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禁烟禁赌禁娼、扫除“土匪”和其他“坏分子”之后，赣南“烂局”基本收拾好了；通过宣传和组织抗战活动，把赣南民众发动起来了；办过“青干班”后，又培养了一批为他所用的干部，紧接着他该出台新政了。他从溪口一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就急忙回到赣南搞他的“宏图大业”了。他雄心勃勃地发动一项建设计划，要把赣南改造成模范经济区，正式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响亮口号。
1940年1月间，蒋专员召开“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会议地点在赣州群乐大戏院，会期为一周。蒋经国说：“为什么要把这次会议在群乐剧院开呢？是因为通过这个会去贯彻‘建设新赣南’的方针，就能使赣南人民‘群’众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
到会者将近二百人，包括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科长以上人员，各附属单位主要人员，各县县长、秘书、主要科长、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动员委员会书记长、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特邀民众代表等。请了省政府代表省府委员李德钊到会指导，还请了党团代表列席。这是赣南一次大规模的行政会议。鞭炮轰鸣，军乐阵阵，气氛热烈。
会上主要是听取蒋专员“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的报告。蒋专员身穿草绿色哔叽中山服，胸佩主席团的红花绸带，神采奕奕，春风满面。他在开幕词中作了题为《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要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区”。具体要达到的目标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
“三年计划”中数这“五有”最打动人心，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数这“五有”最“乌托邦”最难实现。历朝历代任何政权，都不可能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如果能使多数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就很不错了。但小蒋年轻气盛，敢想敢说，竟然吹出了那么大的牛皮。
他的愿望是好的，也希望能在他治理的地方实现“五有”，主观上不想吹牛皮。在“三年计划”中，列举了发展钢铁、机器、电力等重工业的项目；农业实现机械化，兴建水利工程；赣南各县城镇都将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人民都享有充分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这一计划，内容包罗万象，诸如农林、工商、文教、卫生、采矿等等都作了具体计划和安排，甚至每户居民若干年后拥有多少辆土车、能吃到多少斤猪肉，都列入了计划，有人称之为“丰富多样的菜单子”。
为了实现“三年计划”，他要求青年到天空去（航空）、到海洋去（航海）、到矿山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要实现“五有”，青年就要首先做到“五到”。
他豪情满怀，想象力丰富得很，站在讲台上挥手远眺，设想以后的赣南是“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二万人，大礼堂之中正在放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屏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章亚若去参加了这个誓师大会。她看到小蒋精精神神地站在检阅台上，以宏亮的嗓门提出了“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奋斗、牺牲，实现三年计划”的口号，调门挺高地大肆宣称他要在赣南“坚决打倒封建势力”，开创“赣南的新时代”，要建设“五有的新天地”。章亚若的心被鼓舞得热呼呼的，对她仰慕爱恋的人更加仰慕爱恋。
在闭幕式上，春风得意的蒋专员又作了《奋斗、牺牲，实现三年计划》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他讲得格外宏亮高亢，声震屋瓦：“今天，我们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坚持抗战。我们坚决相信，一定能够消灭日本强盗，取得最后胜利！但是，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艰苦奋斗去争取，才能得到。因此，我们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以建国的成果充实抗战的力量，用抗战的力量保卫建国的进行。赣南是东南大后方，有丰富的资源，有勤劳的老百姓，只要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赣南，一定可以成功。建设新赣南能够成功，就必定可以充实抗战的力量，对赣南地方的老百姓必将带来幸福的生活……”
他作报告后，分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贸易等小组进行了讨论，要出席人员提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宝贵意见。这个三年计划的参与制定者，除原四大秘书外，还有新来的主任秘书周灵钧，还有李守廉（视察）、黄密（科长、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总公司经理）、洪仪（专署财政科长）、文华（教育科长）、周守璜（视察、龙南县长）、刘文渊（视察、上犹县长）、吴寄萍（正气中学校务主任）、吴光珍（视察），他们大都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对于行政工作可谓“科班”出身。
这次大会是建设新赣南的序曲，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从此拉开了建设新赣南的帷幕。
小蒋是位既会讲大话又会干实事的人，会开过了就要行动。他本人就是部行动的火车头，他要把专署机关和各县机关的列车带动起来，以身作则树立机关新风，朝着他的“建设新赣南目标”前进。
蒋专员特意制发了银质“公仆”徽章和帽子给干部佩戴，以醒目地表明其“公仆”身份。起初，戴这种徽章和帽子在大街行走，有的干部感到怪不好意思的，也常引起路人的好奇观看，他们往往一出大门即把徽章和帽子摘掉，等回来时再佩戴好，专门应付蒋专员的检查。不过，蒋专员还是走到哪里就戴到那里，大大方方，自自然然。
小蒋是赣南的第一号“公仆”，他兼职很多，除了专员还兼任区保安司令、赣县县长，以后又兼赣州镇镇长和西津路保长（大公路专署所在地，此保实际就是管辖机关），还兼铁盔塘甲长（因为他住在铁盔塘，在那里做了房子）。他这样身兼各级一直到基层行政职务，一竿子插到底，既可以体会各级行政人员的甜酸苦辣和工作方法，又可以检验自己的行政命令，也是更好地接近民众的举措。
蒋经国经常与普通公职人员一起参加活动。那时，赣州专署、区保安司令部、赣县县政府合署办公，所有职员，一律佩带红色底板，中间书有“公仆”两个白字，形如纽扣大小的证章。各直属机关的职员，每天早晨天刚亮听起床号起床，然后到中正公园做早操，大约二百人左右，按科室列队一般由区保安副司令沈传蕃整队，在公园场地齐步走二三圈后，跑步出公园南门，经文清路、阳明路、中正路、中山路、章贡路，到西津路北端县府宿舍门口解散。跑步时沿途高呼“一、二、三、四”和口号，这叫“晨呼”。蒋专员不公出时也经常参加早操。“晨呼”的意思是，唤起民心，振作起来，朝气蓬勃地抗战建国，打败日寇，建设新赣南。
跑步毕，大家围成一个圈圈，听蒋经国演讲说笑话。为了活跃气氛，这天早上他讲了个这样的笑话：“什么人适合做什么事，只要看这个人戴的帽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帽子戴得很正的，就忠诚老实，适合当保管；帽子戴在后面的，性情就粗暴急躁，适合打先烽；帽子戴得稍微斜一点的，头脑就冷静，有智慧，有韬略，适合做领导。”大家看着他戴得有点斜的“适合做领导”的帽子，“轰”一声笑了。
接着他叫人写好一个“羊”字、一个“猴”字，叫大家来抽签。专署干部小李抽到一个“猴”字，蒋经国抽到一个“羊”字。猴子骑羊，他自动伏在地上要小李这个“猴子”骑在他背上，他规规距距爬了几步，起来说：“小李！我也要当一下猴子。”他显得谦和，但不肯吃亏，被部下骑了就要反过来骑部下。他骑在小李背上走了几步才罢，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他是用这种早操和讲笑话、游戏的方式，来发动和凝聚机关群众，让全专署各机关都像他一样朝气蓬勃和风风火火起来，以便带动全赣南都朝气蓬勃和风风火火起来，建设他的和赣南人民的新赣南。
每天7时半早餐，8时都到大公路一号合署办公地址上班。上班前举行升旗仪式，所有公职人员以专、县两级对口科室单位混合列队，齐集升旗台前，专署科长、主任为班长，县府科室科长、主任为副班长，班长点名向值星官报告当日实到人数。有特殊情况不能赶到升旗的，应事先托人向班长请假。无故缺席者，一次警告，二次记过，三次记大过。蒋专员未出差时，一般都参加。仪式前，主持人讲话，内容多半是昨天发生的突出事情或批评某科室、某人，有时也布置当天公务。
蒋专员对公文处理很注意效率，他经常到各办公室抽查职员们的卷宗夹（按公文的时间性强弱，把卷宗分为红、黄、绿、白色四种），看看有无积压文件。专署规定：急件随到随办，紧要公文当天办出。重要公文三天内办出，次要公文五天内办毕，普通公文一周内办完，依据收发回文期计算，承办人员，如有无故积压延误的，视文件影响情节，轻则警告（升旗式前或纪念周时指出），重则记过、降职。蒋专员发现谁的办公桌抽屉杂乱不堪，也会幽默地当即进行批评。
蒋专员在赣州的时候，上午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下午经常骑三轮摩托去农村、学校和专署所属县检查工作，去泰和省政府公干，有时也是骑车去。
他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大造“建设新赣南”的舆论。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的《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作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又办了《江西青年》刊，办了新赣南出版社和文化书社。这样一来，就通过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
他感到这样还不够普及，看报看刊看书的人毕竟少。他要把“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推广到民间，把这些动听的口号在赣南十一个县的城乡要道、公共场所等地用醒目的大字到处涂写，并通令各行政基层人员向全体赣南人民广为宣传，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他培养的三青团干部和宣慰团派上了用场，街头巷尾，特别在汽车站、轮渡码头、路边茶亭的墙头上都刷写了标语，没有墙头的就用木板，大字醒目标出“五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提出来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要具体得多，动人得多。
他在苏联学会了造舆论的一套手法，声势造得很大，决心也下得很大，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来工作！”只是开始的时候不见什么具体措施，连个具体促进的机构都没有，至于达到什么指标，更是无从谈起了，先轰起来再说。
当时有人就评论说，蒋专员这套计划不过是从苏联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搬过来的，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赣南当时没有一座高压电线塔，没有一处成型的水库，没有一部拖拉机；没有一所科学实验室；没有一所大学；专员公署没有一个曾经从事实际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许多“没有”的基础上，要建设现代化的“五有”，谈何容易。但那么落后封闭的赣南，总得有人去改变，蒋专员既然有“太子”身份又愿意干事，都欢迎他折腾折腾，取法乎“五有”，仅得个“三有”“二有”的也好，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嘛。
后来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慢慢具体起来。从1940年起，他在赣州创办了“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先后培训了大约四百名左右的干部，分派赣南各县做基层领导工作。专员公署设置了一些经济开发单位。
蒋经国到任前，赣南的经济主力是矿业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品只够地区消费量的一半。他推动兴办工厂发展赣州工业，成立一些小型工厂，如碾米厂、烧窑等等乡村企业。从上海迁来缝纫机械厂、吉挺机械厂，以后合并为通用机械厂，以后又改名为气压机厂，再分为齿轮厂和赣南机械厂。现在赣州的江西省齿轮箱总厂 ，其发展历史，即可追溯到三十年代末蒋经国从上海迁来的两家机械厂。蒋经国还从其家乡奉化溪口迁去武岭罐头厂，对赣州食品工业的发展，也曾产生一定的作用。
小蒋还试行“耕者有其田”，在离赣州城十多里的吉埠，信丰县的游州，上犹县的广田，大余县的左拔，南康县的横市、坪市等乡村，搞了“耕者有其田”的示范区。其办法是按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设想，把地主多余的土地收买过来，发给农民耕种，分若干年逐步偿还。新组训的农业官员下乡，鼓励农民养蚕，并发动每个“保”（百户为一保）挖掘一个池塘，不仅可以养鱼，还能用来灌溉菜园。
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人人有饭吃”的问题。当时的赣南有许多老百姓吃不饱，但有三类人是没饭吃，一类是犯人，一类是讨饭佬，一类是鳏寡孤独残者。
小蒋解决第一第二类人的吃饭问题，先是救济，后来变救济为自力，犯人坐吃山空，讨饭的四处讨吃，没有保障。蒋经国仿效苏联的办法，办起强民习艺工厂，让犯人和讨饭佬都参加劳动，让有劳动力而没有自由或有自由而好吃懒做的人，自食其力。
鳏寡孤独残的人没人管，没饭吃，就让他们每天就到“救济食堂”吃饭去。
在赣州市体现“建设新赣南”则是开拓街道改善市容。蒋经国曾亲自带领专署人员到建国路参加拓路劳动。他身穿背心短裤，领唱着《大路歌》，领头拉石滚辗压路面，为建设新赣南干得十分卖力。
开拓街道改善市容需要大把的钱，钱从哪里来？小蒋有办法。
赣州市区北门外和赤珠岭、煤油场一带，隔河相望，却没有桥梁过河，往来行人全靠渡船往返，人在渡口候船既拥挤又费时间，很不方便。
有一次，日机轰炸北门城内的赣州发电厂，炸弹偏落在城外渡口附近。恰巧那天蒋经国和曹副官前往赤珠岭青干班，在渡口候船，不免受到一场虚惊。于是蒋经国想到不能使渡口停集太多的行人，那不是找挨炸吗？他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浮桥，既可便利城乡交通，又有利于防空疏散人口。
建桥之议既定，但一时缺乏营建资金，不知哪位高人献策，由蒋专员出面请客，用即席写缘的方式，筹集建桥资金，桥名定为“忠孝桥”。
掏富人的腰包，小蒋认为是个办法。于是，事先发出宴请礼帖，把地方富绅、银行经理、企业老板均列为上宾，在赣州公园励志社设西餐，由蒋经国亲临作东。那天，赴宴者个个衣冠楚楚，他们看到宴厅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很够面子，人人兴高采烈。
宾客次第来临，蒋经国频频引车请座，仪态谦逊，问话寒暄，宾客们更是受宠若惊。当白衣侍者递上香茗、点心，小蒋便起立发言，大意是筹建北门浮桥，邀请共商营建经费，希望大家共襄促成。开始，在座宾客对此倡议无不表示热烈赞成，但后来轮到掏腰包了就未免踌躇，由于对捐献数目未便硬性分摊，席间不免交头接耳，一番议论过后，仍未获要领。不料蒋专员成竹在胸，早有点子，他把事先做好的“福、禄、寿”三个字的彩券拿出，说明用摸彩方式作为认捐数额，凡摸到“福”字的认捐二千元，“禄”字的一千五百元，“寿”字的一千元。饭场气氛立即活跃，谁不想得到“福禄寿”呀！接着当众摸彩，开彩。结果中央银行经理李寿如摸到“福”字，应捐二千元；中国银行经理蔡慎斋摸到“禄”字，应捐一千五百元；赣南锡业管理处代理处长王邦范摸到“寿”字，应捐一千元。
蒋经国笑嘻嘻地拿着一张彩券交给王邦范，口里说：“恭喜你得寿字彩，认捐一千元。”王邦范只好认了。
因为“福、禄、寿”三个彩已分定，认捐基数差不多够了数目，其他在座的光大火柴厂经理余行鲁、江西建设银行行长胡钟英等人，就自动写上本人的认捐数目。这时，席间空气突然活跃。原来摸得头彩“福”字的李寿如，他的名字有个寿字，大家正在对他逗笑：“李经理既有寿，又添福，可谓‘福寿双全’，多捐一千元共襄善举，理当，理当！”弄得李寿如哭笑不得，欢喜地掏腰包认倒霉。
事后，大家都按认捐数付清了款。于是人们说：“蒋专员取财有道，花样也新鲜。”
扩建好街道，就着力整顿市容。当时赣州的街道和戏院，都由童子军中队的小孩维持秩序。这些从沦陷区收容来的难童，每天上课以后，他们的工作便是在公共场所值勤。赣州的戏院、电影院不准抽烟和戴礼帽、草帽（妨碍视线），如有发现，他们会先向你举手敬礼，然后请你到吸烟室去或请你把帽于取下来，很有礼貌，观众也不会对孩子有意见。那时，一些后方医院的伤残军人，在别的城市公共场所甚至大街小巷经常无理取闹，可是在赣州就不敢放肆。戏院老板每天按政府规定人数发给伤兵戏票，由医院实行轮流去看戏，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赣州的大街小巷都很清洁，也很难发现吵架相打的人，日常有警察和童子军巡逻，如经他们调解无效，马上被带去派出所评理，谁愿意因点小事去吃官司呢？街上的乞丐很少，这些乞丐平时被收容在养济院打草鞋、搓草绳，初一、十五才准上街讨米、讨钱。因为这些措施执行得好，所以赣州的市容有人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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