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9 月18 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戴笠在肃奸问题上，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是颇耍了一番手腕的。在战后的第一阶段，为了利用数百万汉奸及伪军的力量与共产党抢占地盘，争夺天下，戴笠指示负责接受的先遣特务给汉奸伪军传话，甚至叫人在收复区的各大中城市广泛张贴布告，内容是：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这个处理汉奸的原则就是不管这个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办理。这个原则公布出去，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坏事，也都没有跑。并且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在最后关头坚守阵地，固守待命，立功赎罪，等候中央军接收，有的甚至希望重新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启用。直到9 月中旬，这时距“八·一五”光复已经1 个多月，全国的肃奸工作依然没有什么动静，有的汉奸看周佛海在上海、任援道在南京、丁默邨在杭州等地方，依然像昔日一样，窜上跳下，东奔西走，神气活现，十分活跃，俨然都成了国民党的新贵。汉奸们由此对自己前途的估计也都更加乐观，觉得原先的悲观不但没有根据，而且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神情也是没有必要的。于是，原先到处龟缩隐藏或躲躲闪闪的汉奸们，又开始走出来，互相之间轻松地开开玩笑，说说境况等等，一种解脱、宁静的气氛在汉奸中间逐渐感染、弥漫、扩散。
1945 年9 月20 日晚，正是中秋节的月圆之夜。这一天，在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 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璨，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门前的马路上，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更是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晚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澎、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 余人。
席间，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
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再三向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
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在如此花好月圆的喜庆场合，由权势薰天、信誓旦旦的戴笠说来，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拚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
9 月23 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 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 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 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 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 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 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市又成立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上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著名的大汉奸，特务头目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经理李泽等人，因他们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谢意。其实，在戴笠认为，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在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进来。
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戴也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自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 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里浪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初期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被派到上海。1939 年被76 号逮捕并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76 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要职。由于他是军统中落水较早的汉奸，后来投汪的军统特务，大都投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些实力。
抗战胜利后，万里浪、傅胜兰找到毛森，登记自首，请毛森在戴老板面前替他们缓颊。毛森事先已得到戴笠的底牌，只在表面上敷衍他们，利用他们做检举汉奸的工作。万里浪、傅胜兰信以为真。为了能取信于戴笠、毛森，他们便加倍地对过去的汉奸同行进行检举打击。特别是万里浪，由于他对上海各方面的汉奸十分熟悉，手下又有一批爪牙，故毛森任命他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专负责对汉奸的调查统计任务，并参加了初期对部分汉奸的逮捕工作。万里浪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大员，心中分外得意，对调查和捕奸活动也就十分卖劲。每当他押着昔日的同僚到军统看守所交差时，总是一副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气，连在押的日本人也感到愤愤不平。到9 月下旬的肃奸前夕，万里浪开始嗅出形势将对他不利，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拔脚开溜到蚌埠，但终为戴笠派人抓获，押回上海，关入军统看守所。当他手铐脚镣地进入牢房时，原先被他密报或捕捉的汉奸一个个须发皆张，对他怒目相向，只因他反复告饶，才免尝一顿老拳。
本来，戴笠只打算把这些人关押一段时间，等肃奸的风头过后，再分别予以斟酌处理，能释则释，不能释则关，不能关则杀。总之须做到家丑不可外扬。岂知，戴笠很快死去，新任局长郑介民顶不住CC 系等其它派别的攻击，为表白洗刷自己，主张对26 名背叛领袖、背叛团体、出卖同志、卖国求荣的附逆分子处以极刑，以严肃军统的纪律。当时，正是全国一致要求严惩汉奸的高潮时期，于是，在1946 年8 月15 日，即抗战胜利1 周年的时候，军统上海办事处奉蒋命将26 名军统叛变的汉奸，予以枪决。罪名就是“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
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1 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叛变后，当了一段时间的76号挂名顾问，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此事被日军沪南宪兵队发觉后，因而再次被捕入狱。胜利后才放出，在上海干了一段时间后，戴认为此人在上海名声太臭，有碍军统观感，难以开展工作，因而派他到华北任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勘乱”大队长。
另一个中途投伪的军统大特务王天木，自知罪恶太大，必不能见谅于戴笠，也就不抱任何幻想，抗战胜利后就迅速逃到华北，由他原先在华北的亲信特务协助，逃出关外，后即不知去向。
在上海肃奸行动中，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 系内中途投伪的汉奸特务。
由于汪伪76 号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都是CC 系统的人，诱迫拉拢CC 特务下水也就特别容易。在抗战后期，CC 系统的这些投伪人员迫于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少人暗中与中统组织接上了关系，成为中统特务的所谓地工人员。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这使中统局对戴笠几乎恨之入骨，只好大量派人挤进法官之林，以便在量刑判刑方面尽力而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由CC 系法官援手，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其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结果未以汉奸罪论处。但军统并不罢休，仍以苏成德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一案告发，由上海高等法院判苏成德死刑。
中统汉奸特务很少有能逃脱戴笠打击的，只有极个别由蒋介石亲下手令力保的，可以作为例外。汪伪特务张瑞京原是中统上海特派员，投伪后，先后任76 号顾问、76 号南京区科长、特务行动大队长、陆军第七旅旅长、参军处中将参军等职。因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吃喝嫖赌，形影不离，成为莫逆之交，并由此掌握了汪精卫在世时与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来往的十几箱信件收藏之处。日本投降后，张瑞京利用南京混乱之机，捷足先登，将这十几箱密件偷出，通过中统局献给蒋介石，蒋大喜，不但下手令保护张瑞京过关，而且颁赠“青天白日胜利勋章”一枚。张瑞京由此担任战后南京市的大肥缺敌产管理处长。对这个特殊人物，戴笠也无可奈何，只得由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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