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烽烟叠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三十二艘，并有海军士兵二千余人登陆增援。同日，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短短几天的时间，南京路外滩华摄饭店门前落下了炮弹，大世界附近也挨了炸弹。各国租界的路口，全副武装的外国土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边，枕戈待旦。各国领事馆的官属早已陆续疏散回国。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杜月笙就积极协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及其门徒陆京士、黄香云、汪曼云、周学湘、骆清华等人都是后援会的常委。杨虎、张啸林等人为该会的监察委员。7月23日，常委首次开会，研究支援抗日事宜。杜月笙还担任了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金廷荪、骆清华、黄金荣、徐寄顿等帮会分子就任委员，负责筹募支援各抗日部队的各项经费。
上海八一三抗战时，恒社社员、五行山成员崔锡摆出任国民党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三十二师司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劝募抗日军用物资。仁社、五行山青帮分子对此大力支持。他们在一个多月血战期间源源不断地将汽油、石油、无线电器材、军衣及罐头食品等送到三十二师办事处，托崔锡城送往前线。
恒社骨干、上海邮政总工会常委张克昌在闸北一带救护伤兵，并在难民救济协会担任遣送难民的工作。黄金荣在战后集资收容难民，族给医药米面，受惠者甚多。
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报，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活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并给予这支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9月7日，蒋介石再次电令戴笠从速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然沪别动队”。
不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戴笠、俞鸿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贝祖贻、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吉章简、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刘志陆（在野军官）、宋子文（财政部长）、俞作柏、张治中（军方代表）、张啸林、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杜月签任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陆是个兼帮会头子、军阀于一身的人物，原属桂系陆荣廷部，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在陈炯明手下当过第一军军长。陈失败后又带部队投奔张宗昌。1927年1月，任张部的十三军军长，同年代理山东督办，后投奔蒋介石。被刘珍年打败后，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
刘志陆与杜月笙关系甚好，杜词落成时曾为杜担任负责接待工作的交际处处长。
游击总指挥部总参谋长杨仲华也是杜月笙的门生。
杜月笙全力促成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
1937年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当时正在伤兵医院救护伤兵员的恒社社员见通告后即奉命报名参加，被任命为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督导员，负责在南汇县新场镇训练新兵。杜月笙还派出冯一先、丘方伯分别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秘书。恒社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通过杜月笙与军统接上关系。于松乔任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军统内部帮会组织——正诚社的支持。早在民国八年，上海就出现了袍哥组织“正诚社总社”。抗战爆发前夕，“负责人白子侯病重，军统特务周迅予勤于服侍，故白死后周继任社长。周迅予时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督导组组长，曾在上海福履理路2100号军统办事处召见陈亚夫，布置特务工作。
新建立的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其中的有半数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一支队经向海潜提名，由脚跨青洪两帮的军统特务何行建（即何天风）任队长。第二、第三支队的队长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别由恒社骨干陆京士和朱学范担任。第四支队队长张业、第五支队队长陶一珊均为戴笠部下，其中陶一珊是文社骨干。
各支队编制为一千五百人，下设三个中队，各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各区队下设三个分队。
太湖帮会首领黄八妹闻讯赶到上海，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得到了别动队上尉的头衔。
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但因组织匆忙，来不及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经验，有的甚至是杜月笙等人出钱雇来的，入伍动机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同年11月初日军新的一轮进攻面前纷纷败下阵来。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军精锐猛攻的激战，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军，被敌击溃。
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
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之初，一国民党情报人员曾致函戴笠，提醒他：“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获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之工作。”
戴笠不听。结果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被日军击溃后扔掉枪械，纷纷逃至租界。法租界捕房将这些人逮住，搜出国币达十余万元之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205号情报员关于上海青帮等流氓集团活动情况的报告（1939年2月23日）》中指出：
试问如此巨款，从何而来？彼辈流氓之榨压乎民，抢劫财物，当无疑义。而陆京士、XXX、杨仲华等各得赃洋十余万元。此种事实，昭彰于世毋容详述。
上述情况表明，杜月笙的信徒们即使是在武装抗日时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谋财害民的流氓恶习。
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亦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一则任副团长。
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一则分任正副总指挥。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救军教导二团（亦称“第二支队”）。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掀沪区指挥部，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在川沙、青浦一带收集散兵游勇及残余枪技，袭击日伪军，同时，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
同年秋天，上海青洪帮头目郑子良参加了军统后不久，被调任为忠义救国军中校参议，一年后又调任忠救军松沪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长。
忠义救国军在流氓帮会势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至1939年春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实际上，忠义救国军拥有二万一千多人，一万二千多支枪。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保留两个教导总队和四个教导团，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次年，此军又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在重庆小龙坎周家湾设立司令部，以周伟龙为司令，先后成立了七个纵队。
1943年，忠义救国军又由军统特务徐亮任副总指挥。
忠义救国军，这支受过特别训练的帮会特务武装，善于游击和山地作战，善于投机取巧，被称之为“猴子军”。它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中却勾结日伪军，攻打新四军。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出征江南东路地区时，忠义救国军在黄土塘公然配合日伪军，攻打新四军。失败后，它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
1940年3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起，大举进攻新四军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
1942年初，忠义救国军又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指挥下，出动二千余人，在伪军的掩护下北犯新四军苏中三分区的防地。
同年11月，艾庆障的忠义救国军大举进攻浙东三北地区的新四军，三战三败，艾庆章率残部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黄八妹部逃到小越伪军据点里。
1945年2月，新四军南下浙西天目山区时，忠义救国军又会合其他国民党军队在广德附近进攻新四军三纵队七支队。
抗战胜利前夕，躲在浙江曹娥江一带的忠义救国军一部接戴笠急电，兼程赶往上海，阻止新四军接收上海。
另外，杜月笙的同参兄弟马祥生在抗战期间也打出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备船只，长驻海门一带。马祥生部专门抢劫海运帆船，谋财害命，毁尸灭迹，欠下了累累血债。
上海沦陷后， 国民党中央于 1938年派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光潜返上海收拾残局，重建国民党地方组织。
吴开先是杜月笙的门徒，在没住了半年，未能打开局面。
1939年，国民党中央在杜月笙的建议下，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协调上海“孤岛”上江苏省党部、中统、军统特务机关、外交部驻沪办事处，第一、第二特区法院及高二。高三分院等各处组织的活动。
统一委员会直属行政院，由杜月笙、吴开先、戴笠、蒋伯诚、吴绍滴五人组成，杜月笙任主任委员，吴开先任秘书长。其中，吴绍满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上海统一委员会经费由行政院每月拨给一百五十余万元，其中五十万元的特别费由社月笙支配，一部分用于上海工作，一部分则用来应酬从上海退到香港的人士旧常经费一百余万由潜入上海的吴开先和落伯诚负责使用。
杜月笙就任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得到了戴笠的支持、陈立夫的同意以及蒋介石本人最后的批准。蒋介石还特意让笑开先向杜月暂传达其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丢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偏劳了。”
统一委员会成立后，杜月笙人虽仍在香港，但指令留在上海分别为其代理对内对外联系的徐采丞和万墨林为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
统一委员会在上海运用上海的帮会势力，用恐吓、劝说等方法逼使虞洽卿等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由上海向大后方转移，即使未离上海的，也尽量劝告他们不得与敌伪合作。
1940年 3月， 汪伪政权正式登场后曾盗用上海各同业公会的名义通电拥护，统一委员会为了抗日反汪，以正视听，即联系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与此同时，统一委员会对上海各民众团体的抗日活动也加强了控制，你强拥护领袖的宣传”，以此抵制各爱国团体的民主进步要求，阻挡青年去苏北投奔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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