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他深知仅仅依靠军统的传统基干是难以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的，必须另辟蹊径。戴笠初期特别看重张国焘，他认为：张国焘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运用张国焘来开展反共活动，无疑成了戴笠手中的一张王牌。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被安排到重庆观音岩张家花园3 号。从此以后，戴笠就在如何充分运用张国焘开展反共活动方面，动了许多脑筋，想了许多招数。
首先，戴笠成立了1 个专门机构来安置张国焘，取名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研室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张国焘虽然正式加入军统活动，但由于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的头衔，因而不屑于当一名在册的军统特务。当军统局人事室交给张国焘“内外勤人员调查表”让他填写时，张国焘不填，并发了一通脾气。
其次，戴笠采纳张的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认为，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机构，还要有专门人材，而军统的人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专门进行培养。戴笠对张的这个建议很欣赏，马上指示筹办。班址设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班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
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其严格程度是军统其他训练班从未有过的。但由于爱国的知识青年大都参加了共产党，庸俗、混饭吃的才走入军统，所以特政训练班学员的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于张国焘的想象。该班第一期共招收了40 余人，结业典礼的时候，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完全不能达到戴笠的要求，许多特种政工人员派入边区后，不但拉不出人来，自己反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甚至无法按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的第三个招数是采纳张国焘的建议，开展所谓“来归”人员活动。
张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用特务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出卖党员等办法并不高明。虽然能使极少数共产党员屈服，但仍然收买不了他们的心。正确的办法是从政治上争取，去联络他们，具体做法就是当发现中共党员后，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张向戴笠解释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张的这一套作法很得戴笠的赞赏，很快批准推行。为配合联络“来归”人员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设在洛阳，站长由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中共叛徒朱德崇担任；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站长由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中共叛徒项乃光担任；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站长由中共叛徒黄逸公担任。戴笠又进一步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成立陕北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成立延安策反站和耀县策反站，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
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张国焘曾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局内处长、外勤省站站长、区长及特联站、策反站特务阅读、阅后缴还，不许传阅。但戴笠对张的这份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而对特务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多年来，除了1 个原张国焘的心腹、红九军军长何畏是稍有点名气的“来归”人员外，其它方面始终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与戴笠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戴笠对张失望之余，不禁恼羞成怒，经常对张冷言冷语，进行讽刺挖苦。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向蒋、戴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用以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器。戴笠经与胡宗南等人研究，认为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张自知玩不出什么花样，在蒋面前报不了帐，“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戴笠虽知张国焘的诡计，但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将此报告蒋批准，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戴笠意欲邀张同去，张因怕引起陈的怀疑而故意拒绝。戴、胡商量的结果也是认为张不去为好。于是，戴、胡二人准备了茅台酒、水果一类的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已是60 余岁的老人，自清末以后，其声名卓著，令国人振聋发聩。晚年虽落魄如斯，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戴、胡初欲以假名求见，又怕陈不肯接见，或敷衍了事，达不到问计的目的。于是，胡仍以34集团军总司令、戴亦以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通报求见。
陈独秀是很机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访，他即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按蒋预先的指示，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这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胡、戴来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态度。
胡宗南先从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辞锋一转，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
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
陈独秀用这番话算是对蒋派胡、戴来访的报答。接着，陈针对《大公报》启事愤愤不平地说：“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对于世界大势，陈亦发表议论说：“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独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这就表明陈不愿作蒋之反共炮弹，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发问，戴则记录，几乎不发一言。
从江津返回，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送蒋阅，蒋感叹地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陈独秀这张牌未能打成，戴笠对张国焘更增恶感，关系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半年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地训斥。有时戴还拍桌大骂：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军统局的大小特务更是群起效尤。张国焘不但享受不到过去那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甚至连原先戴笠规定给张个人的一切优待也在无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张国焘为之哀叹：“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咸淡不加理睬。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
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先后被军统、中统踢出，凄凄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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