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学苏联学得最好的是“联系群众”。到江西后，他一再要求各级官吏注意各自的形象，狠刹违法乱纪歪风。为摸清下层的腐败程度，他还自兼赣县县长和保长、村长、甲长，一杆子插到底。他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佣的三轮车。他经常短衣草履，放下身架，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广泛联系群众，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从1939年至1940年，他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随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
他在爱“走路”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廉政”，尽量避免给属下和民间造成自己以特权谋私的印象。
有一次，他同随从刘兆祥来到杰村乡检查后，刘兆祥陪同他一起去社富乡上五指峰寺庙参观。社富乡长提来猪肉、鸭子，想用庙里的锅灶煮了犒劳专员。他不让在庙里煮。他说，如果要煮就在寺外支锅灶。这既说明他尊重寺庙吃斋的规矩，也说明他的饮食是很随便的。
国民党方面在宣传的材料中，曾特意列举二例证明他的清廉：一例说专员在赣州城东镇驾驶三轮车时轧死两只鸡，自己写条子给镇长并赔上20元。一例说专员在1944年8月1日交卸赣县县长职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发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
小蒋经常微服出巡，接近群众。他总是穿一套蓝布工装，戴一顶鸭舌布帽，两个警卫人员，也是粗布便衣。蒋经国经常随意跑到街道居民家里，或农村农民家里，同平民百姓随便聊天。见到谁，他都彬彬有礼，握手问好。他在工农群众面前，总是说：“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连我这个专员在内，都是民众的公仆，是你们工农大众的仆人，是替你们办事的。”但是，工农群众真向他倾诉困苦要他办事时，小事他当场就办了，大一点的事他就说大话推诿了，总是说什么：“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把新赣南经济建设计划实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接着就是滔滔不绝宣讲“建设新赣南”和实现“五有”的“光明前景”。所以，接近过蒋经国的群众，有的说：“原来蒋专员是给我们宣传‘五有’来的。讲讲‘五有’是容易，做到‘五有’就难啊！”有的说：“‘五有’，何时有？望梅难止渴！”
小蒋不像他父亲那么严肃，他性格中有诙谐滑稽的成分，有时像孩子般喜欢恶作剧，这也有利于他“联系群众”，博得好感。一次，一个三青团筹备处的青年干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地抽烟，老远看见他迎面走来了，立即把捏着香烟的手藏在大衣口袋里，若无其事地向前走。这一切早已看在小蒋眼里。当那干部走近蒋专员时，小蒋却故意停下来和他说话，不露声色地东拉西扯。那干部很尴尬又不能不陪聊，一会儿，那位干部的手止不住地抖，口袋里冒出了烟，小蒋又故作惊讶地帮他把火扑灭了。他这才哈哈大笑，从容地笑着点题：“你知道筹备处的戒烟条例不应违反，这是好的，错了就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不要弄虚作假。我老早看到你把烟揣在口袋里，所以我就故意和你说话。果然布包不住火，真象终于败露了。”那位干部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小蒋和他亲切地握手，连说“对不起”，各自走了。他这种戏谑式的批评，比他父亲雷霆震怒骂一顿效果好得多。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规定对赣南的任何工人，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服务性工人，都得称他们为“工友”，不许叫工人，或“茶房”、“黄包车夫”、“汽车司机”等。长期居住在赣南的人，从开始不习惯到慢慢习惯叫“工友”了。但路过赣南的人，却往往不习惯叫“工友”，仍叫旅馆工人为“茶房”，叫人力车工人为黄包车夫等，这样一叫，“工友们”就有意见，因而常发生争吵事件。一家旅社的青年工人这样责难旅客，说：“委员长（蒋介石）的儿子蒋专员都尊重工人称工友，不许叫茶房，你为什么要叫我们是‘茶房’呢？”后来这位工人把警察找来了，警察对旅客批评了一顿才算了事。
一些年龄较大，稍有觉悟的工人，对蒋经国这一套则没有多少好感。他们觉得是不是尊重工人，不表现在嘴巴上，他们说：“叫一声工友，难道就改变了我们工人的地位了吗？蒋专员如果真是关心爱护我们的工人，少给我们搞些额外负担（指这样那样的会议，向总裁行礼、背诵赣南家训等等），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话要说回来，叫工友总比叫茶房、车夫更好听，含着些许尊重。
蒋经国在赣南还组织并亲自参加过许多宣慰赣南人民和宣慰抗日将士的活动。有的是由他率领专署政工人员和三青团江西支团的宣传人员数十人赴赣南各县进行宣传慰问，用演戏、说唱、快板等形式宣传讲解他的“新赣南建设计划”，宣传蒋介石的“丰功伟绩”和讲解他的“赣南家训”等。每到一县或区、乡就要召开宣慰群众大会。会后，他还要搞些什么“访问贫苦民众”呀，慰问表彰建设新赣南的“有功”人员呀！颁发由他署名或签名的奖状、奖品等等。他还在新赣南大礼堂前面的广场设立一座“留芳牌”，样子像过去的忠节牌坊，凡对当时的建设工作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头。这虽有笼络人心，为他效命的成分，更有表彰群众，树立楷模的用心。
那时候，“蒋经国”这牌子很吃香。不属于赣南地区的宣慰活动，也要把他拉进去。如“西北宣慰团”、“江西各界赴粤北前线慰问团”的团员中，都有蒋经国的大名。三青团江西支团组织的“江西青年前线慰劳团”则是蒋任团长，全团约四十余人，奔赴江西上饶三战区慰问司令长官顾祝同，上高副长官罗卓英、临川副长官上官云相以及浙江金华浙省保安司令黄绍竑等。蒋经国并未去，只是打着团长蒋经国这块牌子，散发了大量的印刷品，印有慰劳团团长蒋经国的名字，并扬言“蒋团长”即日就要赶来亲自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们。这样一来，顾祝同、罗卓英、上官云相、黄绍竑等人为了讨好蒋经国，反而发动当地机关团体等组成了“欢迎蒋经国先生远道光临指导”的盛会，慰问者倒成了被慰问者。蒋氏慰劳团借光受到各军政当局盛大的接待，高级烟酒、山珍海味地造，耗费了不少财力物力。结果以所谓“蒋团长因有要公不暇分身”为藉口临时中止亲来慰劳，由副团长代向前线将士深致敬意了事。与此同时，慰劳团人员还向各地大肆宣传“新赣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所有这一切，说到底，无非是宣传蒋经国个人而已。批评者认为他是沽名钓誉。
蒋经国为了把他的“亲民”、“爱民”活动搞得更加白热化、制度化，曾于1940年起，明令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赣南官民同乐节”，开展官民同乐活动。每逢这一天，要在赣南各地广泛召开官民座谈会、联欢会等。在赣州召开的官民座谈会，照例是由他在会上报告一年来赣南经济建设的各项成就，并征询到会者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到会的“民众代表”，实际都是些地方封建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为了巴结蒋经国，对蒋经国只是一味吹捧。随后小蒋及专署人员分别招待各界代表看招待戏、喝招待酒，以及吃招待饭等，猜拳敬酒，耍闹一整天。
“官民同乐节”的晚上，叫做“不夜天”。这一晚，赣州市的百姓都要参加同乐晚会。锣鼓、喇叭、鞭炮、广播、音乐歌声、口号声等响彻云霄；党、政、军、商、学、工、农各界人们成群结队搞各式各样的化装表演，说说唱唱，如醉如狂。蒋经国和他的俄籍太太戴上红绿带扎的高帽子，手舞足蹈地跳跃在人群之中，嘴里高喊：“让我们尽情欢乐吧！”、“祝赣南人民幸福快乐！”、“总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蒋氏夫妇成了欢乐的漩涡，他们游行到那里，那里的人群就热烈鼓掌，大放鞭炮，跟着他呼口号，乱跳乱蹦一阵。他怕“不夜天”游行狂欢的人们不能坚持通宵活动，事先就指示了各保指导员要掌握好游行人数，不准中途退出。否则，就叫做不热心官民同乐的人，要受到指责。这就过分了。弄得赣州城内的市民一个晚上不能睡觉，一直要闹得第二天黎明才回家。老百姓第二天还要劳动，大家叫苦不迭！他们背后说：“这明明是叫人吃苦受罪，还叫什么乐哟！”
蒋经国以专员身份兼任赣州城内他住地保的指导员。在“官民同乐节”这一天，他还以保指导员的名义在该保内挨家挨户间寒间暖，表示亲切关怀民众之意。有时也施一点小恩小惠，送某老大娘一斤猪肉呀，送某残废老人五斤米呀，到街道打扫一下清洁卫生呀等等，以示他“尊老”、“亲民”之意。这虽是象征性的，但以他身分之尊，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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