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生的殊荣似乎注定要在死后才能获得。3 月17 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 年4 月1 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亲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 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4 月13 日，北平6200 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主祭。
5 月17 日，济南市举行公祭，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亲率4300 人主祭。
同一天，贵阳4100 人在贵州省政府杨森的率领下举行悼念大会。
5 月19 日，武汉市8000 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一级上将程潜亲率在汉军政负责人主祭。
5 月20 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公祭，重庆由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上将衔）主祭，集会人数达6300 人；成都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主祭，集会人员竟达54000 余人。
昆明由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主祭（上将衔），集会人数亦达42000 人。
5 月25 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上将率3700 人在南昌主祭。
5 月26 日，上海8200 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上海闻人、戴笠生前密友杜月笙主祭。
5 月30 日，合肥、无锡同时举行公祭。合肥3200 人集会，由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官李品仙（上将衔）主祭。无锡4000 人集会，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衔）主祭。
6 月2 日，兰州3200 人隆重集会，由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主祭。
继上述城市之外，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等地也都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
6 月11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绶戴笠为陆军中将。
6 月12 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是多少能表达蒋介石痛失戴笠之后的心情的。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先生所写的一首挽联。
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
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潢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上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倭。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翁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翁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亦见章士钊对戴笠其人把握之准。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翁的点石成金之笔，即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翁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 多副。
上午9 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 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
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
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着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见，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是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的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次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 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谦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端锅”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未始不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凤说，过几天再来看看。
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还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 年3 月17 日，保密局在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 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先生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戴笠生于1897 年春间，葬于1947 年春间，其死因也早已被社会公认，无人再去怀疑。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枕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
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
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 年12 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8 年3 月29 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作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致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翦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就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 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 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 月29 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竟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上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
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 月30 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的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 亿元，仅4 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于7 月6 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 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批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1948 年9 月27 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它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于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
其实，马汉三、刘玉珠作案的手段虽然高明，但尚算不上天衣无缝。最大的线索就是戴笠座机失事后找到2 件稀世珍宝古剑和羊脂白玉九龙杯。如果当局及军统能顺着这两件遗物追寻下去，必定有所发见。但是，当时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竟没有人认真对戴笠死因提出质疑并进行严谨的调查活动，结果让马汉三侥幸过关。这种事看起来令人费解，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亦使人释然。当时确有诸多因素和缘由阻止人们作进一步猜测和深想，从而使本应引起人们警党的东西从眼前及脑际滑了过去。
第一，自然气候的巧合，掩盖了人为的阴谋。3 月17 日及以后的两天，上海、南京地区的滂沱大雨，蒙住了人们的视野。飞机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失事是常有的事。并且飞机正好坠毁在戴山上，又是在南京上空，这与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因视野不清而撞上戴山的推论完全吻合。这种推论虽然没有任何第一手资料可供证实，但当时的天气状况及飞机失事现场是人所共知的。谁也不可能在这种极正常的事件中推导出任何不正常的结论来，戴笠的死真是“天作之合”。并且，因222 号专机所带汽油达800 加仑之多，经两小时的熊熊燃烧，飞机上有形的东西大部分化为灰烬，剩下的又被雨水改变了一切。又因失事两日后现场才被军统发现，此时当地农民的寻宝活动，更把现场破坏得面目全非，许多极重要的物证也被践踏或捡走。如果不是沈醉从当地农民手中讨回古剑及羊脂白玉九龙杯2 件遗物，更给后来彻查戴笠的死因增加了难度。
第二，“宿命论”弥漫了军统内部，甚至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也被迷惑。
戴笠在其一生中虽不相信鬼神之类，但是却十分迷信风水、算命及看相一类东西。他自江湖算命先生推算他命中缺水忌土的忌讳后，终身笃信不移。并从1926 年投军黄埔开始，就改用“戴笠”、“雨农”等名、字来补命中之不足。等到以后使用特工化名时，更用了一些诸如汪涛、江汉清、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洪水滔滔的代号，总之是水越大越好。偏偏自1945 年底开始，戴笠因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飞来飞去，长期不在重庆，毛人凤考虑洪淼的化名使用太久，不利于保密和安全，按例需更换。秘书室秘书袁寄滨是不信看相算命这一套的，就有意拟了一个“高崇岳”的化名，经毛人凤批准后使用。结果使用后仅几个月，戴笠就撞死戴山，这使特务们一致公认是“高崇岳”的化名给戴笠带来凶险，从而机毁人亡，命丧黄泉。更为蹊跷的是，戴笠座机失事的地点叫戴山，不但同姓，且此山多土，山腰的沟叫“困雨沟”，正与戴雨农暗合，而戴笠尸体恰被雨水冲入此沟；戴山下还有一座“戴家庙”；这一切还用再怀疑吗？此处不葬戴，何处再葬戴？即使再不相信命运的人，对于这种冥冥之中的巧合，也不由得不倒抽一口冷气。认为戴笠之死，除了命定之外，恐怕不会有第二种解释。自此以后，特务中的种种传闻便如鼠疫一般，疯狂地肆虐起来，有的特务说，命相家早送给戴先生两句偈言：谓之“遇山即止，逢桥必回”。现在飞机撞上戴山而中止，戴山又属板桥镇，又应验了“逢桥必回”那句话。有的特务说，戴先生的座机本拟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明故宫机场在南京城东隅，戴山却在南京西南郊县。
飞机从北边偏东方向飞行，本与戴山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飞机到达南京地区上空后，突然风雨大作，驾驶员顿时不辨航线机场，222 号专机像是鬼使神差般地被一股引力拉向西南方向，直向戴山冲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戴笠是命中注定该死，而且必死于此地，人力不可相强。正所谓“大将忌地名”。当时，在国民党内，不独军统特务们有此种信念，即使一些军政高级大员，也莫不相信如此。戴笠死后，孔祥熙、张群、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张治中、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联名给戴笠送了一副挽联，文曰：“制敌著奇勋数绩无惭飞虎队，御空绝尘世惊谶真同落凤坡”。
他们把戴笠死于戴山，比做三国时的大军事家凤雏先生庞统死于落凤坡一样，是命数使然。可见，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上下都是有认同感的。
第三，蒋、戴关系的紧张感使人们不敢在戴笠之死这个微妙而敏感的问题上去穷追深究。自抗战后期以后，蒋对戴的见疑和倦意、蒋戴关系的紧张是许多大特务都清楚的。蒋不但处心积虑地对付戴笠，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在担忧戴笠今后的前途并考虑如何在蒋戴关系中平衡自处。正当蒋、戴矛盾越来越尖锐，双方都感到苦无良策进一步制服对方的时候，戴笠死讯传来，蒋不免松了一口气。郑介民、唐纵也感到脱卸了负担，似乎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就以毛人凤来说，虽然与戴笠关系很深，对戴笠之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在内心深处却又认为，蒋戴继续恶斗的结果，他必然和戴笠一起翻船。毛人凤将戴笠在北平发给蒋介石的那份“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的电报扣下不呈，目的就是希望这种结局不要来得太快。
因此，戴笠之死，确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既挽救了戴笠自己，也挽救了毛人凤等一大批与戴笠关系很深的军统大特务。由是，戴笠死后，上自蒋介石，下自军统大头目郑、唐、毛等人，谁也无心想到戴笠之死有什么异常。
即使有什么蛛丝马迹，产生疑窦，各人出自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前途，也是不愿去追究的，以免见疑于蒋。
第四，军统的黑幕重重，也使此案难以露出端倪。一是由于军统活动的特工性质，使戴笠的一切行动都处于神秘状态，一般人既了解不到坠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敢妄加揣测，因而难以在掌握全盘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对坠机事件的原因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这就失去了侦破此案的最基本的条件。二是以戴笠的威势、力量和本领，没有人会相信谁敢对戴笠这位暗杀之王进行暗杀。即以军统内部来说，没有人会相信谁敢背叛老板，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来。三是虽然马汉三的不轨行为已有少数军统大特务察觉，但是自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局长，郑得马的好处太大，故很快对马加以保护，故原先戴笠准备调动打击马汉三的计划不仅不能实现，马汉三的地位更为巩固，居然先后当上北平市民政局长和河北省“国大代表”。四是当时正值军统局改组的重大转折时期，军统上下人心惶惶，个个自顾不暇，又正值国民党政府及军统还都前夕，到处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无人顾得上研究戴笠坠机一案。更有许多大特务因在胜利大接收中贪污鲸吞了大量汉奸敌伪财产，心中正惴惴不安地担忧戴笠对此进行清查整顿。忽然之间，闻讯戴笠已死，不啻有“天助我也”之感，如何再去管他戴笠是否死得不明不白。
第五，戴笠在生前对古剑一事守口如瓶，延缓了对此案的破获。龙泉宝剑的失而复得是导致戴笠之死的直接原因。由于龙泉宝剑不但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而且是一种皇权的象征。戴笠本是有野心的，他自得到此剑后就爱不释手，并产生一种截留此剑的强烈欲望。然而，戴笠又怕此事张扬后，蒋会窥破自己的野心，从而引起蒋的猜忌。于是，对得宝一事秘不外传，严加保密。除龚仙舫外，一般军统特务根本不知道有“龙泉宝剑”失而复得一事。在“3 ·17”空难中，戴、龚一死，剩下的只有马汉三、川岛芳子知道此事过节。马汉三自不会说，川岛芳子正被作为汉奸关在狱中，当然也无人去问她。结果，沈醉虽从江宁县长手中讨得此宝，却没有一个特务了解围绕这柄古剑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否则，如果有人当时知道这把古剑的来历，围绕它追寻下去，马汉三、刘玉珠背叛暗害老板的行径很快就会暴露。
结果，使马汉三轻易过关，直到两年多以后，才来重复这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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