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与CC 系特务组织的明争暗斗，使蒋介石深感削弱了特工系统的力量，认为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任副局长。局内设3 个处：一处（党务处）为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徐恩曾担任；二处（军警处）
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先是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后由金斌担任。1935 年5 月4 日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132 号，二处地址设在南京鸡鹅巷53 号，三处设在山西路。局本部与3 个处分别在4 个地点办公。
3 个处从合并成立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特别是一处与二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从戴笠来说，由于归入军委会建制，经费有了着落，不必由蒋每月从特别费里支出。但是特务处的工作，他遇有重大问题，仍然直接去找蒋介石请示报告，一般问题，则自作主张。
陈立夫、陈焯的局长、副局长头衔在戴笠眼里不过是虚有其表，不值一个钱。
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现在把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他公开地站在一处一边，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此时，由于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让一处占先，戴笠显得无可奈何，私下里非常痛恨。但戴笠有蒋介石当大老板，陈立夫亦奈何不得。
在当时局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局本部是双方面的人都有，但一处的力量占优势。争夺得最激烈的当数三处的力量。由于邮电检查活动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戴笠和徐恩曾都十分看重三处的力量，双方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抢夺，一时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具体负责，企图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结果有的特务甚至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的内容当作笑料进行传说，可见达到了无耻而又无聊的境地。
自从成立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三处处长丁默邨之后是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金斌调任，两人都是由陈立夫一手向蒋介石保荐，与CC 系关系很深。因此，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 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1 个被架空的副所长。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要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有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了，一处也就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戴笠手下的人被欺压到这种程度，其内心的仇恨也就可想而知，所以一处、二处在邮电检查领域里的斗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双方都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正在这时，被戴笠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就向蒋介石告了一状。
1935 年11 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立夫利用CC 系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立夫竟然比蒋介石还多4 票。陈立夫是深知蒋的为人的，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1 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了1 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了CC 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种种情况，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当然不能容忍，就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在朝中经营多年，耳目很多，消息灵通，马上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甚至动员了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去说情。
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蒋介石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处长仍然是金斌。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插在邮电检查部门的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
特别是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 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第一步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 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与CC 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 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不久以后，蒋终于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瑶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 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为此，徐恩曾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戴笠则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手下特务、重庆邮检所所长罗杏芳回忆起曾任南京电报检查所副所长受CC 系特务欺压的情况，总是耿耿于怀地说：“CC 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澧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CC）。”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CC 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CC 系为敌，使CC 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 系头子陈立夫深知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CC 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喻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 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不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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