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使小性的蒋介石差点拆散了黄埔军校，缺钱少物的黄埔军校能维持下来，陈果夫也是一个大大的功臣。
在孙中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个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败之后，他都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陷于绝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联军和退往福建的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重新赶出了广州。但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有活力的党，仍无从下手。最后，他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又按照“治军必先治校”的原则，仿照苏联军校的管理办法，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官学校始于1921年，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马林的谈判中，已经商定。但这时孙中山正沉浸于取得对旧桂系陆荣廷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没公开反对他，他自己也正忙于筹划北伐，筹办军校的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放上议事日程。
1923年春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后，由于自己手中没有力量，仍是“空头大元帅”，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八月，派出由蒋介石为团长，由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苏军装备和红军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国民党又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后，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拟由孙中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从上述四个人选可以看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能对孙中山有影响力的仅只蒋介石一人。而孙中山派蒋去苏联考察的目的，也是让他回来筹办军校。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回广州。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校舍为军校住地。蒋介石也积极行动起来，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
正当军校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月21日，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此时军校正在筹办中，为使筹办工作不致中断，2月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又派邓演达专程赴奉化请蒋回粤，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公文的形式向蒋发电，该公文称蒋介石请辞一事孙中山不准。在多方挽留下，3月2日蒋介石致电孙中山表示放弃辞职，尽快回粤主持军校筹备工作。4月14日，蒋介石在许崇智陪同下返回广州。5月2日，孙中山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蒋介石在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为什么突然辞职？原来，孙中山虽然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蒋介石出任未来军校的校长。根据内部协商的结果，最初决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对此，蒋介石觉得他又是在“为她人做嫁衣裳”，所以不顾一切，愤然辞职。他在辞职的同时，派其秘书前往军校筹备委员会，宣布筹备委员会解散，叶剑英后来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说：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生邀我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学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因此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因为蒋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叶剑英所说的“蒋个人闹意见”说的就是孙中山要派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一事。不过，蒋介石的“意见”毕竟是闹的太大了一点，他这一闹，差点断送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当黄埔军校初建时，陈果夫正在上海养病。1924年8、9月份的时候，蒋介石派人给陈果夫送了一封信，要陈在上海为黄埔军校学生代办制服和一些军用品印刷品和机器等。
黄埔军校初办时经费是相当困难的。当时广东的社会风气很不好，物价很贵。在上海采办物品，运到广州，连运费都算在一起比在广州当地采办还要便宜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陈果夫采购的第一批东西，是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衬衣等。由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共招生500人，大概是按每人一套采办的。
这些东西采办妥当后，陈果夫便正式报知海关，交给转运公司运往广州。在当时来说，订做500套衣服是相当大的一笔生意，服装店经理为了讨好客户，以便以后接着做下去，在每件制服里面，都钉上了一块白布。哪知海关一检验，觉得特别刺目，认定是军装，于是把500套制服全部扣留。
陈果夫得到消息后，焦急万分。一面打电报报告蒋介石，一面托人想法向主管海关的一位姓许的监督说情，又托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人从中帮助。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总算把被扣的制服交涉回来，但其中用于束腰的皮带和枪带、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定是军用品，予以没收。许监督并向陈果夫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陈果夫取回制服已属不易，当然不敢再追究。
制服虽是收回了，但仍不准外运。陈果夫几次向海关都督公署交涉，都不答应。最后还是海关中人给他出了个主意；“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0］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陈果夫于是托人打听，探知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而且运费比正式走海关还要便宜。陈果夫找到这家公司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运了一次，过几天广州来电报，居然如期运到。于是陈果夫便将大批服装，交该公司运送，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一计算，比正式通过海关运送还便宜了几百元。以后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都在上海由陈果夫置办，交付那家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经过海关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捷。
1924年底，蒋介石委任陈果夫、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指令由陈果夫主持。招兵地区为江、浙、皖三省，所招兵员以后编入黄埔教导一二团。为了招兵方便，孙中山直接给当时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打电报，要他从中帮助，卢表面答应，暗中却加以破坏。
这时正值齐燮元和卢永祥间的江浙战争进行期间，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黄埔军校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大概有一百多名，经过杭州时，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想编入自己的队伍。陈果夫发觉后，据理力争，虽经放行，但到了上海北站后，再次被逼回杭州，最后下令解散。但这些新兵出来以后，没见过大世面，身上又没钱，一经解散，马上就进退失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卢永祥手下的人威胁利诱，这批新兵还是被骗入了卢永祥军中。从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和张宗昌截留过。还有的新兵，还在途中，就被其它招兵机关骗去。
招到的新兵到了上海后，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几角钱的零用钱，还分发席子、罐头、酱菜等用品，然后派护送人员押送至广州。由于一路上招兵的人很多，在押解护送的途中，还有被诱骗走的。
当时招兵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招兵员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被孙传芳枪毙。王伯群则挨了骗，不仅未招到一个人，反而赔了一笔钱。
陈果夫在上海主持招兵共两年时间，从1924年底到1926年底，共计招新兵四千多人。另外，他还在上海从事过黄埔第三、第四期的招生工作。
黄埔军校初办时，马匹只有两三匹。教导团成立后，为应付东征的需要，蒋介石命陈果夫在上海想法购买。上海并不产马，买马当然不易。最后陈果夫打听到跑马厅买来一部分马，有一些不合格，打算廉价卖掉。于是陈果夫就找了一个识马的人，买了十九匹运往广州。以后，为应付广东军需，还买了几十头驴子。
蒋介石还命陈果夫多方罗致人才，军官、军医、无线电和其他技术人员，都可给黄埔军校介绍。陈果夫也尽力施展，为黄埔军校介绍了大批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
孙中山迷上了“联俄、联共”，尽管蒋介石有自己的小算盘，也只能暂时掩起真面目。
孙中山一直采取类似于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式的联合军阀打军阀的政策，今天联甲制乙，明天联乙制甲。孙中山这种办法在自己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如果能达到政治目标，不能不说高明。可是军阀们都是久经战场、官场考验的老手，孙中山在利用他们，他们也在利用孙中山。一旦看到于己不利，立即便将孙中山抛出去。而且这些人哪个也不比孙中山傻，所以孙中山利用军阀打军阀的手法，一直都未得手。到1922年陈炯明背叛他时，孙中山简直都没有可联络的力量了，这时他又联络上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由于孙中山坚定地坚持联俄联共政策，而在广州的蒋介石一直人单影孤，形不成自己的势力，也想利用孙中山、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抬高自己的地位，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做法。
在内心里，蒋介石是既反苏又反共的。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在考察完了苏联后，回到广州，把对苏考察情况向孙中山做了口头报告。在此之前，蒋介石在上海还寄给了孙中山一份《游俄报告书》。在蒋介石的书面和口头报告中，蒋介石赞成利用俄援和以苏联红军为样板办校建军，但他本人对苏联持怀疑态度。在《游俄报告书》中，他写道：
“俄共政权如一但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1924年3月，蒋介石辞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奉化溪口居住期间，于3月14日给廖仲偿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尚有一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己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以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
“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蒋介石内心里虽然极力反俄反共，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深为不满，但在表面上，他却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1925年4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入伍生的一次讲话中声称：
“俄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又是组织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的。他们为甚么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
不久，在广州商界召开的一次联欢会上，蒋介石又讲到了学习苏联、联合苏联的问题，他说：
“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我们现在的党军完全是学习俄国的军队那样编制的。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甚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会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表面也是非常称赞的。1925年9月13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举行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针对当时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学生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蒋介石说：
“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违背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蒋介石在内心里是既反苏，也反共的，在黄埔军校学生的面前，能讲出这么多必须坚持国共合作的道理，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
忙于军务的蒋介石，在夺得党权之后，把陈果夫召到了广州。
蒋介石从1918年3月应孙中山之召，到广州追随孙中山以后，离开了一直从事革命活动的上海。他只身前往，在广州实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蒋介石在政治上最先追随陈其美，陈其美死后，他追随孙中山。孙中山死后，他逐渐走上了政治前台。可是这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并没形成自己的势力。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等人支持他，但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无论是功劳。资历、党龄、年龄和威望都比蒋介石高得多，他们支持蒋介石，很有点奖掖后进的样子。是看到蒋介石后生可用，在政治上扶他一把。对这样的人，蒋介石只能是秉承他们的旨意办事，而不是他们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办事。他们虽然支持蒋介石，但蒋若对他们喝五吆六，去指挥他们，显然不行。如果蒋介石不听话，他们还要教训他一番。这些人蒋介石不敢也不能指望让他们在自己的指挥下按自己的意图办事。
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成功使他在广州革命军队中的地位急剧提高。但是，黄埔军校的教员和学生们，一者不愿从事党务工作；二来由于年纪轻、资历浅，没有党务工作经验；再加上掌握国民党党权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也不允许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插手党务，所以蒋介石很难在党务系统形成自己的势力，甚至在广州连一个自己的忠实的支持者也很难找到。
蒋介石一直想染指党权，但在孙中山逝世以前，他一直没有获得机会。孙中山的目标是让蒋介石专力办军，党务上的事情不要过问，所以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只获得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虚衔，蒋介石虽然对此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以其平定商团叛乱，平定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打垮陈炯明的赫赫战功为后盾，利用国民党高层各巨头互不相容的矛盾，在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支持下，于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1月19日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常务委员。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和“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了四个“整理党务”的提案。该提案规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管；共产党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中央发给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完全是以中派的面目出现的。当时在广州国民党右派的势力非常猖撅，很多国民党元老人物要求将共产党清理出国民党。蒋介石提的带有折衷色彩的提案终于为双方所接受，国民党右派觉得他们终于实现了部分清党的目标，共产党为避免受过多的指责，也乐于接受此案。于是，提案被通过。接着，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分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5月19日，张静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由于提出高明的“整理党务案”有功，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出任组织部长为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准备了条件，他当然乐于接受。但此时蒋正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正在准备中，繁忙的军务，使蒋根本就没有“整理党务”的精力。于是，他开始物色能够忠实执行自己意图的人选。
在国民党党务系统，由于以前蒋介石不能插足，他是没有丝毫根基的。所以，他不得不在广州以外另找人选，这就给陈果夫掌握国民党党权提供了机会。
办党务工作，蒋介石本来最佩服陈其美。1928年，蒋介石曾非常感叹地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我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无奈膺白却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在这里，蒋介石不仅是看到了陈其美和黄郛在党务和政务方面的能力，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陈其美和黄郛都是蒋介石的盟兄，在蒋看来绝对可靠，所以才让他们一人主党，一人主政。而在1926年的广州，蒋介石除了一帮领兵打仗的黄埔教师和学生外，在党务系统找不到一个既有一定的资历能力，而又忠于自己的人，他只能另选它途。
由于缺少可靠的帮手，当蒋介石刚出任黄埔校长时，就曾致电陈果夫前往帮忙。但这时陈果夫一方面由于生病不能立即前往；另一方面，蒋介石已在广州干了六、七年，过去的情况常常是升官以后不久就辞职，蒋介石能否在广州站住脚，尚属疑问，所以陈果夫不敢贸然前往。蒋介石是一直未忘记扶植陈果夫的，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张静江、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再次邀请陈果夫前往广州帮办党务。陈果夫这时看到蒋介石在广州已掌握党权和军权，大权在握。于是和其叔叔陈其采一道，于1926年6月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到广州后，陈果夫立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替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蒋介石本打算让陈其采出任军职，但陈其采以自己年龄已大，加上离开军队多年，对军事已不熟悉为由力辞。同时，因为他和江浙财团各头面人物熟悉，主动提出，重返上海，负责蒋介石和江浙财团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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