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州的蒋经国听到章亚若去世的消息后，万分悲痛，冲动地欲亲往桂林与亚若的遗体告别，亲自处理后事，被他的亲信劝住了。他忍着悲痛复电广西民政厅邱昌渭厅长：“公忙奈难离职，请就地代为安葬，妥为处理后事。”
按照南方的习俗，章亚若的遗体第二天就埋了，入地为安。桂昌德为章亚若寻找吉祥的墓地，几乎踏遍了桂林市郊的山山岭岭，最后在白面山附近的凤山脚下选中了一个地方，草草安葬。墓前立了一块碑，竟无一字，也不好写什么字。这座不愿让人知晓的无名坟冢，让长大的章亚若双胞儿子好一番寻找。
章亚若不明不白的死，出乎小蒋和亚若本人的意料。蒋经国提出想带全家出走，去巴西或瑞士后，章亚若虽劝阻了他，并鼓励他回赣州重振雄风，但她心里也明白，雷宁他们至今要不回来，四大秘书也不能复原位，徐君虎由小蒋请回了赣州没几天又走了，离去的许多爱国青年也一去不返。总之，蒋经国没有了先前那些诚心替他办事，勇敢地为他的新赣南建设“冲锋陷阵”的“砥柱”和“明灯”，要重振雄风，实属不可能。因此，蒋经国离开桂林后，她就着手按小蒋的出走方案进行准备，买了介绍巴西、瑞士的书，请教师帮助她提高外语水准等等。后来，她接到了蒋经国一封信，不仅印证了她的上述想法，而且，上上下下的恶势力要赶走他，离开赣南去重庆任“高职”已成定局，只是时间还未定下来，这就更坚定了她携子随小蒋出国的决心。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飞来横祸，有人那么急切地要置她于死地！
蒋经国也没有想到，因而，当他在赣州连续接到两封报丧电报后，震惊和悲痛使他的脑子都像要爆炸似的。小蒋也是情种，他强忍着悲痛，写了那份复电后，背上猎枪，骑着摩托车，驰往城外他送章亚若去桂林分手时的五里亭，在亭里独自痛哭了一番。然后丢下摩托车，登上一处高坡，取下猎枪，装上子弹，接连朝西对空放了三枪，宣泄内心的痛苦，并表示对爱侣章亚若的祭悼。
接着，他弃枪跪地，嚎啕不已。他哀痛亚若的不幸，愤恨自己的软弱。他咒骂着一个名字，呼唤着一个名字，两个名字都是“蒋经国”——现在的和过去的蒋经国，一遍，两遍，三遍。许久，他才悲痛疲惫地戴上墨镜，捡起猎枪，骑上摩托车，回到专署，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铺纸提笔，写了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写成了一封饱蘸血泪的给桂昌德、章亚梅的亲笔信，除了布置丧事外，还宣泄了他悲痛的心情：“慧云不幸暴病死亡，离我而去，悲哉！痛哉……”
第二天，他要四省盐务督运专员办事处（他兼任督运专员）组长王制刚，带着他的亲笔信快速赶赴桂林，代他去协助邱厅长料理亚若后事，并安排亚梅、桂昌德抱孪生子离桂事项。
当时的一些知情人，得悉章亚若已在桂林“暴病身亡”，见蒋专员整天戴大墨镜掩饰哭肿了的双眼，竟未亲自去看最后一面，深为不解，揣摩个中必有缘故，可能是被老蒋训斥过有关，否则，任何人都是拦不住他的。
桂林的丧事办毕，王制刚表示由他将孝严、孝慈领回去托人代养。桂昌德挺身而出道：“我是主任派到桂林照顾亚若和孩子的。现在夫人不幸身亡，我有责任安排好丽儿、狮儿的生活，王长官不必再费心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回去要向主任禀告。”王制刚不放心地问。
“我准备和亚梅一起将两个孩子送到万安他们外婆那儿去，由章老夫人去抚养。”桂昌德把和章亚梅一起商量过的主张，告诉了王制刚。
王制刚觉得这样妥当，也能使自己省事些，他表示赞同后就匆匆回赣州去交差了。
桂昌德和章亚梅退去了丽狮路那座曾经充满着温馨的住房，抱着丽儿、狮儿来到章亚若墓前，挥泪叩别，悲切落寞地上路回江西了。
桂昌德回到赣州，向蒋经国诉说了章亚若“暴病死亡”的经过，并将遗嘱、遗物一起交给了他。蒋经国一怔，摘下墨镜，接过遗嘱和遗物，颤抖着手将包袱解开，正是那床苹果绿嵌边，灰色衬底中绣一对彩色鸳鸯的织锦被面。睹物思人，小蒋泪如雨下，久久没说一句话。
桂昌德抽噎着说：“这是亚若在医院时的嘱托……那时她感觉好些了，只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她说像坠入深渊，她说……如遇不测……将被面物归原主，睹物思人，她说你……不要忘了丽儿、狮儿！”
“哇……”一直强忍着的蒋经国终于哭出了声，终至嚎啕大哭，不可遏止。一切都结束了，痛哭只是这一桩婚外悲恋结束的感叹号。桂昌德呆在这里已是多余。她知趣地轻轻退了出去。
蒋经国没有挽留。显然他无法公开收养这两个儿子，但也没有不管不顾。他煞费苦心予以安排，决定将两个非婚生儿子交给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大弟浩若、妹妹亚梅抚养。他选择了万安作为周锦华的新家，因为那是个偏僻的县城，比较闭塞，民风古朴，章家在那无亲无故，不易招惹麻烦或引起媒体注意。同时地理位置靠近赣州，便于关照。他提前派吴骥到那里租了间小木屋，便于章太夫人和两个儿子隐居。这样的安排，使得蒋经国在以后的近20年间失去了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机会。
桂昌德把双胞胎送交给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时，告诉章母，她怀疑有人下毒手。照她的说法，章家也相信亚若遭到谋杀，背后另有主谋。他们担心双胞胎也会遭遇不测，故意把小孩登记出生在不同年份，以掩人耳目。
桂昌宗原本就是赣南书店经理，桂昌德已从临川调到专署机关领薪，不久，就派往赣南行政区以外的地方去了。接着，接触过桂林事件的王制刚、徐秉南也不见了。据说，也调任很远的工作岗位去了。王制刚在四省盐务督运专员办事处调查组组长一职，由“青干班”学员楼锡源接任。
章亚若已香消玉殒，藏身荒冢无人知，但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蒋经国身上，它的余波却延绵不断，不绝如缕。
余波之一：探究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终成千古之谜。
章亚若的死因，几十年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引起种种猜测。有份报刊载，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四妹亚梅、大弟浩若和她大儿子唐远波、孪生子章孝严、章孝慈，以及好友桂昌德、肖友莲等，都说亚若死于非命，是为人所害，亡故后浑身发黑，惨不忍睹。唐远波更明确指出：“很可能是死于蒋经国后面的一只大黑手，而这大黑手，是蒋经国的力量都无法控制的。”
“蒋经国都无法控制的力量”，自然是他老子的力量。但这只是“可能”，并没有证据。只是徐浩然后来的文章中说到，有位章亚若的同辈亲戚告诉他，章亡故前，蒋经国去重庆遭到其父的严厉斥责，摔给他一本有关章亚若的情报，要他赶快决断离开她。所以，蒋经国在得知章的死讯后，只有悲伤而无追究真相的意愿。这也不能当证据。何况那样的“大黑手”要派人干这样的小事，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
蒋经国不追究，总有人感兴趣要探个究竟，若干年后就有了几种说法。
几十年后，海峡两岸交流逐渐频繁，这件陈年往事又被提了出来。有报刊载，原赣南“青干班”高材生、章亚若“十兄妹”中的老二王升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章亚若是患急性痢疾，找不到抗生素治疗而死的。他是要澄清外界传说章亚若是被毒死而答记者问的。这自然是越“澄”越不清，欲盖反而弥彰。
后来又传出似是而非的另一种说法。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专署机要秘书、后来在台湾“军闻社”任社长的漆高儒，在他写的蒋经国传记中声称，“章亚若之死，系出自黄中美这个情报人员的策划执行的”，动机呢？“黄中美自认为要关心经国先生的前途，而蒋章的香艳情史若为社会传出，成为花边新闻，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他才会在我们三人(黄中美、徐季元、漆高儒)密谈时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蒋太太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先生的政治前途，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政治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黄中美是在赣州掌管特务的，他就指示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漆高儒还提到，黄中美曾抱怨他替蒋经国做了不少事，可是小蒋“不了解我”。漆高儒由此猜测，黄中美自作主张，下令杀害了章亚若。
有许多人都相信这说法，而亲近蒋经国和黄中美的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觉得是漆高儒挟嫌给黄中美泼脏水。黄中美和徐季元是小蒋的留俄同学、专署的四大秘书，黄还是主任秘书，为人厚道，决不会瞒着专员做出伤害亚若夺他所爱的事来。何况，黄和徐那时都已被CC系排挤出专员公署，黄中美转任四省盐务督运专员办事处的主任秘书，徐季元调到福建去工作了，不会跑回赣州来与漆高儒密谈如此伤天害理的事。
章亚若死因的种种猜测已成一团乱麻，没有人理得清，眼看只好冷藏进历史的千古之谜堆里去了。
可前不久，作者在《周末》突然读到王炳毅、金萍的《张振国调查章亚若被害案》的文章，“黄中美自作主张下令谋害章”之说似乎得到有力旁证。张振国是陈诚部下的第十八军上校团长，为陈诚亲信。1942年春季的一天晚上，陈诚紧急召见张，告诉他小蒋的外室章亚若在桂林暴毙，丢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当时已从赣南返回重庆主持三青团工作的小蒋密电陈诚，恳请给予协助调查。陈诚命张振国立即带助手搭乘自己的专机飞往桂林，尽快查清案情并破案。
张振国便以第六战区情报处长的身份南下桂林调查。在秘密调查中，他发现黄中美有重大嫌疑，黄是军统特工，被戴笠派去担任保卫工作。对军统不满的张振国便秘密逮捕了黄中美，黄起初仗恃后台硬，拒不招供。后台同样硬的张振国便对黄动了刑，黄熬不住酷刑这才招认，他为“太子”的前程和蒋氏家族的体面着想，自作主张潜入桂林，设计用毒针致章亚若死地。更进一步的内幕详情，打死他也不招了。张振国以专机把他押回鄂西，关押在六战区军情处的秘密拘留所里。陈诚为了不激怒戴笠，下令中止审讯，将遍体鳞伤的黄中美移交军统方面处理。据此看起来，黄中美出面谋害章亚若是言之凿凿了，至于是不是他“自作主张”，有没有更大的后台，又成了永久之谜。
余波之二：大记者曹聚仁辞职而去。
曹聚仁是《正气日报》总编主笔，已近老年却精力旺盛，不高的个头，微胖而结实，不留长发也不戴眼镜，看上去平易近人没有学者风采，与同事们相处甚欢。
1942年10月的一天晚上，曹聚仁在一次公仆同乐会上，在酒酣耳热之际，听同席客人漫无边际地闲聊，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说到物价飞涨，从物价飞涨又扯到昂贵奇缺的奶粉、代奶粉，从奶粉、代奶粉又扯到“某要人”的风流韵事。说“某要人”的情妇某小姐因为怀了孕，为了避人耳目，特在桂林租了一幢房子隐藏起来，待到分娩之日，一胎产下两男，不幸产妇产后得产褥热，未及一月溘然去世。一时间，奶母遍请不到，只好雇女佣用奶粉、代奶粉喂养，惟奶粉、代奶粉昂贵得惊人而且奇缺，致使一对孪生婴儿终日嗷嗷待哺，身边照料的人煞费张罗，苦不堪言。“某要人”却能搞到奶粉，源源供应。
宴罢，书生气十足的曹先生回到报社，对故事中的“某要人”究竟姓甚名谁，懵然不知就里，也不好好打听明白，只是觉得物价坑人，义愤填膺，“某要人”却能凭特权搞到高级物品，太不像话，遂愤笔写下一篇杂文，名之曰：《赤膊打仗，拼死拼活》，以这个故事梗概为例，对物价问题和“某要人”进行抨击。岂料小小文章见报后，因为捅到敏感神经，立即满城风雨，窃窃私议，知道内情的人说：“曹聚仁是怎么搞的，竟敢当着和尚骂秃头！”
这篇杂文被专署主任秘书周灵钧捅到了“某要人”蒋专员那里，便下令停印改版，发出的报纸也要收回。
曹聚仁也不是等闲之辈，早年与大文豪鲁迅过从甚密，30年代在上海主编《涛声》周刊，因用“乌鸦为记”，讽刺“太平盛世”而被政府查禁停刊。但曹一直活跃在上海文化、新闻和教育界，是位名人。抗战爆发后，他离开讲台，以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的身份采写了大量有影响的通讯报道，名声更噪。曹聚仁慕小蒋之名来到赣南，小蒋又慕他的名，聘他为自兼社长的《正气日报》总经理、总主笔、总编辑，集经营、言论、编务于一身。
他据理抗争，引用蒋经国所著《论舆论界的职责－勉本报同人》为据，不同意停印改版的处理意见。周灵钧只得告诉这个书呆子，他讽刺的“某要人”是何许人。
这才使缺乏调查研究的曹聚仁大吃一惊，原来“某要人”者竟是近在身边的顶头上司蒋专员。真不知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他又搜肠索肚，续写一篇《从女佣、奶妈、代奶粉说开去》的杂文发表，想转移人们的视听，怎奈“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欲盖弥彰。
事情发生以后，尽管“某要人”置若罔闻，未动声色，也没有正面与曹先生接触，曹聚仁还是心情沉重，惴惴不得安宁。“某要人”虽有雅量，但在他周围的人却没有雅量，明里暗里，飞短流长，曹先生只好自认晦气，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曹聚仁怀着无可奈何的难言之隐，悄悄挂冠而去了。“某要人”很感惋惜，他周围的人却正中下怀，早有人盯上了他这把重要交椅。
由于蒋经国身份的特殊，他的专员公署的编制、人员、经费，都比一般专署庞大得多，因而企图攀援附会者，趋之若鹜。在他的主要班底中，既有来自国民党的CC派，又有到苏联学习过的所谓留苏派。曹聚仁则是超然于上述两派之外的杂牌军，是凭本事吃饭的业务人才。CC派的人凭借其幕后头头陈果夫、陈立夫的来头大，控制着专员公署的要害部门，不容他人置喙，留苏派在小蒋变脸反共之后无力与之抗衡，只能挂个“参议”空衔，在一些附属的旁枝单位中争夺一席之地。《正气日报》在曹大主编手里办得有了起色，有人早已把它当作一块肥肉，垂涎欲滴。现在曹聚仁出了纰漏，便跃跃欲试。书卷气十足不善于与人勾心斗角的曹聚仁，只有一走了之。
曹聚仁一走，接班的总经理便是原来只有“参议”头衔的留苏派高理文，这个人还不错。
高理文（又名高素民，30年代初从苏联留学国）曾经充当蒋经国的秘书，在留苏派中是颇为小蒋所器重的。由于没有办过报，他接手以后，对报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编辑、经营管理制度、办法，均一仍旧贯，没有更改。还先后延揽了原在北平与成舍我合作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彭芳草、作家王西彦、女记者高汾，以及解放后在河南师范大学任教的黄元起、周守正等人，加强了编辑阵容，并特约新闻、文化界的知名人土（包括曹聚仁时期邀约的计有陈望道、李四光、竺可桢、王亚南、郭大力、刘思慕、袁水拍、张乐平等等），提供文章或艺术作品给报纸发表，使内容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发行量也有所增加，使《正气日报》成了国民党地方报纸中的佼佼者。在《正气日报》的图书资料室里，不但有江西很难看到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还有《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进步书刊，这在当时可说是十分难得。
余波之三：60年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终于实现认祖归宗的愿望。
章亚若留下的两个孪生孤儿，一直由外婆章太夫人周锦华照顾，与舅舅章浩若住在一起，过着隐姓埋名艰难挣扎的生活。蒋经国不便出面抚爱，只是暗中关照，将章浩若调到贵州铜仁县当县长，将章太夫人和孝慈孝严一起接过去生活。小蒋后来到东北当特派员，又将章浩若调任辽宁省法库县县长，东北工作结束后，章浩若又随着蒋经国回到江西浮梁县当县长。蒋经国将章浩若辗转调职，煞费苦心，完全是为了章家照顾孝慈孝严的方便。
大陆解放时，章浩若被留在大陆，章太夫人和大舅妈纪琛带着孝慈孝严，由王升陪同从南昌撤到福州，蒋经国安排章家从厦门坐军舰到了台湾基隆。他们在新竹安居下来，随外婆过着又穷又硬的生活。他俩读书时，户籍上父亲栏填的是大舅章浩若，母亲栏填的是舅母纪琛。为了避人耳目，章孝严的出生日期写的是1941年5月20日，章孝慈的出生日期写的是1942年1月24日。在不明不白和穷困封闭中长大的孝慈孝严兄弟，对人生体验格外深刻，在委屈悲愤中更加刻苦自强，都很有出息，章孝严最后出任了台湾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慈出任过东吴大学的校长。
蒋经国官越做越大，直至做到台湾的“民国总统”，他与孪生子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至死都没有见过孪生儿子的面，也没有兑现让儿子认祖归宗的承诺。但他心里一直有这两个儿子，心里也一直有他们的母亲。1987年秋的一天，即将撒手人寰的蒋经国，在弥留之际嘴里发出一连串模糊不清的言语，随侍在他身边的人仔细倾听，仿佛他在念叨一个名字，再屏息静听，终于明白他是在呼唤“亚若”。这个深藏在他潜意识里40多年的亲切名字，突然翻滚浮现到表意识来，也许冥冥之中，章亚若的灵魂来与他相会了。
自18岁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后的章氏兄弟，要回归蒋家的意愿从来没有放弃过。
章亚若死后，世事变迁，她的墓地也被人遗忘在荒草丛中。过了40年，留在大陆的章亚梅在桂林东区凤凰岭上找到了姐姐的墓茔，通知了已在台湾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章孝严和出任东吴大学教务长的章孝慈，弟兄俩出面委托桂林有关方面修复母坟。1989年年末，当章亚若墓正式开工修葺和立碑之时，大陆的章家亲友曾再度致函，要他们亲自返乡在母亲坟前一尽孝心。然而囿于种种顾虑，章孝严、章孝慈踌躇良久，最后仍然没有成行。苦命的母亲章亚若的坟地，终于由一座荒冢变为整葺一新的墓园。
这些年中，他们兄弟俩无时无刻不沉缅于思亲情怀，每一次有朋友到桂林，他们总不忘嘱其带去台湾的香纸代他们在母亲坟前焚祭，并带回母亲坟前的泥土，一人一份，以罐封存在各自的书房内。这一抔黄土，是他们离母亲最近的距离，也是悠悠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思亲的惟一通道。
1991年，章孝慈私下请人转告桂林的朋友，翌年第一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大陆举行之际，他当乘与会之机回桂林祭奠母亲。后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台湾东吴大学共同主办的“九二年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易地在台北举行，章孝慈不得不暂时取消回桂林扫墓的计划。1993年初，章孝慈为准备在北京举行的“九三年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到桂林扫墓，面呈台湾总统李登辉，辞去“国大代表”职务，退出国民党十四届中央委员的竞选，完全以学者身份赴会，这样便可以回桂林祭莫亡母，一了数十年的心愿。
1993年8月，章孝慈转道香港飞抵北京，参加“九三年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成为1949年以来蒋氏家族返回大陆正式访问的第一人。8月21日下午3时，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章孝慈，双方晤谈约一个小时。章孝慈事后表示，江泽民纯为礼貌性地接见他，两人没有谈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没有要他传话。章孝慈强调，他虽然家世特殊，但身份单纯，已无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国大代表”身份，所以是以纯学者身份会见江泽民的。江泽民在会谈中提到章孝慈将到桂林祭扫其母章亚若墓是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表现，并对章孝严未能随行深感遗憾。
1993年9月5日，无论是对蒋家而或章家而言，都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前一天晚上，章孝慈及随行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杭州飞抵桂林。多云的天气渐渐下起雨来，且越下越大，通宵达旦，至天明尚没有减小的迹象。这大概是天老爷为他的孝心感动的一种表示吧。
5日清晨，章孝慈随行人员见大雨倾盆，都认为在台湾定下的9月5日上午扫墓的计划一定要改变了。可章孝慈坚持要在大雨中祭奠母亲，以寄托50年来的哀思，还要为不能成行的章孝严烧一炷香。
9月5日上午10时，章孝慈一行冒着瓢泼大雨，驱车来到桂林马鞍山西侧凤凰岭下。10点30分，章孝慈着一身黑色西服，胸前戴着白花，虔诚地缓缓登上母亲的墓台。当他第一眼见到母亲墓地时，禁不住泪如泉涌，痛哭失声。章亚若墓前的供台上，摆放着点心、菜肴、水果，一排9只酒杯，斟满了漓江水酿就的“桂林三花”。供台的左边，置放着一帧彩色全家福照片，那是“狮儿”章孝严、夫人黄美伦及其长女章惠兰、次女章惠芸、儿子章万安。右边置放着另一幅彩色全家福照片，那是“狮儿”章孝慈、夫人申德及其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墓的两旁，分别摆放着两家9口和随行人员敬献的20个花圈，两旁的8束鲜花象征着章亚若冥诞80周年。10点40分，章孝慈按中国传统的家祭仪式，恭恭敬敬地跪在母亲灵前连烧三炷香，缓缓地将鲜花、酒、菜、饭、水果一一高举齐额，摆放在灵前，再三叩首。今日，章孝慈终于可以面对母亲亡灵，一倾思念之情。
10点50分，当司仪宣布“恭读祭文”时，章孝慈几乎己是泣不成声，一字一泪哽咽着念祭文：
癸酉年九月五日（农历七月十九日）孤哀子孝慈谨具鲜花清礼叩祭于母亲大人灵前，曰：鸣呼！劬劳我母，生于忧危。万方多难，世局崩离。孪生二子，孝严孝慈。抚养六月，驾返瑶池。外婆母舅，父母职司。播迁台岛，潜隐乡居。饔餐不继，清贫自持。身世守口，兄弟莫如。
渐长闻事，母德春晖。思母唤母，音容依稀。出入游处，心忍无归。晨昏雨夜，倍思庭帏。人逢佳节，团圆可期。唯我兄弟，益感伤悲。黄泉我母、存问凭谁？人等视我，身分殊奇。我俩自视，常人无疑。负笈游学，志气不移。幸蒙庇护，不辱门楣。两岸解禁，探亲交驰。桂林母墓，念兹念兹，。
我与兄长，皆有儿女，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焚香祝祷，无尽哀思。人言生死，天命有常。我怜我母，难忍情伤。善果报应，证之行藏。我悲我母，九回断肠。灵而有鉴，幽梦还乡。我思我母，山高水长。哀哉尚飨！
在滂沱的大雨中，孝慈长跪在母亲的墓前，哽咽读完了394字的祭母文。而在孝慈祭母的同一时刻，因有公职未能同行的孝严也按兄弟事先的约定，在台北家中长跪遥祭。
祭奠活动结束时，章孝慈再一次在母亲墓前深深地鞠躬：“妈妈，我还会再来看您的！”最后，章孝慈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说：“我能回桂林祭扫母墓，极为激动。此刻，我和天下所有儿子跪在母亲灵前的心情是一样的。”
章孝慈9月5日扫墓后，随即与从各地赶来的章家亲友聚会，一偿乡情。临别桂林时，章孝慈表示，经过扫墓、与亲友见面，感觉情感上很踏实，以前总希望有个墓可以扫，现在终于扫了。
在这次祭母之行的第二年，章孝慈在北京突发脑溢血，章孝严突破台湾方面的重重阻碍，借用包机将弟弟从北京接回台湾。1995年，章孝慈于台北病逝，认祖归宗的重担落在章孝严一人的肩上。
章孝严于2000年辞去一切公职，这样便于进出大陆。2000年8月26日，他受奉化溪口蒋氏家族族长的邀请，携家人第一次来到溪口，在蒋家家族祠堂报本堂上了香，跪拜着祭了祖，好几个长辈都叫他“蒋孝严”，在民间礼俗上认了祖归了宗。
由于他的父母是非婚的蒋经国和章亚若，由于他自己是有身份的人，真正认祖归宗还要完成法律的程序，这就要复杂得多。一年之前，章孝严向户籍所在地台湾的大安户所申请改注身份证的父母栏。对于一般的人，这程序非常简单，在台湾地政事务所就可以办妥，章孝严的申请却从事务所一直往上报，签到“民政局”，签到市长那里，市长作不了主，又报到“内政部”，“内政部”又召开了“法务部”、“司法院”的联席会议，确定了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要完成。本来只要验明DNA就可以确定章孝严与蒋经国的血缘关系，因为事关当事人身份的敏感，一直蒙在鼓里的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女士坚决反对，获取DNA样本就十分困难。章孝严只好另辟蹊径，跑到大陆来和表哥见面，和大舅妈取得联系。他的夫人因为太兴奋，一口气拔了大舅妈十几根头发，痛得大舅妈哇哇大叫。
2002年12月12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60岁的章孝严终于拿到了“正名”以后的新身份证，父母栏亦更正为“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章孝严原本可改名为“蒋孝严”了，但为了纪念他幼时辞世的母亲章亚若，他选择了继续从母姓。令他欣慰的是，60年历经坎坷的风雨认祖归宗路，他在晚年终于走完了, 终于可以告慰在天的父母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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