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在台湾住了42天，一般都深居简出，即便是他当年的下属CC派们来访，他也“莫谈国事”，只是互相问候，拉拉家常，或者找知己谈谈中国文化，跟实业家谈谈养鸡，很少主动到外面走走。
他没忘记远走之前的失意，也没忘记自己此次返台的身份和目的，他显得很谨慎。
对于记者的采访，他一般不见，实在无法推托，也是把话题避开政治。
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
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
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在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
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仍决心置身事外。
这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介石表明他的心事了。
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影响，似应拿回去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介石只说容考虑后再议。
不久。CC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的某晚报上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将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效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到“白头偕老”的厚望。
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众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愿望。及去年门960年）“国大”召开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以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力矢忠贞到底”，才使他们看得“儒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4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
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
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有关报纸也进行了报道：
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风光。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
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
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作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
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品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要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本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
不用说，当时国民党政权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
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
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声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当年4月28日在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上访问了陈立夫先生。
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
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有关，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
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已，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这种研究工作。
所以，把他的片语只言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一二，似乎并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地从阴阳山会谈的话题提起。
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
这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地注视着我，微笑着一言不发。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未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
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谈：“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比不听总是要好的多！”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答以陈先生在美1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
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
他抱着管走到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我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好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财经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就要抛弃这个政权的。
“财经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更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
“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他们军政统治的一个必要手段。
“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价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败了我们的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
“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价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
“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什1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币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
“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亦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而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可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最后，陈先生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当时我们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
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地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地点画出了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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