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提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他们判定的“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顾顺章在陈立夫的策略中，首先成了成功的“试验品”。
1930年5月，南京道署街132号，瞻园。
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秦淮河畔。堂字深邃，园林秀丽。它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代改为江宁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国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如今则为陈果夫、陈立夫的特务组织所占据。
平时瞻园大门紧闭，很少有人在这滞留，园内园外静的出奇。可这一段时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却频繁出人，他们正在秘密商议反共的新对策。
经过多次的秘密讨论，陈立夫等终于有了办法。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就躲得更隐蔽，我们无法再杀戮他们。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用硬的一手的时候，还必须使用‘软’的办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的更多的机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的话得到了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的赞同。陈立夫等人于是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不久，蒋介石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和策略。
这一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而通过这些叛徒、特务又发展了一些叛徒，这样，特务利用叛徒，扩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使陈立夫的策略颇受蒋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视。
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派出特务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
1931年3月，蔡孟坚劝降叛徒黄佑南，并在黄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坏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及其爱人被捕，两人坚贞不屈，均被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将帽子戴得低低的，使别人不易认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共产党员。
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经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１顾顺章逃避不及，就被尾追的特务逮捕。
蔡孟坚为了对顾顺章进行软化诱叛，亲自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蔡孟坚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顾顺章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顺章毫无表示。
蔡孟坚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顺章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陈果夫之后，再想办法。于是他又对顾顺章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随后，蔡孟坚急电南京，向陈果夫、徐恩曾等汇报了情况。陈果夫、徐恩曾指示蔡孟坚从水路押送顾顺章去南京。接着陈果夫、徐恩曾指示之后，蔡孟坚立即率三名特务，将顾顺章押上了江轮，送往南京。
抓获顾顺章这样的中共要员，二陈极为高兴，他俩知道顾顺章一定掌握不少中共机密，如能劝降顾顺章，破坏中共中央组织，少不了又要升官发财。为了确保顾顺章的“安全”，当江轮开到南京后，陈立夫、徐恩曾、张冲等亲自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来到江中心接顾顺章，然后将顾顺章送往南京中山东路的“正元实业社”，这是调查科特务组织的秘密所在地。
在去“正元实业社”的途中，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又与顾顺章“谈话”，希望能从顾顺章口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果然陈立夫、徐恩曾得到了重要情报。前几天一直毫无表示的顾顺章忽然说出了“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们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
陈立夫、徐恩曾从顾顺章的口中获悉钱壮飞身份后，大为震惊。更感觉到劝降顾顺章的重要，第二天便把顾顺章送到国民党司令部监狱，安置在所谓的优待室内。这样，既能保证顾顺章的安全，又能满足顾顺章的生活要求。
顾顺章在关押中，陈立夫、徐恩曾等多次到狱中对顾顺章进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叛变革命。为照顾顾顺章的生活，陈立夫、徐恩曾还多次派人送钱、送物给顾顺章。如当时任调查科助理干事的张文，曾三次受徐恩曾指派，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
在陈立夫、徐恩曾的劝说利诱下，顾顺章完全叛变了共产党。
他首先供出了当时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
挥代英是中央委员，1931年春在上海以共产党嫌疑被捕。顾顺章对恽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关押监号等知道甚详。在顾顺章供出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后，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光、王思诚三人携带一本刊有恽代英相片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因恽代英是黄埔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狱中加以对证。在查对证实以后，徐恩曾极为高兴，当即面报陈果夫、陈立夫，转报蒋介石，同时又将恽代英押解南京，并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对挥代英进一系列的威胁利诱，企图迫其叛变革命，从而获得有关中共更多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但是恽代英始终忠贞不渝，除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外，无其它任何供词。不久，恽代英便由蒋介石下令杀害了。
除外，顾顺章供出了几处中共在上海来不及迁移的地下秘密机关。
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多数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护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顺章为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迁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顺章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迁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到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被迫全部重新安排处所和人事。
此外，顾顺章还供出了中共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被捕后拒绝自首叛党，被特务们杀害了，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
顾顺章叛变之后，也加入了陈立夫的特务组织。
顾顺章整理编撰了各种训练特务的教材，整理出一套六册的特工丛书，分别有《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查工作》、《组织工作》，共约50万字。
除此之外顾顺章还为二陈出谋划策，培养特工，顾顺章曾向陈果夫、陈立夫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基础，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贯彻，以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
他还提出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建议，训练一批有特务工作能力的人员，充实各级特务机构。为了打击共产党，顾顺章还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点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给共产党以不断打击。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采纳。
由于中共基层组织里的党员的大部分都是参加生产的在业工人，他们与脱产干部不同，有家庭的拖累，有失业的危险。特务们对这些人采劝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是尽量不予逮捕，通过谈话“说服”他们秘密自首，充当特务耳目--内线“细胞”。这种方式，特务们自称为“细胞”政策。而“细胞”政策多运用于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地区。
马绍武，又名史济美，是二陈在上海的特务头子。1932年，他来到上海，首先在沪西地区开展细胞工作。
马绍武根据自首人提供的线索，查证确实后，即采用突击说服的办法，把对象吸收为共产党基层的内线关系，使之成为细胞。
在突击说服时，特务常把说服对象带到茶馆或清静的马路边，或到对象的家里，先和他谈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然后和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一般的对象是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的，谈话特务就对他显露身份，对他进行威胁和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对人民危害极大，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扰乱了国家体制完整，共产党已成了违犯民国的主要犯罪分子，应受到军法的惩治”等等。然后进一步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今天的谈话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特务的这种“细胞”政策极为毒辣。马绍武在沪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掌握了中共沪西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
马绍武后被中共“特科”行动队除去，继位的徐兆麟承继和发展了“细胞”政策，他不仅注意发展内线细胞，更重视对内线细胞的培训和利用。在培训利用中，凡发现不利于内线细胞提升的障碍，便设法予以清除，为他们进一步打入高一级组织打清道路。这些内线细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十分有利。
为拉拢内线细胞，特务机关对内线细胞每月分别给予5到15元的活动津贴费，对有“重要表现”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也酌给生活补助费等。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还专门成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人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中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湖南反省院。该院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随后，沿长江各省也相继建立了反省院。
按组织系统，反省院隶属法院。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办法不如CC特务的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省力的破坏革命的工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二陈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
二陈与徐恩曾几经商议之后，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由中央组织部出面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部部长谢冠生接洽，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为完整的制度，更有效地实现其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线的政治目的；要求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派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同意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
1932年，各反省院院长陆续改由CC分子充任。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等。自这些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之后，反省院形式上仍属高等法院，但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赶走。反省院成了CC特务完全控制的单位。
反省院的组织是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三科之中，以训育科为重心，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
反省院在押的人员分为三类，一为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三是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
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反省院按“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将其编为四组进行“训练”。甲组为大学程度；乙组为中学程度；丙组为小学程度；丁组为文盲。如果丁组人数不多，丙丁两个组便合为一个组。甲组只是“学习”，不参加劳役，“学习”以听课为主，自学为辅，乙组“学习”、劳役各半。丙丁两组以劳役为主，间或参加听课。
“学习”内容中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捶、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上课由训育员担任讲课。此外，还有一种该院认为最重要的课程。即所谓精神讲话。精神讲话，多由该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社会各流学者以及一些省党部委员担任，所讲内容不外是说国民党好，共产党坏，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等等之类。对于此项讲话，四个组都要参加听，甲、乙两组还须作各种笔记，如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反省笔记等等，并须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训育员还要经常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所有“反省人”的“反时以6个月为一期，每6个月举行一次考试，甲、乙两组去笔试，其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是怎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之类。对于丙、了两组是口试。考试不及格者便留级，继续“反时半年。那些训育员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反省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１所以在押的人精神上经常受到折磨和摧残。考试及格者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即使是这些被释放出去的“自新人”仍必须接受当地特务室的管制三年，定期汇报思想和言行。如果“自新人”被认为有共产党活动嫌疑的，随时可以被重新关押监禁。
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虽有革命不坚定分子叛变，但更多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威胁利诱的面前，却永保革命者的本色。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瞿秋白留在江西根据地，任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在突围转移途中于福建武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曾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会震惊中外，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亲自挑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谈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秋白自首。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劝，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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