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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042. “精诚团结”门面

  雷宁被迫离开了抗敌后援而到动员委员会去了。而周百皆呢,他更多的精力则花费在为蒋经国办的救济事业上,如成立难童学校,后改名义童学校,是收容从各战区抢救出来、失去父母的孤儿。

  雷宁向隐蔽的中共江西省委汇报了这些变化,江西省委指示他,一定要支持蒋经国,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为此,把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划归雷宁负责,这个党小组包括江西政治讲习学院、青年文化服务社、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等党支部,而他在动委会的得力助手是地下党员葛洛,他负责宣传股。蒋经国好些对外发表的文章大多经葛洛起草,他与蒋经国见面比雷宁多。一些要与小蒋商量并取得他支持的事,雷宁就交葛洛去办理。

  动员委员会设在专员公署内。专员公署是利用米汁巷扩建的,改名新赣南路1号,把西津路的后门开成了正门。一般的国民党的机关衙门,进门的照壁不是画青天白日,就是写“礼义廉耻”或“诚”的字样,千篇一律,暮气沉沉,叫人一进衙门就打不起精神。

  蒋经国觉得那样太腐旧,他喜欢新鲜刺激,喜欢独出心裁,决定换一换门面,就找政工队搞美术的俞亮前来设计。俞亮提出好几个方案,蒋经国终于采用画两只大手互相紧握着的图案,不用文字说明,一看就知道这是“精诚团结”。朱砂红打底的墙壁上,用黄色的线条粗犷明快地勾出双手,很鲜明,也生动。进出动委会和所有来专员公暑办事的人,都可看到,却有不同的议论,有的赞颂说是“去旧图新”,有的讥之为“标新立异”,有的斥之为“离经叛道”。

  小蒋做得更彻底,下令不设带武器的警卫,门口只留一般的传达人员,改变平民惧怕进“衙门”的心理。他觉得,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把衙门大门开得大大的,只有各党派各种社会势力团结、合作,才能共同抵御入侵之敌。

  蒋经国的动机很纯良、坦诚、炽烈,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赞许。这一类事,他认为是小事,想做就做,不和什么人商量,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个性是说了算,有点初生之犊不怕虎,不管那些闲言碎语,“都听蝼蝼蛄叫,就不种田啦”。

  进出公署的人们指着照壁评论道:“照壁上的两只手,在两边的修竹、夹竹桃叶的映村之下,更显出又庄严又有力的气势,至少使得官衙门的味道少了。”

  “这两只手又是代表什么呢?”有的说:“就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吧。”

  没想到,这些议论竟被右派势力利用,变成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谣言之源、中伤之据:“只有共产党的机关,才不要‘礼义廉耻’、青天白日……”

  小蒋原本不在意这种中伤。但这种谣言传到了重庆,重庆又转回来质询小蒋有没有这回事?重庆过问就是他老子过问,小蒋不能不在意了。为了回答没有这回事,他只好叫俞亮把那两只手抹掉,改用一个“诚”字压上去,打个补钉,这就难看了。

  当俞亮正在用笔涂抹的时候,雷宁站在那里说:“可惜,可惜!”

  蒋经国从外面进来,一见就冲着雷宁问:“你觉得可惜吗?这么好的画。”

  雷宁安慰他说:“有的人不习惯,改一改也没有什么,我们不图形式,要看重内容。”

  “对,对!要有内容,‘诚’也是内容。”他自嘲地边说边走进去了。

  俞亮笑着说:“看小蒋有时比我们还天真,叫我画了又改,白费气力。”

  雷宁忙说:“不不不,你的画了不起,风传到抗战的神经中枢,值得!”说着相顾而笑,看着蒋经国闪进门去的背影,总觉得不是滋味。

  动员委员会办了一个《动员旬刊》,上面经常刊登一些中共县委、省委同志们的有关宣传党的政策的文章。这个小小刊物,办得很出色,短小精干,旗帜鲜明,很受读者的欢迎,范围已经超出赣南的读者。对一些已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歧看法,竟能以《动员旬刊》的言论为准。

  蒋经国有一回到动委会里来了,翻了翻杂志,然后说:“文章短小不错,用党国要人如梁寒操等的言论,宣传抗战救国纲领也不错,可是,里面有些东西,你们的方法太笨。” 他指的是转载陕北的文章。

  还没等雷宁、葛洛他们解释,他又接着说:“陕北的《新中华报》上的文章,你们怎么竟一字不改地转登?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其实,拿过来,改一改,行文不一样,不是更好吗?”

  “真是好主意,我们就是太笨。”雷宁和葛洛都天真地笑了起来,也惊奇小蒋的阅读范围之广,连延安的刊物都看了。

  蒋经国似乎不满足《动员旬刊》这个小刊物,他说:“《动员旬刊》太小太小了,影响不大。赣南光一个刊物不行,哪能动员舆论?还是办《新赣南》月刊吧!这才显出力量。”

  他说了一通就走了。雷宁和葛洛却很受启发。从他的这一席话可以看到,他很注意政治,也把报刊看得很重要。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统区的不多,他居然能看见,真是有心人呀!他的“改头换面”的主意也很好,将延安的文章改一改,意思表达出来了,却抓不到小辫子,看不出是延安来的文章。

  《动员旬刊》以后就这么办了。例如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怎样分辨正义与利害的关系,延安的文章讲得很清楚,《动员旬刊》经过改写发表出来,宣传效果很好,也没有被抓辫子。

  《动员旬刊》遵循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在舆论上很尊重蒋经国、支持蒋经国。雷宁写了一篇《巩固与扩大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创造》,在25、26两期刊出,多少带点纲领性,正符合蒋专员的动员舆论的愿望。

  这个时候,赣南报刊的舆论口径比较一致,都采取了支持、帮助小蒋的态度。可官场和民间却出现了大量非议蒋经国的言论,在人们的口头上流传。概括起来无非是左右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在赣南推行的新政都是苏联经验的翻版,要不得,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另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这弄得他左右为难,莫衷一是。

  小蒋成了个矛盾人物,置于矛盾的漩涡中。他利用特殊身份获得许多特权,同时又获得许多束缚。特殊身份使他得益受惠,同时又使他受害受憋。他像孙悟空,虽然有一个斤斗翻十万八千里大闹天空的本事,但是怎么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有一次,他向他的心腹们吐露了内心的烦恼痛苦与苦衷无奈:“唉,有人说我是太子少爷,有人喊我包青天;有人怀疑我假进步真欺骗,有人骂我赤化赣南。我是一片缓冲坡,我更是透不过气来的夹缝墙。为什么谁都不把我看成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年轻人?我有感情,也有理智;我有短处,也有长处;我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脑袋自己的热血自己的心!我不愿意放弃新赣南的建设,我不愿意辜负老表对我的厚望,我不愿意放弃青年,放弃了青年就等于放弃了希望!可是,又有多可怕的力量逼着我放弃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他不想听之任之,任其泛滥,他要反驳和澄清。

  他跟四大秘书商量后,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辨》,登在《新赣南》上。

  一天,蒋经国找到雷宁问:“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

  雷宁直率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是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

  他觉得奇怪:“为什么?”

  雷宁不好深说。蒋经国继续说:“我不能放弃新赣南的建设,说到就做到。”

  雷宁说:“这个很好,多从实际考虑吧?”

  小蒋问:“考虑什么呢?”

  雷宁终于决定向他反映一些新的动态,有些青年对他有点失望,什么都迁就,进而语重心长地说:“你得依靠青年,放弃他们就没有冲锋陷阵的人了。”

  小蒋很简单地说:“我再来一篇《是非辨》,剖剖我的心。”

  雷宁笑了:“这就没有必要啊!只要以后做得多,做得对,也就解决了。”

  小蒋说:“我得表示!”

  “表示什么?没有必要!”雷宁建议他不再发表文章,而他还说要继续“表示”。他沉默了一阵,移身打开箱柜,抱出一摞16开的蓝色本子来,完全是线装,封面上贴有题签,写着“日记”两字,堆在雷宁的面前。

  雷宁不明白他搬出这些日记本来干什么,心想既然拿出来了,就是让他看的意思。他当即打开来,原来在印有10行红线的本子上,用毛笔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不苟。再细看下去,是蒋经国在苏联所写的日记。雷宁真是吃惊不小。他想,小蒋在苏联一定用俄文书写,即使用中文,也一定是钢笔字,哪里知道竟是毛笔字,整整齐齐,一如中国的古籍,加上线装。这种坚毅的意志,这份尊重中国传统的执拗,使雷宁不能不钦佩。

  小蒋说:“我想挑一二篇出来发表。”

  雷宁立即理解小蒋的良苦用心,马上表示:“这个办法很好,先在《新赣南》上登,然后在别的地方转发。”

  “你挑吧!”

  “我没有全看,怎么挑?我看你先挑,然后再定那一篇。”

  “你说我怎么挑?”

  雷宁建议说:“政治色彩、生活气息都得有,既要有可读性又要有内涵,使人能看到你要与共产党继续合作,不搞倒退。”

  小蒋大约同意了,就挑了二三篇,因为都很短,雷宁很快读完就说:“就用《石可夫农村》这一篇吧!”

  雷宁认为这篇东西很感人,也表现了蒋经国纯真敬老的本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给予他帮助的老农妇念念不忘!

  雷宁很欣赏这一篇日记,就找人去抄了出来,在《新赣南》月刊上发表。为了使这一篇东西能在别的地方发表,他把它转给在桂林的《救亡日报》。过了不久,终于登出来了,表明了小蒋的心迹,也使更多的人了解他在赣南推行新政的良苦用心和动机。使那些对他的非议有所收敛。

  这段时期,小蒋经常跟身边的人谈起苏联的生活,以排解他胸中的郁闷,并消除身边左倾人士对他的误解。

  有一次,小蒋跟编《江西青年》杂志的赖天球谈起他的大儿子孝文,在西伯利亚矿山上出生时,在零下40度的天气中,冻得哭不出声来,他剪下一大块呢大衣加裹在婴儿身上的艰苦境况。还坦率地说出他自己在极端无奈时,拿过别人的肥皂洗尿布。后来在自我追悔中,主动买了一块送还失主。他在谈这件事时,还引出了中国古书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认为道中了真理。

  这段时期,在蒋经国的办公室中,挂有一幅《同舟共济图》,值得一提。

  图中画的是一条即将翻覆的渡船,在乌云翻滚的大风大浪中,几十名水手光着上身,坐靠船舷,同舟共济,拼力划桨,与狂风恶浪激烈搏斗欲抵彼岸的情景。更有意思的是,画中的舵手与水手都不是一般人,细看人像,那右手紧握舵柄、左手指点着前方者不是别人,正是小蒋的父亲老蒋,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昂首向上用力扯起风帆的,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船的前首,有一手搭凉篷、瞻望方向者,是外交部长张群。紧靠张群一侧的长髯垂胸者,帮助把握方向的是监察院长于右任。胡汉民身旁立着的是张学良将军和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政学系首脑杨永泰、财政部长孔祥熙。上面是舵手一级的人物。水手依次是:靠近船首、头上贴了一块小纱布的是不久前在国民党六中全会期间遇刺的汪精卫,后侧第一名水手是冯玉祥,接下去是立法院长孙科、教育部长王世杰、军政部长何应钦、粤系将军张发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实业部长吴鼎昌等;船右侧的水手依次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司法院长居正、抗日名将马占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等。船尾插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大风中飘扬。船在惊风骇浪中颠簸前进。作者署名为超真。丙子年,即1936年作。

  小蒋办公室的墙壁上,还挂有“研机于心意初动之时,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为“中正”署名的联幅,另一幅系孙中山先生亲笔给“介石吾弟”的联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在他办公桌坐椅后面,还立有四折贴屏风一座,屏风上装有放大的摄影照片,系老蒋在1926年率师北伐,在南昌新建县郊区西山万寿宫附近,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作战于前沿阵地指挥时的战地摄影。老蒋头戴太平边军帽,身着普通军服,胸前挂个望远镜,腿上扎了绑腿布带,脚穿麻织草鞋,站在战壕山丘上,挺潇洒地观察敌阵。

  小蒋经常双手叉腰,聚精会神地欣赏挂在墙上的这幅体现团结抗日主题的大杂烩《同舟共济图》。

  1936年蒋介石五十寿诞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特选这幅画为祝贺礼品,派南昌警备司令赖伟英乘专机护画飞经南京呈献。一时间新闻媒体广为宣传。当时还有人盗版牟利,闹出大打笔墨官司的轶闻。

  《同舟共济图》这幅画的作者彭友善(号超真),是当时的青年名画家,时任江西省教育厅图画指导员。在全国军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他为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共赴国难,以同舟共济作为画的主题,在1936年花了近一年时间才完成此画。他用国产宣纸和彩墨,融汇中西绘画技法,布局构思和人物素描都十分形象,为有时代气息之艺坛佳作,令画坛瞩目。

  既是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就少不了共产党。据说,《同舟共济图》的原稿上是有共产党的,画稿草图上的冯玉祥这个位置,原先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冯玉祥站在阎锡山旁边。当时,彭画家花了很多时间收集这些人物头像,才拟成草图,正想动手着墨,教育厅长程时炫来到他的画室。他看了这幅题为《同舟共济图》的大画草图,连声赞好。但当他仔细端详了一遍,发现船上左侧第一个水手是毛泽东,便紧蹙起了眉头,吓得脸色也变了,说:“友善,平日只晓得埋头搞创作,怎么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

  彭友善在一旁听了,不知他指什么,忙紧张地问:“画上有错误么?请厅长示知。”程时炫一指毛泽东的人头像,问:“这个人是谁?”

  彭天真地回答道:“哦,这个呀。现在国难当头,各党各派领袖应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嘛。”

  程时炫见他书生气十足,不懂世事,便厉声说:“你这样画很危险,我们怎么能和共产党同舟共济?委员长如何会与毛泽东共赴国难呢?!你好好想想吧!”说完,他转身走了。

  彭友善就像被冷水浇头,原来的创作热情一下就被浇冷了。晚上回到住处,他和住在楼上的乡贤吴宝田、吴尧耕谈起此事,吴尧耕(江西余干县人氏,光绪年间的举人,民国初之议员,曾任大江报副刊主编等职)听后大吃一惊,点拨彭道:“你大哥友仁去了共党苏区,全省都通报了。如果程时炫将这件事联系起来,你就定遭不测之祸。要赶快把毛泽东改掉。”

  这么一说,彭也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他就把毛泽东改为冯玉祥。好在他改了,这样画不但国民党不满意,毛泽东也不会干的,堂堂共产党的领袖怎么会当蒋介石的一个水手,跟那一大堆国民党官僚一起拼命划船呢?虽说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但共产党的战略是要独立自主,各划一条船朝着共同方向前进,而不会让自己的领袖到你国民党的船上去做水手。

  经过八个月的辛勤劳作,此画终于脱稿,虽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也只好这样了。

  10月初的一天上午,彭友善正在画室作画,忽听熊式辉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一趟,说有要事相商。他马上去了。熊式辉一见彭就说:“这个月底,是蒋委员长的五十寿辰,各省都在献飞机大炮祝寿,我们江西捐了四架,数量不多,我想再送一件有意义的礼物,特请你来商量。”

  彭一听就知道是要送画了,便问:“熊主席是想再送一幅画?”

  熊说:“对,你看如何?”

  彭说:“好是好,画新的恐怕时间大短了,来不及。”

  熊又说:“你平时不是画了很多画吗,拿来看看,能不能选一幅现成的呢?”

  彭友善回家去拿来了几幅。熊式辉一幅一幅细看,当看到《同舟共济图》时,只见他眉毛一扬,笑着说:“好!就这幅!这幅最合适!”

  熊式辉决定后,就立即吩咐人拿去装裱,限定几天之内要裱好。画裱好后,熊式辉又叫彭去题款。彭就按他的要求,在裱好的画的大红绞边的右侧,题上“庆祝蒋委员长五十大庆”,左侧写“江西省政府敬赠”。题完,熊式辉说,翌日即送往南京。

  第二天,熊式辉果然派省保安处副处长赖伟英乘专机送往南京。当时的《江西民国日报》以大标题登载了“江西省名画献蒋”的消息。

  1940年老蒋五十寿诞,小蒋将此画交新赣南博物馆列为重点文物陈列展出,由馆长徐廷敏负责保管。《同舟共济图》展出期间,闻讯前来参观者十分踊跃。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文人、艺术家赶来观摩。

  在蒋专员任职期间,国内著名画家傅抱石、彭友善、胡献雅,岭南画家招鉴芬(笔名邮亭老卒)和老书法大师谢远涵、刘甲第等,均先后在赣州举办过个人书画展,并将售画款交专员公署,委托蒋专员转抗敌后援会,作为支援抗战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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