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力量被 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1949年1 月14日，共产党人公布了 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1945—1946年的谈判姿态。 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 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1 月21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由张治中 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4 月1 日抵达北平，但除了1 月14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 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4 月20日。国民政府拒 绝了这些条件，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1949年初， 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彭德怀的西 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陈毅的华东野战 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 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4 月21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300 英里的防线渡过长江。 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4 月24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5 月3 日攻占浙江 省省会杭州；5 月22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5 月27日打下上海。5 月中旬，林彪 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5 月16—17日夺取了这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 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7 月至10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 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10月初撤离这一战场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 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10月14日和11月22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1950 年4 月底，林的部队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1949年4 月24日该城 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三个主要司令官 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8 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4 月23日， 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里。可是，就 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从而合并成一股反 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 操纵军政事务；1949年7 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 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 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 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1949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退到台 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之间不可避免 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 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 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 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 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 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 本不统一的防御指挥更加无望。
10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首都 重庆。蒋介石于11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随着1949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 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着又在12月9 日迁往台 湾。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影。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 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李去了香港，后于12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 台湾成了国民党约200 万支持者的避难所，其中包括50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时，一 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它于9 月21日至28日召开，来自中共、民盟、 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662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9 月27日确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 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10月1 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1944—1945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消除。 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也几乎被摧毁。 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1946年，当时，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 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 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美国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 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法。
实际上，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当这些年中国的内 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景变得越来越 重要。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的利益范围。因此， 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 马歇尔计划的方向。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 实质上的倾斜。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 制力量。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 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 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马歇尔将军在担任 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胁的中国共产 党。因此，马歇尔于1948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努力，“美国必须大 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 国的经济承担费用。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 事和政府事务”。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他根 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
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1946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消 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上打败政府。 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 向欧洲。于是，1947年5 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 解除。但是，国民党人在5 、6 月间提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取 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 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1947年7 、8 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 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这位将军对他们所 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 过，返回华盛顿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 案，并提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国民党方面轻蔑地 回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决了 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有限 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国会中 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但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 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它不 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运动的谴责， 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石以谋取其自身利益 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 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 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 1948 年马 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 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 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1948 年晚期的三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 才转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的 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实力却 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外事处官员的 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 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 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 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 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 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 实现这些改革所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 明显缺少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国 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其中不 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这一失败导致 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人对此负责，似乎中 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共领袖 在40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现了大量关于 “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1944年对迪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 年夏邀请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 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接近。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 这类表示都没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在他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 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 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 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解的担心，在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 经过选择地接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 己置身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 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1949年8 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明刺耳 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 要20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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