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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5.曾经赢得胡适的敬佩

  陈果夫经管党务,染指经济,不顾体弱多病,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然而,他对国民党教育事业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有着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校复员南京,陈果夫发起在南京合建介寿堂,先书有《介寿堂记》:

  民国三十五年春,中央政治学校复员离川,各同学合力捐献之中正堂将随全部校舍留于陪都。同学惋惜,奔告于余。余日:“吾校本旨,原为育才,贡献党国,今吾去堂留,而继承之者,仍为学校,举以赠之,亦复何憾。引以吾校之众,分布地域之广,东归以后,仍可另谋创建,其庄严或更甚于此,是在诸同学而力行如何耳。”

  继恩是年十月三十一日,适为校长,蒋公六秩华诞,乃倡议建筑介寿堂于首都。同学闻之,鼓舞欣从。自春且冬,从事筹募,赖诸同学之合作,暨社会人士之协助,巨款立”集,继尔鸠工龙村,殚心竭力,历八月而堂成,恰逢本校二十周年校庆,询盛事也,溯维二十年来吾校长戡乱御侮,宵吁忧勤,卒之两复河山,由残破而完整;四裔民族,由散漫而团结;由消沉而恢宏光大。丰功伟绩,震耀寰区,以大德而克享大寿,不亦宜乎。

  吾校毕业八千余人,亲承校长之领导,更沐其教泽,值兹胜利既奠,建国伊始,营构斯堂,不但示崇敬,抑亦表达吾同学对于国家建设之趋向,为社会服务之忠诚。深愿全体同学,今后在校长领导之下,于役党国,公余集议于斯,游乐于斯,亿兆颂歌,以增进吾党乃至吾校之光荣,不更懿哉!是党自设计营建迄落成,余亦当添列其役,因为记其缘起。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吴兴陈果夫恭撰

  1946年前,政校奉命改为国立,是年为政校20周年校庆,陈果夫在病中又撰文表示祝贺:

  “国立政治大学之命名越数月,而学校庆祝其二十周年,学校诞生在北伐军事未完之时,其后大局粗安,核事亦渐上轨道;而抗战以起,转迁万里,三易其处,去年胜利复员,乃复返于首都红纸廊原址。二十年来,在动荡忧患之中,逐渐扩展成长,得有今日基础,缔造经营之不易,盖可知矣。

  学校之名凡三易,每易其名,皆所以配合革命建国之每一阶段,军政时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政时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及宪政之前夕,而为国立政治大学。盖党国所期望于本校者,固异乎一般大学,况军政、训政,为期犹短,若宪政则漫无止境,本校此后所负责任之重大,尤千百倍于往昔,今日虽度其二十周年,实为步入新程之开始。回溯过去,瞻望未来,令人有无限任重道远之感。

  本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建国目的,设本校以培养建国干部,故学校一贯教育方针,皆为如何实现三民主义达成建国目的为依归。自宪法颁布,三民主义融会于宪法,而公诸全国,不复为本党所专有,本校亦于是由党办而改为国立。从知本校校名、地名之变更,不徒为党校、政校之延续,抑更加重其对于实现三民主义之责任。本校同学应如何恢宏气度,猛进学业,领导全国大学,共向实现主义之途而努力,庶无负校长之期望与学校之培育。

  本校教育方法,本先圣明诚之教,而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施教之程序,各学期课程配置,悉准于此。

  第一学期以军训为主,所以正其心志,严其纪律,立求学之根本。自第二学期以后,则先之以博学,配广泛之课程,继之以审问,择其重要课程,改以灌注方法教授之,使渐由被动而成为主动,再进而为慎思,为明辨。则重在以启发方式,使学生能就所学,而融会贯通之。

  最后工作实习为教其笃行之始,此本末先后之一贯施教程序,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一。

  其次为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全国大学之有军训军管,实自本校始。我人应知真正之民主,盖从纪律生活中孕育而成,无纪律即无真民主可言。民元以来,国事纷扰,即坐于全国上下未解民主真意义,而本党建国所以在宪政之前,先之以训政者,亦无非为国家建立一纪律基础,为民主之前驱耳。

  本校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之主要目的,在养成纪律精神。至于军事之操作,生活之整场犹其余事。方今宪政将始,凡留心国家之前途者,殆无不恍然知纪律精神为民主成败所系,事萌而后理明,本校军训制度在大学教育上之价值,将由是而始可其评得失也。此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二。

  再其次为训导制度。学校教育往往偏重智育,而智育之中,又往往偏重书本,忽视以实际生活作教材;本校训导制度即所以补救此弊,实为导师之扩充也。举凡学生之德育、体育以及思想学业,均在训导范围之内,尤其指导团体活动、演习、开会、选举等等,最能收即行即知之效。

  本校毕业同学入世问事,每多得力于此,故较诸在校同学,更能了解是项训练之意义,此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三。

  果夫参与核事多年,于其二十华诞之日,谨举所知本校教育之特点,以示无忘,倘亦为申祝之一道。”

  1947年6月,陈果夫又向国民党政治会议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为配合生产建设安定国家社会拟具改革中等教育之初步办法原则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交教育部办理。

  陈果夫当年有“青年修养立业格言”,又称“四要则”,是在中央政治学校为学生们写的:

  修身要则:奋志气,择师友,勤学问,辨义利,能改过,尽忠恕,振精神,练身体,任劳怨,扩才器,守法度,重廉耻,慎言语,端举止,儆骄情,戒奢侈。

  卫生要则: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

  行政要则:知人善任,重道亲民,综付名实,提纲挈领,信赏必罚,体察物情,奋迅振厉,刚健笃行,宽猛相济,正大廉明,平准和洽,布公开诚,训导研讨,计划责成,。防微杜渐,创造持盈,尊贤远佞,温故求新。

  用人要则:正身立己,作则为师,选贤与能,崇德尚志,鉴别器局,考察文理,以事试功,就地教士,铨衡职位,尽其才智,严明赏罚,养廉重耻,公不议私,言必及义,诚信相符,祛除派系,用含有度,达情研几。

  从以上陈果夫所著文字中,可见他为推行国民党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其良苦用心略见一斑。

  从1928年起,陈果夫出过很多书,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生活、卫生、礼俗、幼儿读物等无所不包。

  胡适曾就这一点谈起陈果夫,他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的到呢。”

  晚年,陈果夫的一些著作是在病榻上完成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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