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代以来首次这 样的盛会。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早在1938年初 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1938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 替。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的。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 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那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 最迟到1944年末，毛泽东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 共领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从国际上说，欧洲和 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略方针。就国 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 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竞争者 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这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 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1945年4 月23日持续到6 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 在大会面前的主要工作如下：
(1) 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确认 “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大会。这一 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 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 1944 年中期就已经起 草了。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 的过程—— 1935 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 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这一历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 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 上还有许多留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2) 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来的 路线。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编入《毛泽 东选集》）。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它阐述了中共对中 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毛要求的联合政 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虽然基 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 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 联合政府。”毛还声称，履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 践了”。
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并试图保 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辩护：承 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面都有。然而，该报告 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毛并不排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3) 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毛—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这个党章 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 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必然会反映毛泽东 的优先地位的1945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原先的党章，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 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在顶层第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 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 更强调党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1945年的党章与17年前的六 大党章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4)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44名正式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高层工 作人员。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远居周 恩来之上（第23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中未超过第三位。或许 由于与毛的冲突，彭德怀名次低（第33位），远低于他的军职可能令人联想到的名 次；叶剑英（第31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是名单中的最后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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