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成立后，不仅在军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传方面也四处出击。“中国文化学社”成立后，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两个刊物。陈立夫也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蒋介石大量扩充和收编军队的结果，在军队中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他自己的嫡系，即“中央军”；一是收容改编的部队，即“杂牌军”。当时，以数量而言，“中央军”远比“杂牌军”为弱。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对“杂牌军”，一面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了的手段来操纵驾驭，一面又逐步进行“调整”，以致那些“杂牌军”的首脑，都感到人人自危。他们见到黄埔系军人有同学会的组织，也想搞个组织起来，团结自固。结果就有吕超（四｝门人）等由旧军事学校出身的军人，发起恢复“四校同学会（即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的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等四校）。发起之后，响应者不乏其人，如江西的张岂庸、广东的陈铭枢、湖南的唐生智等，均表同意。一时声势颇盛，大有压倒“黄埔同学会”之概。蒋介石认为如任其组织成功，必为心腹之患，于是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用“总司令”的名义，以禁止军中有分散团结的组织为理由，下令禁止军队中有同学会、同乡会等组织。并先行下令取消他自己促成并亲自领导的“黄埔同学会”，以迫使“四校同学会”也不得不半途而散。
蒋介石表面上下令取消了“黄埔同学会”以后，随即改头换面，在中央军校内设立一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名之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这个科另立门户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设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挥。蒋介石翻一翻手，又使“黄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了。
当南京政权初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军事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海军学校、鱼雷学校、宪兵学校、警官学校等等，各地还设有分校及各种训练班。所有各校校长，均有蒋介石自兼，而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类军事学校一多起来，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也就应付不了。而其时各校派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发生组织同学会的事情了，如杭州空军学校的蒋坚忍，就倡导过组织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后，立传蒋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蒋介石为了加强控制，在“复兴社”分子策划下，即将原有的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至此，“黄埔同学会”的实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蒋介石拼命发展军事学校，本来为的是加强自己的武力，保稳自己的江山。但“天子门生”一多，品流复杂起来，派系倾轧增多起来，再加上内外形势也更加激荡起来，于是，如何防备他们思想不稳？如何从内部加以控制？又成为蒋介石面前的新课题。于是，“复兴社”这个组织，就在蒋介石外防异己，内防反侧的需要下，乘时出现。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曾向贺衷寒等指示过吸收社员，发展组织的原则。蒋介石说：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宽一些。紧接着，“复兴社”又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为干事，以康泽为书记，刘诚之为助理书记。前者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后者以普通学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复兴社”为了扩大影响，又决定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出任处长。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把“拔提书店”归到“复兴社”，出版军事书籍及法西斯性质书籍。与此同时，“复兴社”的其它的几个训练班，也办起来了。
在1932年3月间，亦即“复兴社”成立期间，在南京有军校学生270多人，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即在军校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批人。这个“研究班”由康泽任主任，萧赞育任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了3个月。主要课程有（一）“复兴社”那一套“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论。（二）党派的批判，认为别的一切党派都不合救国的需要，只有效忠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三）“领袖”训话，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每周一次。（四）持约演讲，找一些“名流”来灌输法西斯思想，此外还设有合作社课程，目的是训练一部分人，将来替“复兴社”做财政贸易工作。
这班人训练期满后，有五六个人派到由康泽任社长的《中国日报》去，有20人左右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去，有一二十人派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工作，另有少数人，则派到“复兴社”的财政贸易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去。另外的100多人，全派到“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去做政训工作。在训练期间，戴笠特在班里选了30人，另外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也就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
特务训练班设在三道高并军校学生调查处内，负责的就是戴笠自己和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
4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调查处登记。也是由萧赞育建议，成立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地址设在朝天宫，主任为孙常钧。照“复兴社”的预计，这个班的人训练期满后，可伸到各省的宪兵和警察组织里去。此外还有一个训练班，就是由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
几个研究班和训练班的学员，经过训练，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成员。而从这几个班子的开设去观察，便可以明白“复兴社”在军、警、宪、特、青年等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
在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是陆、海、空军部队。这一部分，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它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员。凡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复兴社”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除了反共工作之外，还负责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的思想行为。不但对非嫡系部队如此，即对嫡系部队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指示“复兴社”，不许吸收带兵官长参加组织，只有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少数人是例外。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团旅长也参加了“复兴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负有特务任务的。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是想使“复兴社”特务对那些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他的控驭。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且在驻防所在地，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例付诸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也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则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中心工作。凡是被认为思想不稳或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以贺衷寒居首位，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蒋坚忍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一方面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很少过问，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以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最初是科）为总机关，以陆、海、空军和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各单位的书记长以下人员，均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这个处由“复兴社”骨干黄仲翔掌握，并不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组织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希望将青壮年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当时，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厉行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为主。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以设于训练总监部之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省市则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县市及中等以上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这些军训教官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复兴社”的控制，还伸展到童子军组织里去，他们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会长是戴季陶，但负责实际责任的主任秘书刘咏尧，是“复兴社”的高级分子。
1933年冬到1935年之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得很大，于是又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叫做“忠勇救国会”，专门吸收帮会分子为骨干，向下层社会发展。土豪恶棍、流氓地痞的恶势力，即以这个“忠勇救国会”为中心。另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学会”，以大学校长、教授以至于一般文化人为吸收对象。有些地方还组织过所谓“文化前卫队”这类组织。
1934年，“浙江分会”成立后，跟着就组织了一个所谓“文化前卫队”。该队在杭州举行宣誓典礼那天，还请了总会和上海分会派萧作霖（黄埔六期的“复兴社”
分于去监誓。）萧作霖即带来了一把剑和一把刀前去，授赠与“前卫队”，象征铁和血的“文化前卫队”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绝大部分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中央航空学校、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这些人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由队长赵文龙（浙江警官学校教育长）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典礼开始时，首先举行宣誓，全体肃立，由赵文龙带领，举起右手宣读誓词，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宣誓完毕，即由“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常务干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长赵文龙按照军队仪节，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然后正步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步前来的护旗兵，护旗兵又照样正步走回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然后由萧作霖授剑和赠刀，宣誓典礼才告完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总会设于南昌。他们成立这个“学会”，是想把上层知识分子都拉过来，展开一个什么“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发起搞这个“学会”的，是邓文仪、贺衷寒、萧作霖、吴寿彭等人。
“复兴社”的报刊很多，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后面那两个刊物，后来又合并起来，改名为《中国革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在这个周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像“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意国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武士道之史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只要看看题目，谁都会明白，“复兴社”是欲集德、意、日法西斯精髓之大成，以移植到蒋介石的中国来。
在《中国革命》周刊于南京创办的同时，贺衷寒又从军委会政训处拨出钱来，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前途》月刊，由刘炳黎主编，互相呼应。这个刊物，在初期有意稍为隐蔽，后来就大登特登宣传法西俾主义的文章，如“法西斯蒂的国家--协团的国”、“法西斯主义经济原理”、“法西斯主义之国家改造论”、“法西斯蒂下之劳动业余训练”、“法西斯蒂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训练”等等，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疯狂地宣传法西斯主义。
属于“复兴社”系统的报刊，还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初在南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由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的《老实话》周刊（在北平发行），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由萧作霖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由“复兴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担任编辑的，或由“复兴社”地方掌握运用的报刊，连同《黄埔月刊》等在内，估计在100种以上。“中国文化学会”
还设立了一个“内外通讯社”，由吴寿彭主持，专门编评合于“复兴社”需要的专文专论。由上所述，可知当时“复兴社”的黑爪，几乎无处不伸展到。由于声势太凶，因此在蒋介石政权内部，又与“CC”和政学系发生了暗争明斗。
“CC”本来是蒋介石法西斯总体中的一个系统。蒋介石初期划给它的活动范围，是党务和文化教育方面。但黄埔系一向认为蒋介石的天下就是黄埔系的天下，而“复兴社”又认为自己就是黄埔系的代表。所以在他们眼中，视“CC”为“螟炩子”，视政学系为“师爷”或“管家”。但他们认为政学系只是雇佣性质的一批人，威胁性不大。“CC”则是要争“嫡子”地位的，非坚决排斥不可。但蒋介石的打算，本来是要分而控之，以便羁勒，所以当初对于黄埔系的使用，主要是限于军事方面，凡是政权机关的重要职位，一既不与。在各省市，亦只把保安处、警务处分给黄埔系。不过“复兴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且既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吸收了不少人，就要为他们谋求出路，是故在文化教育机关方面，也极力扩充阵地，乃不断与“CC”发生摩擦。
“CC”看到“复兴社”伸展到自己的地盘里来，亦拼死抵抗。当“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后，陈立夫也赶紧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来加以抵制。当“复兴社”派萧作霖到上海筹设“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时间
（1934年），陈立夫也赶到上海去主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人会议。双方争地争人，短兵相接，剧烈异常。结果，弄到要由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约集双方谈判息争。在其他各省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直到1934年6、7月间，邓文仪被蒋介石撤除一切职务时，陈立夫乘机告状，蒋介石才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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