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 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 而，如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 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 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 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 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 “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中 共的影响较大。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 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年3 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 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 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 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 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 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参见第9 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年7 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 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 一个结果是1932年1 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 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 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 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 同点。
1931年至1933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 工作。党于是有意 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 大约有150 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左派”（28个布尔什 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
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中 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 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被破坏不下14次。国 民党的调查科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 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年4 月和6 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 共有24000 名中共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30000 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 手续。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 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000 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 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 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 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 动。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 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 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 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 ——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 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8 章）——中表现的冒险 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 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 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 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 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400 至 500 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 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 ——在1936年2 月创立时只有300 人，但到7 月已发展到1300人。在学生联合会中， 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 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刘少奇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 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 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1927年的经历就 这样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1937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28个 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他 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 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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