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1937年至1938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事进攻做 准备。自1941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其主要目的是打通 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 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 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年4 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穿过河 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 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6 月陷落，衡阳于8 月陷落。到初冬，已实现南北 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 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12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 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 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伤亡300000 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方部队将随之瓦解。 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 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 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 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 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 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 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年春，河南有数万人 饿死。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 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 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在某 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到1938 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自由。此后，国民 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 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 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 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蒋介石 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周围的自由 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印度“飞越驼峰”的 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1944 年 9月，当一号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 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 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随着1941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 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 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 盟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 有影响，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 乎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中的 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有工作 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而不是民盟。 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 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 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 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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