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由此,他的权力欲开 始恶性膨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对当时形势有过如下概括: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 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的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 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 袖。”
邓中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系指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 央未批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 左派”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右派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以成为现实。陈 独秀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处都遭受打击,力主向国民党右派让步, 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化邵元冲三人进行谈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两项议 案: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其二,由中 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召开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广州,如 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这些右派代表竟进一步当选为执委, 把蒋介石“向右转”的腰撑了起来,终至酿成“中山舰事件”。
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
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当 时国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 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 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 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即 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 其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19 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 “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更为离奇的 是,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 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 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军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 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就,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无产阶级 专政’的唯一障碍。”
19日夜里一时(即20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 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 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 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 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动 用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 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 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 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 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 励。美国联合通讯社更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的发生,说:‘“蒋介石借伍 朝枢等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 “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击,以革 命的“三·二O”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 一,革命的力量很强,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 造这次事变。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很不满意蒋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来 回忆说:“当时谭延间、程潜、李济深等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 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对干一下。”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 行反击。在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月22日蒋介石 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 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 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 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回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 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 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 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把命令拿来看,他说是电 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 所以即时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本党 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谣言,弄 得满城风雨。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学生。但是这 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 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 阴谋的话,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一件很可能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育 学生的方计,是要他们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们来干革命的。如果学生之中,有 了要来革我命的学生了月p我的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 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 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25日,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 “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 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日, 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介石说:“在3月19日夜中,余得 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狡,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 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 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 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 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 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 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军于罢工委员 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 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 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 安者。”第四个问题:“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 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 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 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主理,则 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 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 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3月20日 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 分在案。……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 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技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 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 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曰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 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 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请同志在 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 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3月初 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及杀共产 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 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 所以3月20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 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 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 散,与其杀共产党,不知谓自取灭之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 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中山舰案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 “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 他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 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 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 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间我,我就忘 掉说了”,又说:“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 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 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 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3 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 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 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安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 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授等都受了处分。蒋介 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 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 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进而,在6月4日,陈独 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 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 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 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 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 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 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 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既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之前的“小试锋芒”,也是国民党高层 内部争权夺位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丁贤俊曾撰文介绍了汪精卫对此事件的态度: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家养病的汪精卫得知消息,曾愤 愤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 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曾十分自负地 向亲信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 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但在党内的地位毕竟居 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视上级,擅自 行事,这不能不使汪精卫震怒。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才写了 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 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 辞”,“自请从严处分”。这些官样文章后面流露的桑骛不驯 是显而易见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检的言词掩饰其反共争权 目的,只能欲盖弥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质是清楚 的,但却被大事化小了。蒋介石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 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个人的“不轨”行为;对苏俄顾问也只 抨击鲍罗廷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 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 对,并且是很赞成的”。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 变更动摇之理。事后他将事件直接肇事人欧阳格等免职拿 办,还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竭力 维护“左派”的面具。而汪精卫并没有站在维护三大政策的 立场,对蒋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制裁和谴责,而是借口有病 表示消极,就连蒋介石的“专擅之过”也未予处置,便隐匿不 出了。事后甚至还替蒋圆场,说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 的。
中山舰事件表露出蒋介石公开向汪精卫争权,蒋介石。
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国民政府核心 领导人之一的谭延阁对“事件”曾有直接了当的评估,他说: “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谭延间还认为 这还关联到蒋介石主动攀附汪精卫要求结为拜把兄弟遭到 陈壁君的阻挠,“大概介石不满江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 生。”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 的一种认识。这一对未能结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从此由辅 佐孙中山的文武干才逐渐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冤家对头。
3月20日夜间,蒋介石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 严,并于次日上午将汪精卫逮捕,扣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产党 员遭到监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一切罢工均被 取消。
3月22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命人把汪精卫带到了会 场。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怒视蒋介石,大声说:
“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 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 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 去嘛!我们敬爱的总理会自上苍看着你的勾当,全国人民都会看着你于,历史会予 以记录!”
当年5月,汪精卫称病前往法问。蒋介石取代了他,成为广州最主要的领导人。 蒋介石摘的这套把戏,不但博得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喝彩,也得到了国内反动势 力的支持,远在上海的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刻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变 故中,为蒋“稍尽其献替”。
张静江此行是受双重因素的驱使:其一,他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其二,他与蒋 介石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是其诚 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尽管早年他在《新世纪》周 刊上,曾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 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是决不允许无产阶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正 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 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 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急驰广州,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 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介石‘’止其(共产党)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对蒋在中 山舰事件中采取的阴谋手段大加赞赏,称蒋介石为“天才”。
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时觉得有了支撑,每天一起商 量反共计划。按照他们的预谋,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 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 静江担任,不久张辞职,此职又由蒋介石担任(后因蒋赴北伐前线由张静江代理主 席职务)。至此,蒋权势大增,为日后实行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础。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 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 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 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应该做的事, 负责去做,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 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在他的授意下, 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省、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 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 任放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 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 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 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人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静江和陈果夫对此 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 未予理睬,他竟请求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这个机会,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 学员全部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而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 门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 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听话,寸步不离,为蒋坐 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 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阁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 截留。蒋介石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 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这期间,他和陈果夫指使亲 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 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携手反共。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 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误会”,貌似“公正”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 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绊脚石”,又打击了共产党, 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 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 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员的疑惧。言外之意就是要“吸取教训”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 活动,以避免再次出现“中山舰事件”这样的“误会”。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事件发生后,虽然共产党员全部退出 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蒋介石却得寸进尺,认为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两年来的党务 纠纷,必须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蒋介石又于4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切实解决。这 个“整理党务案’’计有如下九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常应训令 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 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 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
(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 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地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不得充任本党 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 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 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 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 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 追认。
1、本党党员(国民党)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 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 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主持其事,提出 了这个旨在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 过。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张静江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任组织部长并兼 任军事部长。鉴于这个议案已被“合法化”,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 只好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职,刘伯承辞去 中央秘书处书记职,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职。
这次会议,国民党右派大占上风。
会议发布了对时局的宣言,并决定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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