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小蒋刚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就应邀出席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主张国共两党“携手共进”、“合作抗日”。他不光嘴皮子上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蒋介石在考察苏联的时候也觉得共青团有朝气，就接受儿子的建议成立了“三青团”。蒋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蒋经国又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至年逾25岁之后，三青团团员可以无限期留在团里，不必转入国民党。三青团团员这种特殊地位，使掌控党的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
“三青团”头子康泽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12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他们想要操纵小蒋，架空他对三青团团务的权力。小蒋哪是那么好操纵的？他要反操纵，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做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首先发动和团结青年参与抗战，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及CC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合不来。
1938年3月中旬，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约他晚饭后去他家里谈谈。喻松按时前往，进门一看，围着两张大餐桌坐了二三十人，还摆了茶点。
蒋经国告诉喻松：“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谈谈如何动员青年参加抗战的问题。”
应邀到会的，除了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外，其余大多是青年服务团、抗敌后援会和政训处的工作人员，彼此都是熟悉的。座谈开始时，蒋经国首先发言，大意是：敌人已经打到我们江西门口来了。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狠狠地打敌人，进行有效的战斗，敌人就会一步一步进逼，南昌也难保住。今天邀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供政府参考。
参与座谈的都踊跃发言，主要的论点大都集中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一致认为：“要坚持抗战，必须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坚持抗战。”座谈会开到10点钟才结束。
1938年4月初的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语气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抗战建国纲领》发表了，下午见面再谈。”
在参加保二团刘副官的婚礼时，蒋经国拿着报纸对喻松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有了这样一个纲领大家共同遵行，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说这话时，轻松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
可正是《抗战建国纲领》颁布的前两周，喻松向武汉订购的七百多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经再三向邮局查询，得知被邮电检查所扣住了。无可奈何，喻松只有求助于蒋经国。他知道后，立即驱车偕喻前去交涉，不但把书全部取来了，而且教训了那位所长一顿。
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二大队的队长何士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雷宁(又名薛汕)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队里主编《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文风尖锐，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喜爱，很多外面的人一进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雷宁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内容都是来自党报党刊，他只不过是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观点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分赴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来。
初秋的一天，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亮丽。篮球场上，活跃着健儿们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观看的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远，雷宁没有去瞧那个热闹，仍在室内写他的文章。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嚷嚷着：“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昵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直呼“蒋经国”的，就算是贬意了。雷宁想：小蒋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他的事。可心里不免想着：小蒋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
没过多久，雷宁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士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雷宁抬头一瞧，很容易地就看出小蒋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忙着跟人握手。他的嘴巴忽地闭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喂！老表！”
碰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不是“老表”，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他不得不改口说：“哎呀！我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往前走，带着他进到第一大队来了。
蒋经国看看床铺，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目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士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
何士德说：“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
“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好在室内走动，何士德指着说：“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然而响亮地回答说：“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微讽？蒋经国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雷宁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何士德高声地喊着：“阿雷，到这儿来！”
雷宁走上前去，这才把小蒋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何士德把雷宁介绍给他：“就是他，是个广东人。”又补充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郑重其事地说：“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
雷宁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
蒋经国问他：“《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蒋经国对“托派”问题感同身受，最有发言权，他站在“托派”立场上参与了那场残酷的斗争，也遭受了许多的冤屈，但是他不想说什么。
雷宁简单地回答说：“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对何士德和雷宁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雷宁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好，准去！”
小蒋嘿嘿地笑开了，声音有点沙哑，带着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走，又对旁边的何士德说下去：“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他们是‘辟呖拍，辟呖拍！嘿！’”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的人这么称呼，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士德对雷宁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
“去，我们去约他！”
“你没有到过他的家？”
“没去过。”
“好，我带你去。”
他们走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到南昌城郊了。穿过林荫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一瞧，就知道到了小蒋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搞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他在苏联生活中的事情，诸如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是什么模样，等等。小蒋一一满足青年们的好奇，他不拒绝这些常识性的询问。
小蒋见何士德和雷宁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是北伐到南昌来的。”
雷宁一笑了之，何士德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士德说明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红艳艳一片……”
“好啊！我们也去。”
小蒋还没有回答，挤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小蒋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些青年人就喊开了：“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辟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
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预备——唱！”众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轻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大家沉浸在热情的歌声之中。小蒋用俄语，青年们用华语，竟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下去。
在这个时候，雷宁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还是想回到爱国青年的队伍中来，此时此地他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竟能合谐，一起共鸣。他这么做，是跟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是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么密切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批青年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名流，像许德珩、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等等。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
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的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个捣乱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面目可憎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撅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
这个会已经邀请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大家很没有把握，于是，便派雷宁去他家中看看。
雷宁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楚。雷宁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从传达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他只好悻悻地出来。当他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个人来，喊了一声：“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雷宁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赶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了军装，摘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靠着装耍威风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雷宁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雷宁改口掩饰说：“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他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了。那个时候，不兴骑自行车，他进入市区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了会场门口。有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一批人认出他来了，不敢阻挡，腾个空隙让他进去了。
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小蒋看得清楚，有一批不三不四的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分！”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再合适不过了。
雷宁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一杆子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台上台下都安静了。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脯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
可是，台下又鼓噪起来，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小蒋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一个人喊：“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的，给我出去！”
那个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幕后指挥。
小蒋又抬出身份来再说一遍：“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出去，只是老实些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小蒋不肯罢休，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出去！”
那些贼眉鼠眼的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他们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小蒋放下了手，摸一摸下巴颏从容不迫地说：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挡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都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汹涌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蒋经国站在台上，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橙橙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几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晕，扩大开去，把台下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烁着闪烁着，给人一种热烈而迷离的感觉。只有群众的情绪是热烈昂奋的。
10月间，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召开常委会，蒋经国以常委身份建议在后援会中另设一个行动委员会，小蒋为主任委员，周百皆（蒋的秘书）、曾伯雄（进步教师）和汤彤瑢为委员。并在该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农民工作团，由曾伯雄任团长，汤任队长。任务是准备在南昌沦陷后到乡下打游击。
汤和一些青年朋友就这样在南昌近郊莲塘、樵舍等处，顶风冒雪地干了起来。从此以后，周百皆成了汤和小蒋之间联系的纽带。不久，小蒋同周百皆都到抚州新兵督练处去了。汤也就被调离了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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