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晋赴陕把路修，多才多艺显身手；
结交西北诸名将，体察民情识九流。
史迪威在北京完成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学业后，很想到外地去开展工作，检验一下自己的语言功力，也进一步熟悉中国普通人的口头语言。经过他积极有效的活动，同银行团有来往的国际赈济委员会愿意把他从陆军武官处借出来，派往山西担任修建汾阳——离石公路的总工程师。这项任命涉及方面很多，尤其是要得到山西省省长阎锡山的认可才行，所以确实费了些周折。
按设计，汾阳一离石公路全长82英里，路宽22英尺，坡度不超过6度，路面全用石子铺，共有劳工6000人。史迪威手下的工程技术班子，有12名外国人，一名美孚公司的工木工程师，一名瑞典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还有一名从天津租界来的英印军队退役军官。
1921年4月，史迪威撇开北京温馨的家和舒适的生活，乘火车到石家庄，换乘窄轨火车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山西是阎锡山的天下，外省的宽轨火车不能进他的地盘。用窄轨而不用宽轨，除了别的用意，也为了省钱。他常对手下人说，算盘底下有大洋，张作霖十元当一元花，段棋瑞能一元当两元花，我要一元当十元花。山西是煤铁之乡，什么不能造？所以，他不向外国买军火，他认为那样一费钱，二要通过北京政府，受制于人。1920年，他设立了制造军火的“军人工艺实习厂”，由混成旅长商震兼厂长。厂里聘有8名外国工程师，英、法、丹麦人各1名，另外5名全是德国人。他重用外国人制造军火，不单单装备山西军队，还想向外省推销，借以扩张势力。他修建汾离公路，也怀有这种用心。那个年代，有地盘才能养军队，有军队就能夺地盘。趁直皖战争空隙，晋军已插足于察哈尔、绥远两省。汾离路终点，过黄河不远就是陕北重镇——绥德城。十几年后，经过万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时，晋军在那一带已驻扎了两个团。
对于史迪威来山西任筑路总工程师，阎锡山和商震都感到脸L有光。因为商震知道史迪威是欧洲大战中得过美国勋章的英雄，对他怀有敬慕之情，在阎锡山面前也极力予以赞扬。所以史迪威一到太原，给他接风洗尘的欢迎宴会不仅菜肴丰盛，而且气氛特别热烈。商震比史迪威小几岁，眼界开阔，思维敏捷，他用在保定军校时学就的英语同史迪威交谈，史迪威也用汉语夹英语了解山西的情况，两个人一见如故。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们又成了共事的同仁。
汾离公路起自贯穿大半个山西的汾河西岸，在吕梁山的一条河谷中穿行，经向阳、吴城，过离石，到黄河东岸的军渡。但不知什么原因，离石至军渡的一段，不在筑路计划之内，而往东接同蒲铁路的平遥一段，也在计划之外。
史迪威还是老习惯，不过问职责外的事情，只是精心组织、指挥计划的实施。他每天骑马或步行，沿公路线察看地形，实地检验并修订公路设计和施工计划。他不辞劳苦，一丝不苟，该查实的，不管道路多么崎岖，也必定查实；该修订的也决不允许敷衍马虎。十几位各司其职的工程师，都仰慕他的学识、经历和威望，同他合作得不错，整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是年刚刚38岁的史迪威，率领6000人的筑路队伍独立完成的第一个筑路工程，用尽了他在西点军校学的军事工程课的全部知识；也为他按中国条件和情况建设公路摸到了不少经验，充实了新的知识。
全靠两只手挥镐舞锹的筑路工，大多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史迪威对踏实干活的底层人是富有同情心的，所以很快便在他们当中有了“说得上话”的朋友。他学他们说话，他们也高兴同他说话。语言的勾通真奇妙，使他从生动的俚语、方言中，更了解了普通人之间非常多的共同点，也仿佛真的打开了理解这个东方古老文明民族的大门。于是他一有空便去和他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想不到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来往和熏陶，不仅使他脑子里贮存了大量从社会最底层视察中国的感性知识，而且若干年后，他一说汉语，总带有明显的山西口音。
6000人的施工队伍，是按30个人一小队编制的，每小队有一名监工，一名工头。史迪威厌恶那种对劳工颐指气使的监工、工头和油嘴滑舌、穿着绸缎长袍的承包商，但天天又要和他们打交道，许多事情仍要靠他们办。他们各种各样的面孔和行为，同军队相比确实复杂多了。但他善于适应环境，依情势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付，使他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洞察，比以往深刻了许多。
进入6月，天气越来越热，史迪威仍然背着他的野战背包奔波在筑路工地上。他的背包里有罐头、食品，但他还是常常和中国人吃一样的饭，只是晚上不睡乡民的土炕，而睡自己用门板搭起的床铺。到达离石施工时，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和驻军团长，为他举行了有50多道菜肴的欢迎宴会，他骑着一匹瘦马，在军号声中检阅了驻军团长的队伍。离石原名永川，是座历史悠久的小城，有三川河、北川河流经此地，史迪威在北川河畔传教士家的避暑胜地附近，发现一处可以把北京的全家人接来消夏的好地方，他仅用40美元就把一间空旷的房子搞成了“别墅”。
6月，天气越来越热，史迪威返回北京，和威妮带着九岁的小乔，七岁的南希，还有老三塔特和出生刚满100天的婴儿，以及保姆、仆人等一行，乘火车到了晋中。剩下的一段路，由史迪威开了辆破旧的福特汽车赶往离石。路上每逢停车时，四周农民都跑来看，看外国小孩的眼球是不是蓝的？看外国“婆姨”是不是和中国人一样给孩子喂奶？当汽车陷进辙窝、泥坑时，会有不少人立即来帮助推车，见车子又跑起来了，人们便哈哈大笑。他们是温和而有礼貌的，威妮对于农民的笑脸留有深深的印象。他们一家到达住地当天，跟在后边拉着仆人和行李的马车也平安到达了。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口号，使山西不受战乱灾害，这在史迪威看来是名副其实的。
他们的新居是新粉刷过的一个通风、宽敞的大房间，房梁、屋顶、檀条虽然粗糙，但都是崭新的。他们是这里的首批“居民”，院子里有各种野花，院子外边，北川河沿岸有垂柳，还可闻鸟鸣，看蝴蝶飞舞；北侧山沟有泉水瀑缓流过；南侧山坡上有羊群低头啃草。威妮和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天天都玩得很开心。
7月下旬，工程到了收尾阶段，史迪威把剩余的工作托给一位助手，自己则开始就地环游。他先是骑马向南进吕梁山区，经中阳到石楼，这一带几个县当年有义和团起义，打着“兴中灭洋”的旗子，攻下隰州城，惩办助“洋鬼子”肆虐的官员。返回来他顺三川河而西，经柳林到军渡渡口观赏黄河最窄区段的壶口瀑布，最后是沿黄河东岸北进，在颇为繁华的碛口镇小憩。镇上的行政官员，希望史迪威把公路延长到镇上。
史迪威不是作家，但有作家的头脑和观察力，以及比作家还勤快的动笔习惯。回到自家的“别墅”之后，他情不自禁地就自己在工地和此行的见闻与感受，以《中国生活散记》为题，写了一篇又一篇的纪实小品。对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描绘得栩栩如生，有许多对话十分精彩，使人感到谈话人就在眼前，像契可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有声有色、神态逼真。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其中一篇有关筑路的文章，他还获得了100美元的酬金。
8月1日筑路工程圆满完成。史迪威全家回到北京。使馆的同事们对他在军阀混战中完成了一项建设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在驻京记者群里，他的冒险业绩，被传扬得带了不少传奇色彩。
11月，一批外国记者和国际赈济委员会成员，跟着史迪威到了山西汾阳城，参加汾离公路通车仪式。一项不大的，但却不寻常的交通建筑工程传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想不到，过了11年，也即1932年，史迪威见英文版的《字林西报》报道，汾离公路由干无人保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十分惋惜。
1921年冬天，是他一家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仆人们把防寒的事情做得使他们全家人都很满意。家里的温馨气氛，使他常常想起童年时代扬克斯的家。和在东交民巷参加同事们的聚会相比，他更愿意同家人在一起。孩子们长大了，他已接进中年，作父亲的责任心和乐趣也明显增加了。儿子和女儿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编写图文并茂的动物寓言诗，引发孩子们动脑筋，还教他们念、写汉字。念、写当中，他顺口讲些中国的笑话、故事，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乐趣。他很重视让孩子们锻炼身体，除了在院于里做游戏，有时还带他们到城墙上漫步、到十三陵远足。
过感恩节的时候，他特意让厨师到全聚德买来烤鸭，使节日增添中国色彩。北京过春节的热火情景也吸引了孩子们。他在家里挂起了大红灯笼，贴上“福”字，带孩子们到隆福寿、护国寺逛庙会，像北京人一样迎接春天的到来。
1922年春天，与山西省相邻的陕西省最高首脑冯玉祥将军同国际赈济委员会谈判成功，要修一条由潼关到省会西安的公路。他们一致要求，仍然由史迪威少校任筑路总工程师。
史迪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看来，老本杰明博士的信条“男子不工作就是罪过”，在他身上的烙印是很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闲不住了。尽管他知道在中国野外工作生活很苦，他还是毅然告别温馨的家，乘火车出发了。
火车到河南省灵宝县不能再往前走了，冯玉祥将军派来的一支骡马大车队在迎候他。从这里到西安，有整整8天的路程。史迪威为了免受坐铁轮大车的颠簸之苦，一路上多是步行。到达临潼时，一队哨兵拦住了他们。原来，冯玉祥将军特意安排他们在华清池洗个温泉澡。这是史迪威离开北京以后一次最快乐的享受。
第二天，他轻轻松松走进了汉唐古都西安。城墙又高又厚，城内竟有荒芜的大片空地。粉刷过的墙上，用蓝色颜料写着各种劝世箴言，“耕地、织布、读书”，“不要吸烟，不要饮酒”，“公平交易”，“孝敬父母”等等。使他感到振奋的是，在街上行进的队伍，唱着基督教的圣歌，队列整齐，官兵精神饱满，枪擦得很干净。给他的印象是：这里比山西有朝气。
冯玉祥的司令部设在老皇城。冯玉祥生于1882年，比史迪威大1岁，今年41岁。他身高体胖，住在一座小砖瓦房里，说话慢吞吞的。史迪威感到他是位实实在在、没有架子、易于结识的人。交谈中，他对公路能不能筑成并不那么热心，热心的是军火问题。他要史迪威先参观他的武器库、兵营和工场。
在兵营里每所房子的墙上，都画着陕西、中国和世界地图。每个士兵房子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划出了近50年内丧失的国土。
操场上，士兵们正练习单杠大轮转动作，其熟练程度让人吃惊！冯玉祥自豪地问史迪威：“你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团体的人，能一个个地到单杠上去作大轮转动作？”更令人吃惊的是，有的士兵在读圣经。许多士兵能读书、写字。在工场里，官兵在学鞋匠、木匠、铁匠、裁缝等手艺，带队军官和他们一起干活。史迪威发现，有的中尉、少尉是由二等兵、军士直接提升的，冯将军告诉他，晋升上尉后，要上半年的教练课。史迪威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军官受到的理论训练太少。
由于冯玉祥信奉基督教，是有名的基督将军，外国报界特别推崇他，描写他爱穿棉大衣，外出骑自行车，跟随他的卫队也骑自行车，他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但是，冯玉祥邀史迪威吃饭并不是普通士兵的伙食，而是有肉丸子汤、新鲜蔬菜、鸡肉、烧羊肉、炒鸡蛋和馒头。也许这是接待贵宾的饮食规格。
冯玉祥调集出40名军士，做筑路工程的监工和工头。史迪威同承包人、中外工程师及助手查询并商量施工事项后，便带着他们到城北工地，一面筑路，一面培训，成果是令人满意的。他看到这些人守纪律，团结好，特别能干，对筑路工程充满信心。
然而800多名劳工的工具不齐全，只有镐头、木锹、土筐，连一个夯石都没有，工程很难上轨道。工人水平太低，有的事讲过十几遍还是干不好，工头们也感到很失望。史迪威不辞劳苦，精心筹划、指挥，使混乱局面慢慢变得井井有条了，工程在不断进展。
史迪威怎么也想不到，恰在这时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的部队已于4月14日开进山海关。冯玉祥属直系，受吴佩孚统辖，他接到部队调动电令后，3个小时内便把2个师3个旅和卫队团集结完毕，向河南开进。
渭河河津一片混乱，七八条渡船上挤满了骡马、大车和民工。史迪威来不及下船，船夫们一面推动船尾离岸，一面呼叫着拦阻人们继续上船，但挡不住，以致挤得船上的人掉进河里。史迪威也被挤下了河里，一个不相识的船工把他背上了岸。他站定一看，工头们不见了，后来的大车被军队征用，劳工们散掉了，筑路工程不得不作罢。史迪威十分恼火！
冯玉祥的参谋长来邀请他一起到河南去，史迪威决定返回北京。来人一再劝解、挽留，他不为所动，收拾好行装就上路。刚走出两英里，一位通信参谋骑自行车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交给他一条毛毯，说是冯玉祥的临别赠礼。随后又领他到了潼关东面一座旧寺庙里，冯玉祥将军要在这里为史迪威举行送别宴会。
广场上集合起了一个团，冯将军请史迪威检阅。他陪史迪威登上几张方桌、条案搭起的检阅台，把史迪威介绍给官兵，称他是欧洲大战的营长，擒住了德国造毒气弹的凶手，得了美国总统的勋章，他会说四国话，是我们的好朋友。史迪威知道，他的介绍一半是尊重自己，一半是给他的官兵壮声威。
送别宴会比欢迎宴会的饭菜更简单，而且气氛冷峻。冯玉祥感叹公路修不成了、不能修了！他历数张作霖勾结日本的十大罪状，以表明他出师的大义。他向史迪威许诺，打败奉系再修公路。史迪威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打内战，老百姓悲叹，中国地盘被争来夺去，哪里也修不成公路；你离开陕西，陕西会回到老路上去。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为中国的命运感到忧虑。
史迪威一行用了18天时间，在风陵渡渡口过了黄河，穿过中条山和火焰山之间的平地，沿汾河河谷北上，一直步行到太原市，才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京汉线上，火车多次给张作霖的运兵列车让路。不久，奉军又失败北归。
6月，史迪威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威妮和孩子们如释重负，公使馆的同事们为他能在战乱中安全到家表示钦佩。他在此后为自己和一位中国将领有了患难之交感到欣慰。后来，他每次到中国任职，直到抗战期间在武汉、在重庆，冯玉祥都设法和他见面，不管局势如何，在心底深处，他们的共同点越来越多。
自1920年9月史迪威踏上中国土地，到1922年6月，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古都北京、西安和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的许多地方。他看到了中国的灾难和混乱，他感触很多，思考过很多，有的说了出来，有的写了出来，也许还有更多的没有说出来，没有写出来，而在心底翻腾着、贮藏着。再有一年他就满40岁，进入中国人所称的“不惑之年”。在人生旅途中，这个年龄段，是以遇事能明辨不疑为特征的。许多人就是在“不惑之年”留下了很多影响未来的辉煌记录。
然而史迪威仍是在紧张的奔波中度日的。他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也是在这种奔波中不断深化和鲜明起来的。
1922年9月，是史迪威到中国来的第三个秋天，他接受了去西伯利亚的任务。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日本关东军总部和南满铁路总部都设在这里。实际上，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命脉也掌握在他们手中。让史迪威十分恼怒的是，在沈阳这座中国城市里竟没有中国邮政同外界联系，而只有日本邮政。
他继续北上去哈尔滨。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行驶，他看到这是比德、法两国的总面积还要大的地区。然而，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从西向东横跨这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则从南到北控制着它。多重的灾难呀！主人的权力却被外来者剥夺在手里……
史迪威到达海参崴后，看到日本军队好像正在由东往西撒，但没有船接他们。在城西可看到黑龙江湾的一座小山上，日本兵在使劲地挖掘什么。全城到处有日本人乘坐着美国汽车跑来跑去。
史迪威自日本返回途中经过朝鲜，到处看到日本人那种凌驾于一切外国人之上的高等民族的优越感。他们故意在护照上找史迪威的麻烦，长时间地加以询问。然而，史迪威仍然有在日本游览的兴趣，享受小岛松林的幽静和芳香，俯瞰海峡风光。
史迪威在北京的第三个冬天常常到东城、西城的旧书和文物商店里去。位于南城琉璃厂的荣宝斋、萃文阁等学者、画家的光顾之地，也使他乐而忘返。这是他的中文水平在不断提高的标志，他开始进入蕴藏无比丰富的汉学宝库，在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寻找了解中国当代行程的根底和可能预见的轨迹。
192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趁着40岁生日，带着孩子们游览了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可以看到春草破土、树叶吐绿的地方。他还不顾路有积雪登上了长城八达岭，在居庸关前和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的望京石上驻足。他要保持自己虽然已到中年，却还像青年一样步履骄健的体魄。
4月，史迪威想试试自己的汉语能力，不带翻译，不搭旅伴，独自一人到了长江以南沿海的浙江省、内陆的江西省和湖南省。有时他一人步行在堤堰小路和陡峭的山坡上，有时则独自乘小舟在水乡间荡漾，江南春天的田野景色，实在使他心旷神贻。
同时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江南农民的勤奋、聪慧。他花了几天时间，徒步在靠近山区的乡村旅行，每天走十到二十英里。道路是仅能走独轮手推车的小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那种装得满满的独轮车，只有中国人才有足够的耐心、力量和技巧驾驭，史迪威钦佩他们，喜欢接近他们，认为他们非常善良、厚道，对外国人是友好的，尤其对美国人，没有恶感和戒心，认为美国人是中国的朋友。史迪威同他们攀谈，认为他们不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只是要求不要打扰他们，使他们能过太平日子。。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史迪威又接受了作为武官代理人的最后一项公务——北上外蒙古。6月下旬，他乘火车赶到张家口，当时那里是铁路的终点。接着又坐了三天汽车，抵达外蒙的首府库伦。外蒙古已处在苏维埃俄国的影响之下，苏俄红军于1921年进入这一地区，支持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当地的蒙古人要求从中国独立的趋向已十分强烈。史迪威在给使馆的报告中写道，库伦到处可见俄国人插手的迹象，一支有500多名步兵和骑兵的苏俄红军控制着这里的局势，他们有少量机枪，但缺乏弹药，没有攻击力量。他认为，蒙古人已经决心摆脱北京政府的统治，这个地区可能会永远地同中国分开。
1923年7月，史迪威担任语言军官的4年任期已满，陆军部要他回美国￥体宁堡步校进修战术课程。家居北京的三年，使史迫威和他的家人对这座文明古都和热情好客的北京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小女儿史文森生在北京，已长到两岁多，正（口衣）呀学语地模仿着好听的北京话。虽说是返回祖国，他们却有一种离别家乡的感觉。7月9日，他们登上了离华赴美的轮船，史迫威望着这块广袤的大陆百感丛生。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他也对这个与美国西海岸隔洋相望的国家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创造辉煌业绩铺下了重要的基石。正是：光阴似箭留不住，回首再看艰辛路；人间珍贵心相印，情系京华若故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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