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的一年。这一年，无论是在苏德战场，还是北非——地中海战场，反法西斯同盟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太平洋战场上，中途岛一战，日本海军遭到了350 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
这些消息陆续传到重庆，在国民党政府人员中激起了一片亢奋之情，期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心情越加殷切。但是，戴笠却是以不同的心情和眼光来审视这些消息的。他认为，一方面军统组织是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的口号掩护膨胀起来的，一旦抗战结束，军统组织将“失去”工作对象，利用价值就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就会有所削弱；另一方面，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权力关系将会出现重大分化组合的过程。果真到那时，自己仅以一个政治上观感很坏的特务头目的身份，以什么做权力角逐的筹码。尤其是蒋介石一旦对身后的事重新作出安排，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上失势，自己政治上的出路在哪里？岂不是成了一损俱损的牺牲品。即或这些事都不会出现，以蒋的一贯作风和手腕，难道不会出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局面吗？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戴笠不能不未雨绸缪，对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作安排。
戴笠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加紧实施夺取海军领导大权的计划。这项计划依靠梅乐斯的支持已经取得美国海军界某些巨头的默契。如果军统能在配合美军拟议中于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作战中有上佳表现，无疑会给戴笠在谋求通往海军总司令宝座的道路上带来好运。这个目标一旦实施，戴笠在政治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戴笠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考虑如何把军统组织改造成为政党一类的政治组织，使之能够适应战后可能出现的民主政治形势。这项计划由于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故戴笠认为必须提前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所虑者军统是一个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特工组织，没有玩政治的人材，这个设想迟迟变不成方案。反复考虑的结果，戴笠想起在息烽集中营内囚禁有许多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吏，这些以“待罪”之身的“囚犯”，既不能全部释放，将来也不能全部杀死。何不将他们收揽起来，第一步先组织他们进行理论研究和设计，第二步再利用他们建立政党组织。为此，戴笠从息营调来了全部在囚人员的名册和档案，详加审阅，圈点了20 余人的名单。人选确定后，戴笠就把息营主任周养浩找来，把自己的意图向周养浩交底，并几度进行密商，定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一是先拨3 万元经费，成立各种问题研究会，暂时利用他们在息烽研究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方案，以供参考；二是一次性拨发9 万元，一方面对这一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他们的身体健康，一方面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供研究参考之用。
半年以后，这个类似研究会一样的组织在息营秘密组建。成立时，周养浩按戴笠的嘱咐，摆上丰盛的筵席款待。席前，周养浩按戴笠的意思说了这样一番话：“各位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受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席后，周养浩将这些人分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4 个组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题目是由戴笠指定的，叫“开展本团体政治工作方案”，并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8 个字作为课题研究的指导方针。课题研究的要点是把军统作为一个政党的前身来考虑，最终目的是要把军统改造成一个独立公开的政党，政党的党魁就是戴笠。方案形成后，由周养浩密送戴笠审定。
方案里提出了从扩大政治影响到进行实际活动，从秘密工作转为公开政治活动的方法、措施，并特别强调一方面要吸收人才和培养人才，一方面要多创办学校、书店以及出版杂志报纸等。由于这项活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触犯了蒋介石的悬禁，故戴笠规定从各方面严加保密。整个活动自始至终只允许由周养浩1 个人掌握，其他任何人不得与闻。
戴笠采取的第三个措施是联合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以作外援。从抗战开始到1943 年，蒋介石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不睦外，胡宗南、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
当时，胡宗南任第八战区副长官，有“西北王”之称。蒋介石交给他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3 个集团军、12 个正规军、40 多个师，加上副长官部的直属部队达45 万人之多，另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仅据军政部军需署署长说，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蒋蓄意培养胡的实力，使胡在西北地区日益坐大，陕、甘、宁、青地区的军政大权无不操于其手。
汤恩伯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崛起的蒋系三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1943年，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蒋介石拨归其指挥的正规军达5 个集团军，共25 个师另3 个旅，兵力达40 万人之众。汤之崛起，颇有一些传奇色彩。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年毕业于浙江体育专科学校，再入闽浙军讲武堂。数年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八期步科。1927 年夏回国后，由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陈仪推荐给蒋介石，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作战科长、中央军校学生总队大队长及军官教育连连附等职。在蒋介石手下的亲信高级将领中，汤恩伯是结识蒋介石较晚、资历较浅，但上升却很快的主力将领之一。以胡宗南为例，胡宗南从1924 年进入黄埔军校结识蒋介石，1927 年任师长，至1936 年升任军长，前后苦斗了12 年时间；而汤恩伯于1927 年追随蒋介石，1931 年升任师长，至1935 年任军长，前后只用了8 年时间。其升迁的速度之快，使黄埔嫡系出身的宠儿胡宗南也十分嫉妒。汤恩伯不是正宗黄埔出身，却受到蒋的特别宠信，在十几年中，几乎年年升迁，终至战区副司令长官、边区总司令，权重一时，威震一方。这在许多外人看来不啻是一个谜，但是汤恩伯自己，却是把握得很准的。汤恩伯出身浙江，与蒋又有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同学关系，这就进入了蒋介石挑选培养心腹将领的视野。加之他在中原大战及苏区剿共中作战勇敢，也就更受蒋器重。除此以外，汤恩伯能够走红的1 件秘密武器，就是不断向蒋写手本。早在南京中央军校学生总队大队长任内，汤恩伯写了1 份《步兵连教练之研究》送蒋批阅，深受蒋的赏识，从此起了写手本的兴趣。并且每隔一段时间，汤就有1 份手本交给蒋。到后来，汤恩伯写手本的积极性越发不可收拾，以至不只写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汤写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蒋偏偏十分欣赏。以至戴笠也嫉妒地说：“老头子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
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随着汤恩伯的实力在中原地区不断坐大，野心也极度膨胀，目空一切，嚣张跋扈，称王称霸，在河南素有“中原王”之称。下层官兵和老百姓则大骂他是“汤屠夫”。
1943 年秋，戴笠以出席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举行的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开学典礼作掩护，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戴笠在3 天前才临时通知华北办事处主任、中美第三特训班副主任文强选择地点，布置会场，安排警卫，并规定严加保密。文强按戴笠的要求，避开距闹市近、挂牌单位多、容易引外界注目的周公庙，来到距洛阳城南25 里的龙门，选定1 处有3 尊大佛的石窟，作为胡、汤、戴的见面会谈地点。
这一天，戴笠把龙门石窟布置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然后3 个人进入石窟密谈。对于这次“西北王”、“中原王”、“特工王”聚会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通过胡宗南执笔，戴、汤共同修改的1 首《盟誓诗》可略知大概。诗是1 首《七绝》：“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无疑是三王联盟的政治宣言和纲领。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汤、戴要抱成一团，共立大业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野心。
戴笠、胡宗南、汤恩伯的结合，是在共同野心基础上的结合。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以黄埔“领袖”自居，处处以蒋之嫡系传人自许。1939 年，他在西安与复兴社高干萧作霖纵论历史人物，故意推崇萧作霖为唐代李靖，然而话锋一转，却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其拥兵自重的帝王之心，恐怕连蒋介石听了也是要大吃一惊的。这一次，胡宗南在三王联盟中当仁不让地坐起了第一把交椅。其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
汤恩伯在声望和与蒋的关系上，都不及胡宗南。但汤的野心之大，却是胡、戴事先都没有估计到的。汤恩伯十分崇拜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七雄”
及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帝王人物，特别赞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甚至认为曾国藩、左宗棠之流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推翻清廷能取而代之是一个错误。由此可以看到汤恩伯的野心是不可测度的。1943 年，汤恩伯的势力范围遍及豫皖苏鲁边区，这里又是三国时期的枭雄人物曹操创立帝王之业的地方。出于野心的需要，汤恩伯把曹操看成是自己理想中的崇拜人物。由此，汤恩伯喜爱听有关曹操的故事，爱看演唱有关曹操的京剧，以至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三国演义》的书，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汤恩伯还打算在安徽亳州或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并在毫州等地遍访曹姓或夏侯姓的居民，以寄托他对曹操的爱慕推崇之心。汤恩伯迫不及待地想当曹操，但是，有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在中国要创立帝王之业，离不开黄埔集团的支持，而胡、戴是黄埔集团的两根支柱。因此，在胡、汤、戴的联盟中，一方面是胡宗南要利用汤、戴的支持实现自己的霸业，一方面是汤恩伯想利用胡、戴在黄埔系中的地位，挤进黄埔集团，使其为自己效力。
胡宗南有野心，汤恩伯有野心，戴笠的野心更不在胡、汤之下，戴笠比胡、汤更为深谋远虑，有周密的安排和算计。戴深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与胡、汤抗衡，于是他用韬光养晦之计。在“三王”集团中甘当小弟弟。
洛阳龙门相会时，戴故意亲自爬到香山白冢的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极尽谦逊之事。连胡宗南看了也感到过意不去。戴则哈哈大笑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了，也极力称赞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戴笠处处恭维、逢迎胡、汤，吹捧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而自己甘效犬马之劳等等。使胡、汤都把戴看成实现自己野心的政治盟友和工具。
但是，在胡、汤、戴中，戴胡、戴汤都有极深的关系，而胡、汤的关系则较为一般。有时甚至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抗战初期，胡宗南派出不少人到汤的前进根据地界首招收青年学生，扩充胡部势力。此事触犯了汤的利益，汤大骂胡宗南欺人太甚。汤由此也大办“中正学院”、“政治学院”，派亲信控制第一战区政治部等，与胡极力争夺青年学生。可见，胡、汤的矛盾有时是很尖锐的。因此，“三王”集团实际是以戴笠为轴心、以胡、汤为两翼进行运转。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戴对这一点也是极为自信的。所以，当戴笠在1944 年春的中原之行中，了解到汤恩伯以曹操为榜样，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霸业时，戴是极为失望和不满的。他对身边的特务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戴的这段话无疑给汤恩伯的野心划上了一个句号。果然，汤恩伯在这年的中原战役中溃败后，蒋介石亲派汤的冤家对头陈诚到中原检讨战争得失，对汤恩伯的班底大动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个中原因，大概与戴向蒋的告发不无关系。由此也可见戴的毒辣之处，当他一旦发现汤恩伯不能完全为自己所用时，就毫不留情地假蒋之手进行打击。这样既向蒋表示了忠诚，又能始终把势穷力竭的汤恩伯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是后话了。
胡、汤、戴3 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算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陈诚等人，还是能够联合起来行动的。他们在政治上互通声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有事一起商量策划等等。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胡、汤通报。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最重要的问题，则使用“亲译”密本。这种密本由他和胡宗南、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遇“亲译”电报，均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扩散。
他们各自的重大行动，除了向蒋介石报告外，往往还要互相通报，不过由于亲疏关系，这种情况大多是戴与胡、汤之间通报较多，而胡与汤之间通报较少。
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见面时，相互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从国民党政府的高层黑幕，到蒋介石的喜怒哀乐，从国际国内的抗战前途到合作反共限共，从风花雪月到吃喝玩乐搞女人等等，海阔天空，皆成话题。尤其是戴笠与胡宗南之间，虽然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也有数十年患难与共的情谊，加之两人志趣相投，声气相通，所处的地位又具有互补性，因此每次谈起来总是没有个完，有时谈得兴起，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只苦了那些随时准备侍候他们的司机、卫士们，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为了给“三王”集团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巩固地位，戴笠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高层集团中为胡、汤隐恶扬善，评功摆好，有时，戴笠则利用陪同梅乐斯及中美所的美军特务赴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等美军特务，并积极为他们在美军特务面前吹捧。梅乐斯在听了戴笠的介绍后，就曾经表示他对胡宗南的印象很好，认为胡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干的青年将领，并为他能到西北与胡宗南结识感到很高兴。胡、汤为了取得美国特工人员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等美军特务极力逢迎巴结等等。戴笠还经常代胡、汤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以拉拢人际关系。戴笠甚至把自己最宠爱的情妇叶霞翟先保
送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谋得教授头衔后，送给胡宗南做老婆。
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等人无不倾全力解决。戴笠每次到西安、叶县等地视察，胡、汤都要带领手下的一大批亲信将领陪宴观剧，为戴笠张扬声势。胡、汤手下的集团军总司令大都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有的则是东北讲武堂、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军伍。论资历、论年龄、论地位，都在戴笠之上。但是戴笠则处处以胡、汤或钦差大臣的口气对他们指手划脚，颐指气使，其骄横跋扈的神情，连戴手下的大特务们也看不下去。至于戴笠与胡、汤合作反共、成立各种反共特务组织、依靠胡宗南的大军在新疆成立军统组织、调用胡军人员加强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与汤恩伯一起谋划策反伪军将领、共同进行经济走私等等，更是数不胜数。戴笠、胡宗南、汤恩伯的联盟确是当时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实力派和最大的派系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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