到蒋介石的通知：“不要提出计划。”25日，蒋介石对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表示，他不能接受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的蒙巴顿方案。
“天那！他又缩回去了。”26日上午，史迪威和蒙巴顿、阿诺德、索默维尔、斯特拉特迈耶、惠勒、陈纳德等一大群美英将领赶到蒋介石的住处，像集群轰炸似的对蒋介石进行了劝说。下午，罗斯福也会见了蒋介石，向他保证将说服丘吉尔同意发动海上作战。经过这一连串的劝说和许诺，蒋介石终于在会议结束时，表示接受蒙巴顿方案，同意参加1944年春对缅甸北部的反攻。
11月2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关于欧洲战场问题的首脑会谈。蒋介石夫妇起程回国。史迪威被留在开罗，等候德黑兰会议的结果。
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期间，形成了两项对亚洲战场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由于斯大林的强烈要求，英国同意于1944年春发起“霸王”战役，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这一承诺，使丘吉尔更加坚定了取消孟加拉湾“海盗”行动的决心。第二，应罗斯福的要求，斯大林明确重申，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这在英美决策者看来，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英美两国参谋长，于12月2日重返开罗，再次就“海盗”行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变得极为强硬和顽固，坚持取消“海盗”行动。罗斯福事后对史迪威说：“我像头骡子似的坚持了4天，但是，毫无用处。开会也没用。英国人就是不愿投入行动，我无法使他们同意我的看法。”12月5日，罗斯福无可奈何地对英国人作出让步，同意取消“海盗”行动。
这一次，罗斯福多少体谅到了史迪威的难处。他不得不承认，由于取消了曾经对蒋介石作出的承诺，让史迪威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留在开罗苦苦地等待了10天，但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肯定会影响他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12月6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向他解释了目前的情况，并询问蒋介石是否能在没有海军配合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缅北作战；或是将这一战役推迟到1944年秋季以后。同一天，罗斯福还和霍普金斯一起约见了史迪威。
“哎，我说乔，你对这个坏消息有什么想法？”罗斯福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开始了他们的谈话。他坦率地承认：“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史迪威不想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他急切地想知道“这对我们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影响”。罗斯福又像往常一样，海阔天空地谈起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和“美中友谊”等问题。不过他也明显地产生了疑问，这就是在同盟国的支持和帮助大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蒋介石政权还能否在对日战争中坚持下去。史迪威认为，如果日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可能就难以支撑。罗斯福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该寻找另外一些人物或集团，以便继续把战争坚持下去。”史迪威告诉他：“这些人也许正在找我们。”罗斯福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接着说：“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尽管罗斯福到此为止，马上又把话题转到了不着边际的一些事情，但关于“寻找另外的力量”的提法，仍给史迪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史迪威对“另外的力量”了如指掌，其中也包括已发展到近50万人的八路军。
12月12日，史迪威回到重庆。他发现，蒋介石故伎重演，又一次以“中国战区危机”为由，提出了新的三项要求：第一，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第二，为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增拨至少是现有数量两倍的作战飞机；第三，驼峰的空运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这一次即使是罗斯福想退让，也无法满足蒋介石如此巨额的要求了。
12月15日和16日，史迪威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缅甸战役问题。结果是史迪威已经预料到的，“今天我们获胜的机会甚至比1942年还要小”，“条件不成熟”，“我们要等待时机”等等。总之，“这小畜牲根本不想打”，愤怒的史迪威又一次在日记中写下了骂人的话。
宋氏姐妹也出面帮助史迪威做工作。宋美龄曾沮丧地告诉史迪威：“我苦苦哀求了他，什么办法都用了，就差杀了他。”
反攻北缅，打通中印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英国人不愿更多地出力，但中国军队显然有责任为自己打开一条获取援助的地面通道。12月19日，蒋介石终于做出了有限的让步，同意由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利多方向投入战斗。但他同时表示，如果英国海军不采取行动，他决不让云甫的远征军参加缅甸作战。蒋介石还同意授予史迪威指挥和使用中国驻印军的“全权”，不受干预，可以解除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但是，“不要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牺牲这支部队”。根据来美龄的要求，蒋介石把对史迪威的授权写成了正式文书，并盖上了委员长的红色印章。
蒋介石的让步和授权，使史迪威燃起了胜利的希望，一个军人的热血在周身沸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杀向密支那，包围孟拱，甚至在远征军坚守的情况下打进云南。这也许只是一个愿望，但它毕竟是可能的。”第二天，史迪威便急不可待地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正是：动辄得咎难放手，时乖命赛多悲愁；卧薪尝胆谋大计，峰回路转披甲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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