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贪污，这是小蒋治理赣南的又一响亮口号。官吏不廉，贪污贿赂成风是旧中国的社会毒瘤，赣南也不例外。蒋专员第一板斧就狠狠砍向贪官污吏。他不惜拿自己的亲信开刀。
当时负责查禁日货的“仇货检查队队长”任锡章是蒋经国在赣州时的亲信。由于任锡章不自律，受贿勒索，私放仇货(日本货)，影响极坏，被小蒋处以极刑。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枪毙贪污犯任锡章，这在当时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任锡章，江西九江人，当年21岁，原属蒋经国的新兵督练处的秘书。三青团干训班出身，曾是蒋专员的得意门生。蒋经国调他到赣州仇货检查委员会（主任蒋经国兼任）当秘书，兼“仇货检查队队长”。“仇检队”的正名是“战时经济检查队”，任务就是查禁日本货。
仇货检查队成立以后，队长任锡章领着带了红袖章的仇检队员，神气活现地进出各大商店与货栈仓库，翻箱倒柜，拆包检查，搞得轰轰烈烈，满城哄动。老百姓拍手称快，不法商人见了就怕。
仇检队权力大得很，查到了有疑问的货，立刻贴上临时封条，把全部账本拿回去审查，如果证实了是走私的仇货，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情节严重的还要戴上一顶“卖国奸商”的高帽子游街，直到万人唾骂，弄得不好还要勒令停业关门，甚至依法判刑。
开始时，任锡章还是很有闯劲和比较廉洁的，有点执法如山，六亲不认的劲头。这样一来，对于执掌查禁仇货大权的“仇检队”，老板们要当菩萨供着。大中商店的老板、经理们，纷纷向任队长靠拢，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联络感情，表示友好，于是，任队长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大红请帖，吃喝玩乐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叫任队长还嫌不够尊敬，前面必须加一个“大”字。这位官职不高的“大队长”居然跻身于赣州权威人士之林，无论走到哪家商店，全部起立招呼：“任大队长！”他要买什么高档货，只要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要派人送到公馆给队长太太亲收，钱么，不肯收，一定要付，也只收成本不赚一分。而这位大队长呢，经不住哄经不住捧，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任锡章在屡屡受到这种诱惑攻势之后，渐渐改变了初衷。
不法商人拉“仇检队”下水的头一招是“请吃”；“仇检队”落水的头一脚是“吃请”。任队长的桌上，经常送来金字红帖，一张嘴巴吃不赢，便带队员去吃。刚开始，“仇检队”吃完酒席，抹抹油嘴回去以后，照样执行任务：翻包、查账、贴封条，照样罚款、坐牢、戴高帽子游街。这不是白请了吗？商人们感到冤得慌。
但是，商人不相信“仇检队”就油盐不进。他们使出第二招：送礼。先向仇检队的队长、队员奉送小件日用品，一次碰钉子，送二次；二次碰钉子，送三次；第三次碰钉子就换个花样，巧借名目，例如，借逢年过节、生日、办喜事等机会，送点喜兴的人情之常的小礼品。这一招管用，小小的礼物收下了，大的也就跟着来。
把“仇检队”的裂缝撬开了，商人们又搞出两个新花样来糊弄“仇检队”：一曰”验样”，就是把查到的可疑的货物，送去一点作为样品检验，检完样，就顺理成章地放在队长、队员的公馆里长期“保存”下来。二曰“赊购”，仇检队长、队员们，在各大商店无形之中取得了记账赊购的权利。物品包好了，付款时说声：“哎呀，没有带钱来，明天送来行不行？”其实明年也不会送来。商店只好记一笔倒账，自认晦气。仇检队的队长、队员们拿顺了手，吃甜了嘴，胃口越来越大。商人们高兴得很，欢欢喜喜甘心情愿地去喂这个胃口，把“仇检队”的缺口越撕越大。以后，“仇检队”检查仇货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时甚至两只眼都闭起来，视而不见，“仇检队”形同虚设。奸商们有恃无恐地贩卖“仇货”。因而冒充中国货的东洋货得以自由流通，畅销无阻了。
贪心大张的任锡章终于在自掘坟墓了。
因为“仇检队”是个肥缺，专署情报室行动组长蔡百里垂涎已久，早就想取而代之。加上姓任的恃宠而骄傲，直接同蒋专员联系，连特务室主任杨明都不放在眼里，至于姓蔡的就更不在话下。蔡百里明知任锡章捞到了油水，可任硬是点滴不漏，连请客都没有请过他。这笔账他记在心里。
蔡百里是赣南的第二号特务头子（第一号是杨明）。他在全市各大商号、工厂、机关、团体都收买和布置了眼线，手下的义务报信员遍布赣州市。他们通风报信，耳目灵通，暗中网络比任锡章的宽广得多。专署情报室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反共和治安，但在抗战时 期，也有查缉走私和侦破汉奸歹徒的任务。任锡章进入了蔡百里的视线，蔡百里决定要找任锡章的麻烦了。由于走私猖獗，“仇检队”的名声也开始不好听了，情报室要过问此事也是很自然的。
任锡章得意忘了形，一不小心就自己撞上了枪口。
有一天晚上，艺乐京戏院著名红生刘奎英唱正本关公戏。任“大队长”乘着酒兴带来了夫人和众“虾兵”，招招摇摇地来到虔州第一台（即艺乐）去看戏。到戏院时，快10点钟了，任在白天本已经派人去打过招呼，指定要第一排正中间五个位子。这时他看见那几个座位上都坐满了人，心里就大不高兴。戏院总把闸吴癞头连忙出来好说歹说，连哄带催地劝那些人让位子，那帮子人很不乐意地勉强起身，给加凳也不坐，冷笑一声赌气跑开了。当时，任锡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可是，这些小人物都认得他。其实，占据座位的人物来头并不大，乃是广益昌商店的伙计汪美宝，而任锡章则是同广益昌有些爪葛的，有辫子抓在汪美宝手里。
小人得罪不得，也活该任锡章倒霉。恰好汪美宝同特务室的情报组长汤觉吾有些交情，经常同汤到戏院去看白戏，这家戏院进，那家戏院出，横冲直撞，俨然像个小小的头面人物，没想到今天晚上竟在“任大队长”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弄得十分狼狈下不了台。又看到吴癞头对任锡章那么低声下气地奉承拍马，对自己却是那么不客气，逼着让座。他越想越气，恼羞成怒，下决心要出这口恶气。
广益昌是从南昌迁到赣州来的大绸布百货商店，是头大肥羊，也正是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吃上瘾拿上瘾的地方，而吃了什么拿了什么，汪美宝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他连夜写了检举材料，把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员在广益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种种劣迹写得清清楚楚，送到专署情报室交给汤组长。蔡百里是该室行动组长，当然如获至宝。
在这些检举材料当中，最突出最恶心的是一桩“塞狗洞”案件。原来广益昌早在1938年买进一批上海盈丰、章华毛纺厂的高档毛料，刚刚运到赣州，就被另一缉私队在拆包检查时，硬剪去四码作“检样”。这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那匹被剪掉四码的毛料，又被“仇检队”发现了。“仇检队”指责广益昌老板玩花样搞名堂，企图偷税漏税，又说这批毛料来路有问题，于是贴上封条听候查处，以“私自盗卖查封仇货”的罪名，要法办广益昌。徐经理找到任锡章疏通，任示意可以私了，但要罚款四千光洋，因为数字太大，经理不敢答应。恰巧有人发现被剪去的四码毛料正放在委托社公开寄卖。于是广益昌立即派人买了回来，并补接上去，一码也不缺。因此广益昌“私自盗卖仇货”的事就不存在了，但“仇检队”还是纠缠不休，广益昌被罚了银洋八百元。店里不要收条，队里也不上报，任锡章和队员私下分掉了。可是怎么下账呢？账房周霖祥遵照徐经理吩咐，上了广益昌文际费的账。因为这八百块钱是银洋不是法币，全店人无不大伤脑筋。而账房周霖祥心里也不服气，便在这笔账目下注上了“塞狗洞”三个小字。碰巧税务人员来查账时，竟然发现了这三个很恶心的小字，就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于是记下来向专署情报室送了一份材料。
蔡百里和汤觉吾看见这个案情不小，而且正中下怀，未敢怠慢，立即把全部案卷送给杨明处理。杨明看后，即刻上报蒋专员。
当时，蒋经国正在大张旗鼓查处贪污，整顿政纪，树立新风。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培养起来的宠臣爱将却偏偏不争气，暗中在那里贪赃枉法。特别是“塞狗洞”三个字，犹如芒刺，他的属下是狗他是什么？这更使他恼火，就提笔批道：“立即详细查明此案上报，交军法室严办！”
情报室主任杨明责成蔡百里切实查明。蔡奉令立即去广益昌查案，并把有关账册一并带回情报室核查。特别将注明“塞狗洞”三字的那笔账拍了照片放大作为证据。
蒋经国看罢查案结果，大受刺激。他到处讲要清廉公正反对腐败，自己手下专门查禁日货的缉仇队队长却在吃请受贿，敲诈勒索，该查禁的日货没查禁，不该查禁的国货却当作日货查封了，严重损害了专署声誉，扰乱了抗战经济秩序。他立即下手令逮捕任锡章，送交军法室会同情报室审查。
任锡章听到风声不妙，连夜逃跑了。他的勤务兵提供了他的逃跑线索，很快就在宁都陶陶招待所抓到了。押回赣州的第二天，专署军法处军法官蒋善初到情报室去提审。由蒋善初、杨明和蔡百里三人会审。除提审任锡章以外，凡与此案有关的广益昌经理、账房也被传讯对质。由于人证、物证齐全，无可抵赖，同时任锡章也想争取老实从宽，就全供认不讳了。
任锡章在离开审讯室时，泪流满面，哀求蒋、蔡、杨三人代他向蒋专员求情。他以为自己是蒋专员喜欢的学生，总会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生路。
这个案子涉及广益昌经理徐循庭，他当时是赣州商界的知名人士和活跃分子，并担任赣县商会委员、赣县商人讲习会副会长。此案初审以后，专署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之时，对徐循庭交情很好的专署公会熊琢之听见一个对徐很不利的消息即急忙告诉他，要他快走。徐循庭却很冷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走？第一，那批毛料确是中国货，是在抗战前就买好了，恰好碰上‘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爆发，运不出来，就把这批货寄放在租界上，经过七转八折方才运到赣州，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仇检队。第二，是任锡章硬敲广益昌的竹杠，不是广益昌贿赂专员公署的干部，我有什么罪过？我要是把全盘事实向社会公布，蒋先生面子上也不好看，还会引起赣南社会的反感。”
震怒的蒋专员原本是要迁怒于他，认为奸商诱人下水也得严惩，可是抓不住他的辫子，徐循庭出庭作证时也振振有词。小蒋怕引起“赣南社会的反感”，只好把他放过。这样，小蒋“执法如山”的满腔愤怒就统统集中在了任锡章身上。
在审讯时，蒋善初被任锡章打动了恻隐之心，见他年纪很轻，又有新婚妻子和初生婴儿，很想救他免于一死。甚至连蒋经国左右的一些高干大员，都先后向蒋氏求情，建议从宽判刑。理由是：年青初犯，认罪态度老实，八百块钱大家分了赃，并不是任一人私吞；案情也够不上死刑。空气确是缓和下来了。任锡章似乎有了一线生机，或可免于一死。
可是风云又起。正在蒋专员考虑如何量刑之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在情报室、专署军法处、专员接近民众的询问处，都不断接到各式各样的检举和控告信，控告任锡章还在其他商店中进行过敲诈勒索，贪污罪行不止一两桩。强烈要求政府严厉惩办任锡章这个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败类，斥之为：勾结奸商、包庇仇货的汉奸！
专署军法处会同情报室组织更多的人分头去查案，结果有些控告是查无实据的，有些是别的缉私单位干的也算到“仇检队”的头上来了，但是还是证实了有几桩的确是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干的。至于“验样”、“赊购”的劣迹就不胜枚举了。劣迹的更多暴露，使案情性质变得十分严重。连军统局都插进手来了。
军统局江西赣南站赣州情报组长陈志坚曾得到这样一份情报，说广益昌的老板先后送任锡章贿款约三千余元。并说江西省税务局略知此事，但不敢追究。军统赣南站得此情报后，曾考虑过关系蒋经国秘书的问题，如果情报不实，转报中央后，怕负不起责任，乃派熟悉赣州情形的军统分子刘大千进行复查。刘大千查证属实后转报中央。按一般规矩说，军统局是要将这类情报转报蒋介石的。可是，戴笠为了讨好小蒋，没有将这件事转报老蒋，而是在原件上批了：“转经国兄查明处理。”小蒋接到戴笠转来的情报后，心领神会，感到此事已为戴笠知道，怕戴再面报父亲，立即拟电交由赣南站转发戴老板，电文略谓：承转情报已悉，由弟亲自处理，决不姑宽。
其时，正是蒋专员建设新赣南伊始，百废待兴，大倡清廉，任锡章这得意门生宠臣爱将却给自己抹黑，还弄得上下都知道，不严惩如何交待？于是，任锡章下了大狱，在狱中也钉上了脚镣，而且不许接见家属。
任锡章的老婆知道不好了，到处活动求人救他丈夫一命。但她处处碰壁，无人敢承受此托。她又拍急电给他的哥哥求援，后来就干脆抱着孩子站在专署门口等候，等到蒋专员一进门，立刻向前跪在专员面前，泪流满面带着哭声哀求，把蒋经国弄得很尴尬。
如何处理任锡章，小蒋进退两难，只好征询智囊们意见。黄中美、杨明主张从严从快，理由是：“赣州有个民谣十分厉害，从军不如为正(政)，为正不如从良(粮食部门)，从良不如下堂(食粮专卖局)，下堂不如当娼(仓库)，当娼不如直接睡(税)。对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者，百姓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高理文、周百皆却主张从宽，理由是：“法律有它的庄严和程序，应当重事实重证据，刑与罪要相符。任锡章罪不当诛，何况又年轻，家有老小，又是初犯，应给予出路。”
小蒋还没有拿定主意，锁紧眉头，一言不发。
也怪任锡章的亲属太不了解小蒋的为人，走坏了后门，加速了任锡章的死亡。
任锡章的哥哥在某战区当少将处长，同陈诚、熊式辉都很有交情，接到弟媳电报后，即急电陈诚、熊式辉求援。陈诚电请蒋经国将此案送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处理。熊电请蒋将此案送省保安处军法处审理。
蒋经国对他的上级、权贵横加干涉他的事务，最为反感。见此二电，浑身冒火，勃然大怒，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他妈的！任锡章非杀不可！”
承办此案的四区保安司令部军法官蒋善初在行刑前两天早上，把任案全部案卷送给蒋专员审批。他的量刑意见是：十五年徒刑。小蒋要他第二天晚上8点钟去拿批示。
第二天晚上8点，他按时去了东院办公室。他见蒋专员戴着墨镜，阴森森的透着肃杀之气，就觉得不妙，大黑夜的戴什么墨镜？是不是要遮掩杀气？小蒋气哼哼说：“你在外面等等。”他就坐在外面小会议室等候。只听见蒋专员在办公室里走过来走过去的脚步声，又听见他翻阅案卷的沙沙声，翻了一会，又起身走来走去。他总共等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心里实在着急，猛然听到专员喊他：“蒋军法官！”他应声进去，蒋专员对他说：“执行以后，好好安葬，他的妻室儿子要妥善安排。”他疲惫地挥了挥手。
蒋善初一怔，也不敢说什么，拿了案卷回到军法办公室开灯一看，批了“死刑”，签名“蒋经国”。既未经法院判决，也未事先报告省政府，小蒋大笔一挥就取了一颗人头。
那时候在“青干班”毕业的美女寡妇章亚若，已经调到小蒋身边当秘书，两人已经开始暗恋，而且热度很高。蒋善初走后，关心体贴的亚若端了碗热气腾腾的酒酿蛋送进去，让气怒得不行的蒋专员吃个宵夜。她进去一看，小蒋跌坐在木沙发上，仍然戴着墨镜，两手指在揉搓着太阳穴，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专员，饿了吧？吃点宵夜。”章亚若柔声说，把酒酿蛋碗轻轻放在办公桌上，又小心翼翼地问：“小任判了吗？”
“死刑，立即执行！”小蒋气哼哼地说，仍然没有看她，也没有摘下墨镜。
“死刑？”章亚若一惊，她是了解任锡章的，印象不错，也知道案情，觉得不该判死刑，便冲口而出：“就不能判个死缓吗？他是你的学生，只有21岁呀！留条命让他改嘛。”
“你懂个屁！”小蒋胸中积压的郁闷和苦衷，一股脑冲心上人发泄过去，“咚”地站了起来，一拳砸在桌子上，把蛋碗砸得蹦了起来，汤水洒得满桌都是。
章亚若还没有看过蒋专员如此动怒，在与她单独相处时更是甜言蜜语柔情似水，从不疾言厉色。她眼睛一痒不禁流出了眼泪，欲待掉头而去，又站住了。她多少了解他内心的苦衷和承载的压力，默默地拿起抹布，揩干净桌上的汤水，柔声说：“快吃了吧，凉了没味道。”
蒋经国摘下墨镜，一把攥紧了亚若的手，好大的劲哟，攥得她疼得“哎哟”了一声。小蒋松开手又跌坐在沙发上，叹息地自言自语：“唉，应死之人不死天下乱，不应死之人而死天下也乱啊！”
章亚若无言以对，默默地退了出去。“你懂个屁”一句鲁莽话伤了她的心，别扭得好几天没有理他，小蒋只好陪礼道歉说软话，才把情人哄过来。
第二天，任锡章被五花大绑插上纸标，押赴东门外五里亭刑场枪毙了。小蒋仍玩弄搪塞上级的老把戏，即复电熊式辉：“电到已晚，无法挽回。”
任锡章被枪毙后，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向全国发了消息，盛赞蒋经国严惩贪污的果敢行为。但不知蒋经国是为了表示他惩办贪污很严厉，贪污几百元也要处死刑，还是怕贪污数字太大有损他的面子？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他故意缩小了贪污数字，只说任犯贪污300余元，实际是3000多元。从此之后，《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报刊不断报导什么赣南“贪污绝迹”，“赣南各县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在蒋专员领导下没有敢贪污的”等等神话。蒋经国“廉明公正”的名声扬遍了江西，也传到东南、西南各省。
专署的“仇货检查队”从此解散了，犯了罪的队员，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并将仇货查禁工作移交给别的缉私单位去管了。蔡百里也没有捞到油水。实际上是从此以后仇货查禁的事根本就没有人过问了。
后来在赣州的一次集会上，蒋专员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严惩贪官污吏，是建设新赣南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是国难当头，凡属是个中国人，都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一个钱都要用到抗战建国上去，决不容许任何人贪污国家的钱财。本区（指赣南）一切工作人员如有贪污行为者，本人必定给予严厉制裁，决不姑宽。赣州枪毙仇货检查委员会的任秘书，就是本人严惩贪污决心的表现。我还希望大家共同监督起来根绝贪污。”
从枪决任锡章这件事来看，小蒋在治理赣南之初，对澄清吏治，是下了狠心的，对自己原来喜爱的学生，也毫不留情，又可说明他嫉恶如仇、决不姑息和光明磊落的一面。这件事情，颇有点像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意味。
任案过去几年以后，赣南还是有人谈论说：“蒋专员执法不阿”， 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任是宠信爱将，该杀一样杀。任何人讲情都不行，把后门关死了。治乱世用重典，贪官污吏就是该杀，这是他们应得的可耻下场。杀了任锡章，大快人心。
也有人说：蒋经国的政治作风一贯是独裁专断，一意孤行，常常用他个人的意志去代替法律，重人治，轻法治，“朕即法律”，老子说了算，任锡章没有死罪，枪毙太过分了。
这种为了政治利益而草菅人命的事，也不光发生在任锡章一人身上。有一次，小蒋到赣州县韩坊乡视察，碰到一个老太婆背上背了一块纸牌，上写“七代单传，已服兵役”八个字，在街上鸣冤叫屈。小蒋十分恼火，又听乡里村民向他控诉乡的兵役干事强征壮丁，强奸妇女。小蒋并未经过核实，就在群众愤怒控诉的气氛中，当众宣布将该干事逮捕，送赣县政府审办，而他的手令却是“就地枪决”。奉令押送的枪兵，在路上就按手令，把这个未经审讯的兵役干事崩了。
还有人说：这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大厦已经蛀空，捏死只把子白蚁无法回天，蒋经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
三种议论谁是谁非，留待读者去公论。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小蒋杀任锡章有些随意性，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法律，搞的是人治权治，而不是法治。在当时赣南法律不健全、贪污腐败成风的情况下，搞点人治权治也未尝不可，只要大体公正。就像他自己听到种种非议后，引证诸葛武侯的话说的：“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施可戮之士。”
值得说道的倒不是这些，而是“法网恢恢，疏而有漏”，蒋专员统治下的赣南，并没有“贪污绝迹”，也不是“没有敢贪污的了”。据蒋经国的旧部陈××（江西青干班训导组长）事后谈起，蒋专员的同乡、留俄同学黄中美介绍的赣县警察局长吴某，由于对蒋经国夫妇侍候得极其殷勤周到，蒋氏夫妇对吴某十分宠信。吴便仗势大胆贪污，除利用警察局长职权搞过一些敲诈勒索外，后来吴当了赣县县政府建设科长，还以所谓“建设新赣南”为藉口，搞各种捐税附加和临时性的募捐等，从中捞进了自己荷包不少银子。当吴某从赣南辞职回家时，已腰缠万贯，后来到上海，居然成了金钞大亨。
小蒋习惯搞人治，这样搞下去搞多了，把各方面的关系搞紧张了，弄得他自己亦很被动。
小蒋在专员公署设立人民控诉室，大门口张贴大字布告：凡人民有被欺压或有冤情者可来专暑控诉，不能用书面者，可口头控诉。一进专署大门便看见控诉室，控诉室没有专人主持，由三四名青年男女干部接待，详询情节，作出记录，或代写状纸，或当面作答或即派警员拘捕被告，有状即理，原告常胜。
一时告状者门庭若市，法警捕人不绝于途，有人大呼“蒋青天”。这就给狡猾奸险之徒钻了空子，他们摸透了蒋专员有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的毛病，便恶人先告状，先发制人，争做原告，真正的冤屈者反而成了被告，弄得是非颠倒，冤上加冤，大损“蒋青天”的威望，使小蒋感到头痛。
原来许多冤案是法院受理的，人被羁押在法院，状子递到了专署，专署重新受理，这又有干涉司法之嫌，专署便常与法院发生争执。小蒋为无辜之民申冤的热情受到阻碍，不得不把一些难处理的案件移送法院或县府查明办理。这样，热闹一时的专署又一变而为门庭冷落，“蒋青天”的帽子又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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