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老掉牙的民谚，叫做：“好死不如恶活”；亦称：“轻生不如忍死”。是说与其无病死去，不如忍痛活着。毕竟，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生命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轻弃，不可复有。一个人若是选择“自杀”这种方式，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一种非理性的举动。
就陈布雷而言，虽说轻生的念头，“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但说到把这个非理性的念头，变成一种举动，毕竟是在进入11月之后。也就是说，陈布雷此前虽有种种生不如死的念头，但并没有将这一念头付诸实施。对于他来说，拥有生命的机会，同样只有一次。出于一种本能的对生命的留恋，他不得不斟酌复斟酌，彷徨复彷徨，千恩万思而后行。然而，当陈布雷走进11月之后，这才发现，他已经被逼到一座生命的孤岛上，生机绝望的浪潮，正从四面八方向他铺天盖地般涌来。这个时候，对于陈布雷来说，死，已经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
从气质方面来说，陈布雷身上充满着理想主义；因此，陈布雷的轻生之念，正是他的理想破灭后，所出现的一种合乎自然的结果。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翻一下1948年11月上旬的政治日历，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站在陈布雷的那个位置，产生轻生之念，走上自杀之路，正是一种必然结局名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翻开11月上旬的政治日历，我们就会看到如下一幅图景：
1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路透社从南京发布电讯：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20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精锐47万余人被歼，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乘胜入关，直迫平津，中原震荡，京师摇动。
3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向行政院长翁文灏递交辞呈，以币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党“新经济政策”彻底失败，其直接后果是：被陈布雷寄以最后一线希望的翁内阁由此倒台。
4日，上海连续发生抢米事件，《中央日报》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指出国民党政权日益失去人心，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腐败。《中央日报》认为挽救危机的最根本的关键，在于收拾人心，政府必须做几件大快人心之事，来振奋沉闷已久的人心。社论最后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中央日报》以这种口吻讲话，实属罕见。考虑到蒋君章兼《中央日报》主笔一职，不难揣测，这篇社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陈布雷的观念。
5日，南京数十名大学教授联名上书蒋介石并函毛泽东，呼吁和平。
6日，淮海战役开始，这将是摧毁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最后一战”。
7日，美国大选揭晓，蒋介石为之助选的美国纽约州州长竞选失败，对援蒋持冷漠态度的杜鲁门总统连任。当日，上海米价已涨至每石500元金圆券，与限价前每石23元相比，已上涨22倍。两日后，更上涨至77倍。
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讲时斥责“求和”主张，大骂“主和者”丧失了民族精神，没有人格。
9日，南京饥民发生抢米风潮，京沪线及沪杭线1．2万铁路工人因无米下锅而举行总罢工。
10日，蒋介石连下4道金牌：一、电令南京卫戍区宣布戒严令，其面积为：东至上海，西至安庆，南至杭州，北至蚌埠；二、下令将丢失沈阳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撤职查办，并予以软禁；三、下令由徐堪接任“币制改革专家”王云五的财政部长职；四、秘密下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及外交部长王世杰等人，将故宫博物馆、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的所有国宝，同时运往台湾。一周前，蒋还严词斥责陈布雷关于县战言和，确保半壁江山的和议，为投降主义的论调。然而，蒋现在已决定将整个大陆丢给共产党，并开始实施逃亡台岛的具体部署。如果说，11月上旬的政治军事形势，只是为陈布雷产生轻生之念，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那么，陈布雷因主张言和而遭蒋训斥，并在宣传作战问题上的消极举动，则是为他自己敲响的最后一记丧钟。
事情源于11月2日的那个不眠之夜。
10月间，蒋为指挥辽沈战事，3次飞抵沈阳督战。有人说，这一个月，蒋几乎是在南京、上海、北平、沈阳等地的空中度过的。最后一次“御驾亲征”结束，已是10月30日，距人民解放军攻陷沈阳仅余两日。所以，当沈阳失陷的消息传来，一方面是操劳过度，力竭精疲，不能自持；一方面也是惊骇莫名，急火攻心，不能自解，以至蒋吐血不止，卧床不起了。以蒋的强健体质来说，出现这种“躺倒不干”的情形，在其一生中，实不多见。
蒋“龙体”欠安，事关党国安危，以陈布雷的爱主之心，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11月2日，陈布雷夜访黄埔路总统官邸，进行探望。蒋躺在“龙床”上接见，虽没有起身，但态度也还谦恭：“布雷先生，仅劳枉驾”，蒋客气地说。“与卑职不同，介公是从来不生病的。介公的健康，就是党国的幸福。”陈布雷真诚地说，言语间颇有忧患。
其实，陈布雷此行，看望固然也是看望，但也还顺带着另一个目的，这就是作为国策顾问，对于“危矣殆矣”的时局，久有“大计”，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直言，故捱到这次单独晋谒的机会，当面向总统贡献，以补时艰，挽救国家于万一。
蒋总统老于江湖，虽在病中，但对于陈布雷那种迟迟疑疑的神色，一双鹰眼早有察觉。况且，以陈的小心谨慎及弱不经风，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在深夜奔波劳碌的。白天，东北全境失陷；深夜，陈只身来访，显然是有话要讲了。“布雷先生，对时局有何高见？”蒋单刀直入地进行垂询了。果然，陈布雷嗫嚅着说：“依卑职之见，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介石心头一惊，难道就连陈布雷也对党国失望了么？蒋以锐利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这个一贯忠于自己的信徒，第一次有了一种生分的感觉。蒋开始愤然了，不过，看着20年来和衷共济的情分，蒋虽有不豫之色，也还是按捺着性子问道：“依你之见，不就是要与共产党握手言和么？”蒋本想使语气尽量平和一点，但说出口后，却是冷冰冰的，犹如一块冰块掷了出去。
陈布雷明白在这个时候向蒋提出言和主张，不啻逼蒋作城下之盟，无疑刺在蒋的痛处了。但一言既出，恰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得硬着头皮，一边躲开蒋的那股咄咄逼人的目光，一边字斟句酌地回答：“目前形势不同于北伐，将衰兵疲，人人厌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若保得半壁江山，将来还可重振旗鼓，统一全国。”陈自己也清楚：以目前情势而论，半壁江山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统一全国”？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有些言不由衷，但当着蒋的面，又不能不这样说下去。
其实，蒋在听到“半壁江山”几个字时，就已经头皮发大，满脸都是不屑与讥讽之色，陈布雷后面说了些什么，竟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蒋自忖：他这是叫我向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学习，做“赵构第二”哩！赵构改杭州为临安，临安！临安！求得一时之安。蒋想到这儿，突然对眼前这个多少年亲密无间的忠实幕僚有了一种鄙夷的感觉，当即不客气地训斥起来：“自古以来，没有平分天下而能持久者。非战即和，你死我活。我就是瞧不起一打就倒、不打自垮的软骨头。先生什么时候同那些失败主义者走到一起去了？”
陈原以为：蒋即使听不进去，也不过是叫陈不要悲观泄气罢了，何曾想到蒋一开口，竟是一番毫不留情的当面羞辱，使陈几无地自容，目瞪口呆地愣在哪儿，半晌无语。蒋看到陈布雷这个情形，知道自己说得过于严厉了，始压下火气，稍加抚慰说：“布雷先生，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决不会被消灭，布雷先生不必如此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听说蒋、陈话不投机，宋美龄赶来转圆了。宋以女性的细腻和体贴，关切地问询：“布雷先生贵体如何，失眠症见轻么？”
“不见轻，每况愈下。”陈本是据实而答，但蒋、宋都听出了一种赌气的味道，一副余怒未消的语气。
“你该休息了。”蒋这是端茶送客了；或许也是关照陈布雷在病中要注意休息吧。不知为什么，陈布雷却听出了另一种意思，那是一种心理暗示？陈随即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又一次听到蒋在背后叮嘱：“你该休息了！”
在返回陈公馆的途中，陈布雷一路上都在念念有词：“成败在天”，“你该休息了”！回到公馆，秘书蒋君章看到陈的脸色十分难看，口中还在不断念叨什么，问他是什么意思，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蒋君章心里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倏然间袭上心头。
11月2日夜，对于陈布雷来说，几乎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晚间，蒋说的那些话，总是不断在耳边回响：“成败在天”，“你该休息了！”蒋公说得不错，成败在天，我是该休息了。他想起“观音灵签”的签语：“冲风冒雨去还归，役役劳心似燕儿；衔得泥来成垒后，到头垒坏复成泥。”他又想起张任天9月间为他背诵的诗句：“民亦劳止，讫可小体；民亦劳止，讫可小息。”“观音灵签”这样讲，张任天又这样讲，今天，蒋公也这样讲，也许，这就是天意。天意是不可违抗的。
也许，正是在11月2日夜间，陈布雷作出了彻底“休息”的决定。
11月8日决定最后命运的日子
其实，在国民党内，若以对中共的立场而言，陈布雷固然不以强烈反共的鹰派立场著名，但也绝不是一个主张联共的鸽派人物。平心而论，陈布雷与国民党内代表“民主派”立场的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私人情谊固然很深，但一旦涉及对共关系，很少有共同语言。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亡的最后时刻，陈布雷成为“求和者”，主张与中共言和罢战，并不是陈的反共立场有了什么变化，只不过基于其忠蒋拥蒋的一贯信念，企图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亡罢了。
然而，陈之初衷，不但未能见谅于蒋，反遭蒋猜忌与训斥，这真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境，以屈原来比照，大可以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内心的痛苦，真可谓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囗怒。”
随后的几天，陈布雷躲入楼上，整日心神不宁，思前想后，缄默不语，抑郁不可终日，灵魂和肉体都处在煎熬之中，精神近于崩溃状态。据陈布雷身边的人说，这段时间，陈一反过去埋头书桌的习惯，往往公文没批完，又去看报纸；报纸没看完，又去做其他事情。完全是一副神不守舍、魂不附体的样子。秘书蒋君章、副官陶永标等人，多次看到陈布雷手夹烟卷，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语极苍凉。
陶永标是最早发现这些异常现象的亲信人员之一，为此将陈布雷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及时地告诉了陈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任职，闻讯相继前来抚慰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陶还将陈的情形函告王九默。王亦频频来函开导。随后，王又从上海赶到南京，亲自对陈加以照拂。王并将陈的四弟及另外一些友人找来，共同做陈的工作。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陈布雷是因时局而忧虑过度，因而担心也多出于考虑陈布雷的健康，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会那么严重！
恰在此时，陈布雷妹妹陈瞻华的独生女在上海举行婚礼，陈安排王允默代表自己赴上海出席并祝贺。当时，大家对陈的这一举动，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陈之此举，深藏机心，目的是将王允默支开，便于自己顺顺当当地实施自杀之举。陈并拜托妹夫翁祖望陪同王允默同行赴沪。初时，王允默对此行似有迟疑之色，陈看出了夫人的疑虑，当即劝导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和亲友们会会。”王允默想想也对，况陈布雷十分看重亲情，外甥女结婚，若布雷和自己都不到场，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然何曾想到此行竟是与丈夫的诀别。
11月8日，星期一，陈布雷开始进入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周。按例，这一天是国民党党政机关举行总理纪念周的日子，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立法委员等头头脑脑，都被通知到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聆听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训示。在这次讲演中，蒋一上来就是破口大骂，斥责主和派的立场是向共产党投降的表现。蒋骂道：“今天这些人抹杀了国家的利益，丧失了国民的立场”，“要贻害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永远作异族的奴隶牛马。”“国军战乱剿共”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蒋并发狠：“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尤其三十余年来对任何战役在发动以前无不郑重决定，一经发动则无论经过任何挫折困难和失败，必须奋斗到底，以贯彻到底。”
其实，蒋在这里所斥责的主和派，主要还不是指斥陈布雷，更不是指斥陈布雷一个人，而是指斥主张罢战言和的一批党内外高级干部。张治中就曾说到蒋在这一天的讲话，是对其提倡和议的严厉拒绝。只是，陈布雷觉得蒋在11月2日晚间对他的训斥，犹在耳边回荡，这就足以让他对号入座了。陈之倡和，其初衷本出于“武死战，文死谏”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信念，正所谓：“君莫大于纳谏，臣莫大于进言”。然而，陈的这颗忠心，竟被蒋斥为是出卖党国利益，向共产党投降的叛变行为，这对陈布雷的精神打击，真可以说是一次“犁庭扫穴”，陈布雷在心底深处残存的一点希望之光，就此被彻底扑灭了。
蒋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反共决心，在这次演讲中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此语一出，更是满座皆惊。此前，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九一八以后的17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11月2日晚间，蒋当着陈布雷的面，亦曾流露了“成败在天”的无奈。蒋在这种日暮途穷的时候，一切都玩不转了，只剩下一个指望：对“总理在天之灵”及“成败在天”的祈祷。其实，恐怕蒋自己也明白，不要说有没有“总理在天之灵”，也还是个未知数；即使有这个“灵”，总理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庇护共产党？还是庇护国民党？恐怕也还是个未知数！当年，如果不是蒋背叛了总理手订的“三大政策”，孙先生一手开创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事业，会弄成这个糟糕的局面吗？
“双八年”的预言，也许只是把别人吓了一跳，却把陈布雷惊呆了。八年抗战，国家民族已经经受了一场惨重的损失，还能再经得住一次八年内战吗？再说，不但党内现在有人倡议国共和谈，罢兵息战，修养生息，而且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势力，也在为结束内战而积极奔走。这种时候，如果将“‘剿匪’也要八年”讲话公诸于众，岂不是既有违民意，又表明国民党拒绝和谈么？
据此，陈布雷当天在整理蒋的这份讲话记录时，当即略去了这两句话。岂知这两句话，被蒋视为得意之作，亦被看成这次讲演的核心，现在竟被陈布雷腰斩，大光其火，坚持非保留不可。蒋以咄咄逼人的眼光紧逼着陈布雷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整理，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蒋背着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口里念经似地说：“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
蒋氏这一骂，陈氏简直是不知所措了。在过去，蒋的讲话记录稿大都交陈整理润色。陈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有修改或略去的；蒋如果不同意，还可以再改过来。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蒋、陈都不足为怪了。总之，不管遇到哪一种情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蒋不会严厉训斥陈布雷。即以11月2日晚间的那次谈话来说，陈建议与中共言和，以保半壁江山，惹得蒋大不快，并当场将陈训了一通，那也就算从来没有过的严厉了，但也没有像这次这样，不但声色俱厉地高声喝斥，而且肆意讽刺挖苦，实为陈布雷平生所未有。陈长期患有“心疾”，心理承受能力之弱，早已到了不堪一击的境地。有时一句流言袭来，也会弄得他心情阴郁，愁眉紧锁，多少天不得开心，哪里经受得住最高当局这般无坚不摧的冲天一怒，陈布雷几乎是心胆俱裂了。
这一晚，陈布雷满脑子里都是挥之不去的喝斥声：“你现在怎么啦……一点也不能用啦……破釜沉舟……抗战八年……‘剿匪’八年……”此后，陈布雷的神经开始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脑子时而清醒，时而错乱，常常是答非所问，语不达意，言不由衷，完全是一副末日景象。据陶永标说：蒋在11月8日的演讲，决定了陈布雷的最后的命运，“也许在这一天，陈布雷才决定了自杀的具体措施和日期。”
其实，陈布雷的处境远不止如此糟糕。11月8日之后，陈布雷在蒋介石面前又一次发生了失态之举，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其“自杀计划”的实施步伐。
入秋以后，蒋介石鉴于国共军事形势逆转，江山即将易帜，一时惊恐无状，只得临死抱佛脚，想出了一个与中共进行总体作战的“高招”：交代陈布雷火速起草一份“战时体制纲领”。
这件事真让陈布雷为难，国共斗法斗了20余年，什么点子没有想过？什么手段没有用过？可是，还是让共产党一步一步地壮大起来，以至形成今天的燎原之势。过去国共力量那么悬殊，国民党都没有能把共产党消灭，到了今天这个境地，还来奢谈什么“总体作战”，岂不可笑？然蒋命不能不遵，陈布雷只好硬着头皮“接旨”，与“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等人反复研拟。结果，大家都是黔驴技穷，拿不出一点办法。据陈训慈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陈布雷，大约是在11月10日或11日。这一天，陈布雷向他倾诉了自己近来最为苦恼的一件事：蒋要他草拟一份“战时体制纲领”。陈布雷恨恨地抱怨，连蒋“自己也讲不清楚”，我如何写得出来？但陈布雷又怕蒋不断地来电话坐索催促，言下不胜沮丧。
当时的情形，蒋对这份“战时体制纲领”确是紧追不放，催索甚急，以至数次把电话直接打到陈公馆，逼陈文卷。此间，陈布雷或许是脑筋亢奋失控，或许是情绪激动厌倦，或许是恨蒋无理催逼，或许是已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总之是，当蒋一次次把电话打给陈布雷，催命鬼一样坐索追讨，并予以严词切责时，一下子将陈惹火了。在电话中，陈高声抗辩：“我不会办！”
话一说完，陈布雷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严重失态，今天竟敢厉声说出“我不会办”，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陈布雷想到这里，腿根子都发了软，当即召蒋君章上楼，一下子授以三案，要蒋君章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陈颇感失言之痛。蒋君章回忆说：“越一日，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决无责怪先生之事。”
蒋君章的这个辩解，颇有些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了。即以蒋秘书的理论来推断：陈的“厌世”，并非源于最高当局的“切责”，而是来自“油尽灯枯”之后的“无力辅弼”，既如此，陈布雷在无力交卷的情况下，最高当局何以要“数次以电话相促”？况且，“先生精神脆弱”，亦非一日；所谓“无力辅弼”，蒋也不是不知道。既如此，最高当局何以还要交代陈布雷起草“战时体制纲领”？若非蒋的坐索与切责，陈何以会有“油尽灯枯”之叹？又何以会有“无力辅弼”之感？可见，蒋秘书在这里是以己之矛，刺己之盾了。
其实，蒋君章亦有自己的难处。一方面，陈布雷“油尽灯枯”，以至“轻生”的真相，他不得不说；另一方面，最高当局的忌讳，他又不能触犯，以免砸了自己的饭碗。据此，蒋君章只能犹抱琵琶，半遮半掩，环顾左右，欲说还休。事实上，如果蒋君章真为最高当局讳，又何必披露“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这个事实！可见，蒋君章在这里也只是玩手段，毋触蒋怒而已。“我不会办！”这是陈布雷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蒋介石说“不”。陈的失言及失态，从现象上看，或许可以作为特例，并不代表陈布雷性格的主导方面。然而，即使是“这一次”，也可以看出一个事实：蒋、陈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11月10日晚，陈布雷与陶永标共进“最后的晚餐”。晚餐过程中，陈与陶谈了不少情况。从这次谈话的内容分析，显然这是陈布雷在“长行”之前，对陶永标举行的一次“答谢晚宴”。据陶回忆：这一天适几位同事都不在，陈布雷提出要和他共进晚餐，陶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往常用膳，陶总是等他用完后再用，这倒也不是拘于“主仆”之间的等级关系，事实上，陈一向是不计较这一点的，陶主要是顾虑到陈的牙齿不大好，进食须细嚼慢咽，而陶习惯于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解决问题，如两人一起吃饭就不大协调。于是，当陈邀陶共进晚餐时，陶初时还想推辞：“我去找蒋君章秘书来陪你吧。”但陈根本不由陶作主，并说：“叫你来就来了，不必再噜嗦！”恭敬不如从命，陶只得拿了碗筷，在陈的对面坐下。陶后来说：“没想到，这竟是我同陈布雷的最后一次共餐。”
饭间，陈布雷不时询问陶的家庭生活方面的情况，并清楚地说出陶几个孩子的名字，陶将家庭情况一一详告。陈问陶经济上有什么困难？陶答总能对付。陈对当前兵荒马乱、物价暴涨的局势表示担忧。最后，陈说：“你忠心耿耿跟着我10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我是两袖清风，你和你家属也从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以为很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此语一出，陶顿受感动，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答道：“主任这些话是过奖了，主任那样有名望的人如此器重我，已使我感到此生有幸了。”
陈布雷听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话中有话地说道：“近年来我的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倘突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看看我的太太。”这几乎就是在交代后事了。可惜陶也只是认为陈的情绪过于悲观，并未想到其他方面。陶清楚陈对从政早已厌倦，早就期望能恢复一介平民之身，享受一下恬静的田园生活。想到这里，陶宽慰地说：“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俟战事一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假回家乡养老，整理国故，著书论文，实现你从前当记者时的愿望。”陈听了这番颇对心思的话，似有感触，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哀戚地说道：“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老话说：“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这倒不是说黄鼠狼有吃病鸭子的嗜好，实在是说病鸭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太差，易于成为黄鼠狼的猎物罢了。事实上，从陈布雷晚年的处境来看，确也有点病鸭子的味道，动辄得咎，捉襟见肘。不但没有了“侍秘二”时期那种说话滴水不漏，行事密不透风的“风采”，就连一般的场面话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有的话当着最高当局的面说出来，简直就是骂君之罪，不用说最高当局受不了，就是普通人也觉得太过分了。以陈布雷那种出言吐语，一板一眼的一贯个性，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就连陈布雷自己也弄不清楚，有些顶撞最高当局的话是怎么说出口的。大概这就是所谓“拿得住的是手，掩不住的是口”俗谚了。许多时候，脑子里想到的是这样一句话，但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等到意识到失言时，已经是一语既出，驷马难追了。自此，陈布雷每次见蒋，或出席重要会议，脑子里总要反复叮嘱自己：尽量不说话，以免放炮。这样一来，每到见蒋或开会时，陈的神经就弄得十分紧张，这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可是，越是紧张，越容易出错；越是出错，越容易紧张。弄到后来，吓得陈布雷简直不敢见蒋，亦害怕出席会议。终于，酿成了“陈布雷骂皇帝”这样一场弥天大祸。
11月11日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电话通知陈布雷参加。以陈布雷这个时候的情绪，哪里还有心思去参加什么会议，于是，以身体不适为由，借故推托。但不去不行，对方回话说：是总裁的意思。既然已经被总裁盯上了，逃也逃不脱，那就参加吧。陈虽一百个不情愿，也还是赴会了。据说，陈布雷来到会上，大凡遇见同乡或友好，“一反常态，殷勤招呼，亲切握手”。两天后，噩耗传来，于是“仿佛恍然感到他是在和人们告别”。
会议内容为讨论军事问题。陈布雷进入会场，发现大家都在神情焦虑地谈论徐蚌前线的军情。陈无心打听，但听了一会儿，也大体弄明白了。到开会的这个时候，徐蚌前线传来的消息是：第三绥靖区主力何基沣、张克侠所部“叛变”，在枣庄、贾汪（徐州近郊）投共，徐州北线大门洞开；国民党军西路主力邱清泉兵团与人民解放军接触后，且战且退，形势甚为不妙；国民党军东路主力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已被中共大军包围，形势极为危急。目前，中共刘邓、陈粟两大主力部队，已合兵一处，正以破竹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由北向南推进。徐蚌前线军心混乱，士气不振，军情万分紧急。
陈布雷进入会场之后，就蜷缩于会场一角，对会议议题，始终不置一词。不是没有言发，而是不想发言。他对蒋的秉性太熟悉了，越俎代庖，朝今夕改，主观臆断，一意孤行，僚属们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最后依然是一个无所适从。但事情做糟了，蒋又斥责“臣下”没有尽责，正如党内有人形容的那样：“朕躬有罪罪在万方”。陈布雷自忖：即以大家谈得最多的东北失陷问题来说，国军47万精锐，10多天前全军覆没，是为党国有史以来最为惨痛的失败。最高当局准备严办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可是，据卫声称：‘哦在东北没有下过一道命令”。卫的情况，陈自感不甚了然，但自己的情况还不清楚吗！国共逐鹿天下，国民党的江山越逐越小，最高当局不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利等方面检讨，却总是苛责宣传作战没有搞好。陈多次辩白：“实际情形与宣传不应有很大距离，竭诚盼望许多实际问题应有改善，宣传自当取信于人，否则，徒责宣传之不能尽责，而委过于宣传是不公平的。”可是，最高当局根本听不进去。国事已经到了这个境地，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实际步骤，最高当局却还像催命一样，不断地向自己坐索那份“总动员方案”，好像只要能将这个纸上谈兵的东西拿出来，党国就有救了一样。这些年来，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搞得还少吗？
陈布雷就这样独自一人，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冥思苦想。也许是考虑问题一久，他的脑力再次出现衰竭症状，意识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以至进入心与口、思与言的脱节状态；也许是这些年来在胸中蓄积的愤懑太多太多，一旦遇上今天这种议论纷呈的场合，也就情不自禁地有了一吐为快的欲望；也许陈布雷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会场上在议论什么，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自我状态，沿着自己那个高度亢奋的思路，将所思所想自言自语出来；也许陈布雷正是要抓住这次机会，向世人刮明蒋、陈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外间所传的那样，以此洗清党内有人在国民党失败问题上对他的指责。也许这些原因都是，又都不是。那么这就是蒋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天意，是命中注定，是鬼使神差了！总之，就在最高当局检讨东北失陷的教训，表示对徐蚌会战抱有必胜信心的时候，不料蜷缩在会场一角的陈布雷，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纸上谈兵！”陈布雷平时说话的声音并不高，细声细语，慢声慢语，温言软语。偏偏这一次，却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冷漠，那样的生硬！大家都被惊呆了，就连曾经沧海的最高当局，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打了个措手不及，愣在那儿，不知所措了。会场上出现了死一样的沉寂。
陈布雷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会场气氛发生了什么异常，他还沉浸在自己的冥思逻想中，神情依然是那样的旁若无人，满不在乎。最让人震骇的是，如果说陈布雷刚才只是放了一枪，那么随后就是一枚炸弹引爆了。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语一出，一室皆惊。所有的人，都知道大事不好了。从性质上来说，这不啻就是“骂君之罪”了。结果是大家都想到的，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主席台上发出炸雷一般的断喝：“陈布雷！”陈布雷一惊，好像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定一定神，发现是最高当局发出的怒吼，是在叫自己哩！陈布雷这才清醒过来，知道大事不好了。从1926年冬赴南昌与最高当局见面开始，22年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对自己直呼其名，而且蒋介石是那样的怒不可遏，那样的气急败坏，实为自己平生所未见。一切都完了，都无可挽救了。陈布雷这样一想，心理上却感到一阵轻松，只觉得一切的一切，自己都可以放下了。
“你是怎么搞的？”猴急之下，蒋几乎失去领袖风度，有点慌不择词了，“跟随我20年，是不是腻了，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一个比我更像样的主子！”与会者听到这里，面面相觑，相顾失色。大家都知道蒋是出了名的坏脾气，盛怒之下，不用说骂人了，打人的事，亦有耳闻。但是，大凡有些身份的元老权臣、封疆大吏、名流学者等，蒋不但不会骂，而且说话相当客气，甚至是优礼有加。蒋之对待陈布雷，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蒋、陈关系到了战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世人的心目中，也还维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光环。就像一座海上冰山，在阳光的照射下，露出水面的部分，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将猜忌、不满和失望，都深深地埋在水下。可是，陈布雷今天竟敢将冰山的水下部分全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下子把蒋介石多少年来刻意营造的那个海市蜃楼式的美丽图景彻底给揭穿了，蒋之大发雷霆，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
更让蒋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就连陈布雷这样的亲信幕僚，都不能与他合作到底，那么还有什么亲信干部可以相信呢？因此，当陈布雷突然喊出“纸上谈兵”这句话时，蒋的第一个感觉，是疑惑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等到陈布雷说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语时，蒋才确信：这是陈布雷在反对他；而且，当着这么多党内高级干部，大揭他的老底，大泼他的臭水，大拆他的烂污。一阵痛心疾首之后，蒋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而且是一个平时最为宠信、最为爱护的亲信干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蒋对陈布雷暴怒之余，骂出“是不是腻了，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一个比我更像样的主子”等不堪入耳之语。自称“主子”，公开将陈布雷称为奴才，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解释他与陈布雷的实质性关系。所谓的“布雷先生”等等，原来都是一派谎言！
蒋依然余怒未息，余恨未消，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并且，开始秋后算账了。蒋高声骂道：“要你交一份‘战时体制纲领’，口称不会写，原来是躲避‘纸上谈兵’。”说到这儿，蒋似乎觉得胸腔的气流已经不够用了，只得把声调略为调低，节奏略为放慢，但并未放松叫骂的力度：“指责别人纸上谈兵的人，自己负责的工作是不是就令人满意呢！也是一团糟，一团糟。”这话大家都懂，是指陈布雷主持中央宣传小组戡乱不力，宣传作战没有做出成绩。
会场上鸦雀无声，秩序出奇的好，不消说，蒋讲话的效果也是好的。一看到大家这么认真聆听他的训话，蒋的劲头更大了，声调亦提升了许多：“听说，你早就想告老还乡，去管领一个寺庙，大家说，要不要满足他这点心愿？”大家不作声，虽没有附和的，但也没有反对的。不反对就是默认，默认就是同意，蒋对此感到满意。本来，蒋还想再骂下去的，那句“娘希匹”已到了嘴边，但一看到党国要人一个个面如土灰，就把到了嘴边的话又缩了回来，最后说出口的，成了：“书生误国，看错了人”。这真是崇祯皇帝在血书中所写的那句话：“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是陈布雷一生中，参加过的无数会议中的最后一次会议。据陶永标回忆：“这次会议的时间拖得很长，我接他回到公馆已是下午3点钟光景，几位秘书人员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发现他开完会的脸色不好，便推测可能前线局势危急。”蒋君章看到陈布雷回来的时候，脸色雪白，像患了大病一样，也呆呆地看了他一会，问道：“陈先生，会怎么开得这么晚才结束？”陈当然不好讲是因为蒋在痛骂他，才把会议时间拖得这么长，只好答非所问地说：“我的脸色如何？”蒋君章亦问：“陈先生是否身体不适？”陈点点头，坐下吃饭。
出乎蒋君章、陶永标等人意料，到了饭桌上，陈布雷一扫近来沉默寡言、心情抑郁的态度，而是谈笑自若、滔滔不绝地与大家作了一番颇不寻常的长谈。谈话内容从历史到现状，从党务、政务、军事到国际关系的演变，从自己求学、作记者到人参戎幕20余年的经历，真是信马由缰，海阔天空，随意挥洒，无所不谈。
陈布雷先从辛亥年武昌举义谈起，进而谈到国民党改组。北伐战争与八年抗战。陈布雷最后谈及当前的局势时，无限感慨惋惜地说：“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要是审时度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胜券却操在北伐军手里，得能底定天下，势也。抗战胜利以来，将骄兵逸，8月军事会议之后，蒋公对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高级将领都有安排，可是他们还是偕妻携子到杭州旅行，流连忘返。蒋公发火，把他们赶上前线。你们想，这个仗怎么打得下去？”
谈及自己与蒋的关系，陈布雷亦感慨不已地说：“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说话，现在在委座面前说话的人多了，我更少说话，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肯听。”这样一段话，多少表述了他在这几天里所遭受的刺激，以及他与蒋的矛盾。从这一点看，正说明陈布雷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犯上”，是大有深意的，或许是他不甘于“外间”指责，而进行的“搏浪”一击，目的是向世人证明：国民党的失败，不应当由陈布雷来承担责任。
当时，确有不少人认为：以陈布雷20余年来在蒋身边拥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对党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的僚属杨玉清亦说：“我所接触的朋友，对布雷先生的认识，颇不一致。所以对布雷先生的评价，也不尽相同。甚至于有些朋友，说国家到今天，布雷先生要负责任，至少要负思想上的责任。”杨氏则认为：布雷先生“并不是仅有公道，没有是非，他仍是中立不倚，守正不阿。有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的刚强，有古大臣风。”并说：“这些话，是非功罪，自非要在今天加以论定。我们只有多多贡献事实，待之将来修史的人们。”
修史者，史家也。笔者乃引车卖浆者流，兴之所至，涂鸦几笔罢了，既无史才，亦无史识，自难以“论定”陈氏功罪。但既然不揣冒昧，要给布雷先生的行状作一个考证，也就不能不于细微处加以注意。事实上，一个具有浓厚的入世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就是社会评价，尤其重视后代史家的盖棺论定。儒家素来有“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的古训；又有所谓：“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的说法。因此，以陈布雷的入世思想与功名意识，对外间的这些议论，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也不可能不引起他思想上的苦恼。陈布雷衰迈了，老态了，也许还有一些苟且，然而经不起这一刺激，文人的高傲的血液里，激荡着“士可杀不可侮”的孤傲气息。“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以为我与最高当局有很深的关系，没有负起幕僚长和国策顾问的责任，对党国的失败应该负责。那么，今天我就当着国民党这么多要人的面，给世人一个说法，以正天下视听。自然，只有天知道陈布雷当时究竟在想什么，此为笔者的一家之言，姑且存疑。
陈布雷接着忆及少年时代求学、《天铎报》时期办报、青年时代教书及进入侍从室之后的一些遗闻轶事等。这一天，陈的情绪出奇的好，说的人兴致勃勃，听的人也是兴趣盎然。最后，陈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要保重身体，免得将来像自己一样，饱受未老先衰的痛苦。并说，等天下太平了，大家还可作些学术研究。陈的这番谈话，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猜想是不是在上午的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异常，使得陈的情绪如此亢奋激动。总之，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是陈布雷的一次临终遗言，也是他在感情上所作的一次彻底宣泄。
陈边说边吃，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结果，这顿饭午饭不像午饭，晚饭不像晚饭，竟吃了两个小时左右。谈毕吃毕，已是掌灯时分。陈布雷说要上楼休息，并吩咐陶永标：晚上不见客。陶永标后来回忆：“这一天夜里11点敲过，我见他寝室的灯已经熄了，比以往早得多，我想他一定是太累了。其实陈布雷并没有早睡，他不过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情，也可能在酝酿有关遗书腹稿，因为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他时，他依然是一副倦容满面的神态。”
陶永标没有说错，陈布雷不但没有早睡，很可能是一夜未睡。自然，我们现在已不可能知道陈布雷这一晚上都想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陈写了一篇《杂记》，洋洋洒洒近1500字。这是除遗书之外，陈布雷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虽为杂记，然内容并不杂，通篇都是讲对于死的看法，对于轻生自弃的看法。这篇文章对剖析陈布雷的死因，不但有极重要的作用，而且是第一手资料，可谓“兹事体大”，不得不转录如下：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虎生人问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日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平。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肚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
通观这篇《杂记》，一个最大特色，是其内容上的自相矛盾。
一方面，陈反复说明自己所以选择自杀一途，并不是出于对时局的悲观失望；另一方面，则不断诉说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是十倍复杂艰难于抗战时期，表现出对时局的痛苦焦虑及忧心如焚。一方面，陈反复说明一念而前自弃之心，是出于脑筋已油尽灯枯，身体衰老疲惫；另一方面，则又透露了自己对最高当局交代的工作，实在是不胜负荷，到了无力承担的境地。一方面，陈对于自己的轻生之念，不断地自谴自责，自轻自贱；另一方面则反复诉说自己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等等。
《杂记》在内容上的自相矛盾，反映了陈布雷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陈为了向蒋剖明心迹，不得不说一些场面话；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于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得不披露一些真实的思想动因，以至欲说还休，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必然形成文字上的疏漏，以至不能自圆其说。结果是越描越黑，越黑越描，不难让人看出其自杀的真实动因。这篇《杂记》，与其说是陈布雷死前向世人剖明心迹的一份“心灵记录”，不如说是一份披露其轻生真相的“自杀宣言”。
直到今天，人们对陈布雷选择自杀一途的动因，仍不免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认为是出于对时局的悲观失望；有的认为是出于对蒋介石进行尸谏；有的认为确是出于脑筋已油尽灯枯，等等。这些看法，似乎都对，似乎都不完全对。事实上，要揭示出陈布雷的真正死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应当说，促使陈布雷选择自杀一途，是多方面原因相互作用及聚焦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因素”，这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尽述的。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可以这样说，既有对时局彻底绝望之后的悲观厌世，也有旧知识分子那种感激知己的思想局限，亦有长期以来因身体和精神都不胜负荷而形成的心理失常等。
然而，就陈布雷来说，这些死因都不是今天才出现，早在数月或数年前便有这些因素，何以到了这个时候，才促成陈布雷作出自杀的抉择？其实，只要我们将陈布雷的“自杀宣言”仔细检索一下，就可以发现陈布雷已经将自己死因说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战时体制纲领”事件。也就是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战时体制纲领”事件成了促使陈布雷自杀的诱因和导火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战时体制纲领”事件，陈布雷也许不会走上自杀之途，至少不会在11月中旬实施这一“自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布雷是被蒋介石逼死的。
在《杂记》这篇用血与泪浸泡而成的遗言中，陈布雷至少在5处地方，用曲笔记下了这一事实。
其一：“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前自弃之心”。其实，这已经不能算是曲笔了，一切都讲得明明白白：因为拿不出“战时体制”方案，蒋又像猎人在追逐猎物一样，紧追不舍，以至到了“怕见统帅”，“怕开会”的境地。不死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油尽灯枯了，做又做不出，逃又逃不脱，只有“一念而前自弃之心”。这真是一篇撼人心魄的血泪控诉。
其二：“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而死”。过去，一般人都认为陈布雷是死于对时局的焦忧。在这里，陈布雷自己就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陈之“所忧”，并非时局，“忧”在不能工作，不能如蒋所愿拿出“战时体制纲领”。不死又有什么办法呢？若不死，“他人”（亦即蒋介石）以为自己还有一些用处，这是要误事的。
其三：“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这里，陈布雷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死，是由于不能工作，不能思虑，亦即不能拿出“战时体制纲领”。话锋一转，陈布雷点到问题的实质了：不能工作，不是我不工作，而是由于“衰老疲惫”，这能怪我吗？“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需要注意的，陈布雷在这里用了“二十年以上”这个量词。从1927年到1948年，是为22年，正是陈布雷为蒋服务的时间。一切都在不言中，我为你服务了22年，就是一部机器，也已经用坏了，何况我是一个人。
其四：“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这就是说，要让我能活下去，不但要有个好身体，还要让蒋知道我有多大的能力，挑多大的担子。现在，我不能做的事，蒋偏偏“高估我精力”，一定要我做，我只有一死了之。
其五：“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这就说得更明白了，陈布雷所以轻生自杀，完全是出于“已不堪再供驱策”。为什么不让蒋知道自己的衰弱情形？“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自然，陈布雷这是为蒋介石讳了。陈的情形，别人说不清楚，或许还有一说，蒋介石称不清楚，何以自圆其说？
在这篇血泪遗言中，我们除了看到了封建时代那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千古律条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里，还让我们看到一个颇让人费解的问题，就蒋介石而言，一份“战时体制纲领”，既不是什么施政演说，也不是什么传世大作，即便是陈布雷不想干，抑或是干不了，国民党有的是人才，有的是笔杆子，尽可以找别人干，何必盯牢一个陈布雷，非要他干不可？以至将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心腹幕僚逼上死途？
其实，要害的问题，正是出在这儿；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这儿。
的确，在最高当局蒋介石手下，俯首听命的文学侍从之臣多的是，诸如陈方、陶希圣、萧同兹等等，都可以说得上是国民党的“大秀才”。而且，从战后开始，蒋的许多“大作”，已不劳陈布雷捉刀，并没有出现离开陈布雷地球就不转的局面。一份“战时体制纲领”，谈不上是什么不得了的“传世之作”，陈布雷不写，大有人写。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最高当局岂有不知道的道理？何况，就国民党岌岌可危的局面来说，早已是病人膏盲，无药可救，哪里是一份空空洞洞的“战时体制纲领”所能解决的。这样一个浅显的事实，最高当局又岂有不知道的道理？问题是，就蒋介石来说，一份“战时体制纲领”，有与没有，都无关大局。或者说，蒋之要这个东西，要的就是一个陈布雷拿不出来（要的就是陈布雷的好看。也就是说，蒋要借这个问题，就此将陈布雷逼入绝境。
总之，蒋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种种动作，并不简单。试想一下，一篇官样文章，无论陈布雷怎样“拖延疲怠”，甚至采取避不见面的办法（“怕见统帅”，“怕开会”），蒋始终穷追不放，硬逼着陈布雷交稿，真是岂有此理？当时的情形，蒋君章的说法是：“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等等。这还只是蒋君章逃台之后的回忆。蒋君章虽是陈布雷的秘书，但毕竟只是一个旁观者。老实说，蒋、陈斗法的情形，他究竟能了解多少？其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而且，以蒋君章在台湾的处境，他还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冒犯蒋氏家族。由此可知，蒋君章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能够说出多少真相？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也就是说，最高当局当时“催索甚急”真相，比之蒋君章了解的情形要严重得多，比之蒋君章披露的情形更要严重得多。
事实上，蒋何以要借“战时体制纲领”大做文章，以至将陈逼入绝境，确是一个不易说得清楚的问题。而且，就蒋、陈之间的关系来说，完全是一种典型的铁幕政治，不但蒋介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外泄；而且陈布雷也是滴水不漏，守口如瓶。这就使得在蒋、陈之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角斗，都成了难以破译的历史之谜，真实的蒋、陈关系究竟是一幅什么图景，也许我们永远也看不到了。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蒋、陈关系，只是一点雪泥鸿爪罢了。
其实，即便是一点雪泥鸿爪，人们也不难把握蒋、陈关系的长期演变与恶化过程。蒋、陈关系于抗战中期出现裂痕，于抗战后期逐渐疏远。表面的原因，是双方对于豪门与官僚政治及特务统治的看法及运用策略不同；但真正的原因，大抵还是最高当局与首席辅臣、亦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那种权力之争。事实上，自钱大钧于抗战初期离开侍一处后，陈布雷的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侍从室的“双首辅”格局，被彻底打破。此后，直到抗战胜利，陈布雷雄踞侍从室的“首辅”之职，长达7年有余。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陈布雷不但洞察了政治斗争的一切秘密，而且熟悉了权力运作的所有诀窍，“首辅”的权力就在这种洞察与熟悉的过程中，得到日积月累的增长。无疑，“相权”的提高，就是对“君权”的侵削，这让蒋感到一种结结实实的威胁。同时，陈布雷的享誉朝野的清流派作风，亦让蒋介石感到一种政治上的不安。留着一个众望所归的“首辅”在左右，而自己又没有卓越的声誉可以笼罩一切，必然会引起政治重心的倾斜，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至于抗战后期的蒋、陈关系，我们只要翻一翻蒋的情报总管唐纵的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就可以看到在那段时间里，蒋对侍从室的种种指责，无不是语语针对陈布雷而发。诸如：组织不健全；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工作效能不高；不会识人、用人；没有气魄、识辩、度量；没有开国精神；不足以担当国家大事，等等，几乎把侍从室骂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了。蒋并多次扬言要动手术，对侍从室进行改革，甚至一度考虑将侍从室改为军委会办公厅。明眼人不难看出，蒋的这些指斥之词，决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针对陈布雷的作风及个性，发泄出的强烈不满。
因此，到了战后，蒋采取断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彻底打碎了侍从室，趁势一脚就将陈布雷踢出亲信侍从班子。当时，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被任命为炙手可热的上海市市长，而陈布雷的头衔只剩下一个中政会副秘书长的兼职，以后，又被支去当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策划所谓宣传作战活动，完全是一个有责无权，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陈之不被信任，这是许多局外人都看得见的。但在这段时间里，蒋、陈之间的矛盾，就像地下奔突翻涌的岩浆一样，都还被一层厚厚的地壳盖得严严实实；至少在表面上，还维持着那个神话般的“圣君贤相”的传奇故事。
然而，随着国民党的日益失败，蒋、陈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掩藏于地下的岩浆，开始透过地层裂缝，冒出地表。蒋、陈对立，开始进入公开化阶段，尤其自发生“北平共谍案”之后，陈的女儿女婿双双被捉进大牢，这也可以说是蒋对陈的严厉警告。后因查无实据，虽被保释，但在陈布雷的兄弟及子女中，有那么多人“涉红”，这不能不引起蒋的高度警惕和强烈猜忌。况且，陈负责宣传作战活动，总是做不出成绩，这也不能不引起蒋的怀疑。有此种种原因，蒋不得不再次采取断然措施，将陈公馆的老警卫撤下，换上总统官邸的“大内高手”，以防不测。
等到陈布雷提出国共和谈的主张，并将蒋介石关于“‘剿匪’也要8年”的讲话略去，蒋氏怒不可遏了，并将以前对陈的种种猜忌，一下子都看做铁的事实，认定陈布雷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这是蒋绝不能容忍的。尤其是秋间，蒋就交代陈起草一份“战时体制纲领”，陈总是以种种理由延宕推倭，拒不交稿，更让蒋认定陈居心叵测。由此，蒋更是把“战时体制纲领”作为一块“试共石”，不断地用来试验陈布雷的政治立场，陈一天拿不出这个东西，蒋一天不肯放松。从而酿成蒋、陈对峙的严重局面。
事实上，在国民党内，主张国共和谈的绝非陈布雷一人，即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来说，都是立场坚定的主和派，政治上要比陈布雷激进得多，但蒋介石并未因此而将他们逼入政治绝境，甚至还将他们派为特使，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同为国民党高级干部，蒋何以对陈如此绝情？其中，固然有许多隐情不为外人道，但至少有两点恐怕不容忽视。其一，陈布雷出任国民党“军机大臣”，位居中枢，前后长达10年之久，对蒋内幕介入之深，掌握之多，在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倘若陈布雷出事，其后果不可想象，这是蒋不能不予以密切注意的；其二，陈布雷的政治形象、人格力量及道德观念等，在国民党内外都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倘若陈布雷转舵，对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蒋不能不未雨绸缪的。
正是出于这种阴鸷莫测的心理动机，蒋介石抓住国共和谈及起草“战时体制纲领”这两个问题，从11月2日至11日的10天时间内，先后3次斥责及辱骂陈布雷。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蒋甚至声色俱厉地骂出这样的话：“跟随我20年，是不是腻了，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一个比我更像样的主子”。在局外人看来，以为这不过是蒋介石一时间急不择言，其实，这正是一个在蒋心头萦绕徘徊已久的严重问题。蒋在情急智短，缺乏深思的情况下，口无遮拦地骂出这样的话来，正是心口一致的实证。况且，以蒋的精明过人，深知像陈布雷这种名士，只须抓住“背叛旧主”这样一个要害问题，一刀下去，必能见血。果然，当晚陈布雷就写下剖明心迹的血泪遗言：《杂记》，准备以死殉节了。至此，蒋之要置陈布雷于死地的用心，可谓昭然若揭矣！
对于上述观点，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这当然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不足为凭。不过，以陈布雷的初衷，其实也是绝不甘心以“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一生的。陈布雷写作《杂记》，下笔就说：“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叙述了自己曾有两次“也还有些价值”的遇险经历。这就说明，陈布雷受司马迁的影响，十分重视死的价值，重视死得其所。对于轻生自杀，陈明确认定是轻于鸿毛之举。在《杂记》中，几乎从头至尾，陈都在谴责这一行为：“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如此等等，可知陈若不是到了绝境，何至于会走上自杀一途。亦即陈在《杂记》中所说：“虽日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令人感兴趣的是，蒋认定陈“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毕竟是一面之词；亦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不过，就陈布雷而言，在他临自杀之前，对中共究竟持什么认识？是不是如蒋所说，确有“改换门庭”的念头？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自然，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个直接的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曲径通幽，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在《杂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陈反复地声明自己的“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确是“油尽灯枯”，做不出那个“战时体制纲领”了。蒋“催索甚急”，陈冲冠一怒，竟以一句：“我不会办！”将蒋的“最高指示”硬梆梆地顶了回去。看来，陈布雷的“不会办”，不是装假。可是，据蒋君章在《布雷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陈在“失态”之后：“即召我上楼，授以3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1案”。这真是让人看不懂啦！陈在电话里刚讲过“我不会办”。搁下电话，竟一下子口授3案。可见，陈的“我不会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恐怕在其心理上，“不会办”的成分不能说没有，但“不愿办”的成分居多。
其实，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陈布雷这样的文章高手来说，即便是“油尽灯枯”，衰老疲惫吧，数十年的功底还在，起草一份“战时体制纲领”，虽不算是小菜一碟，但也算不得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不就是一份“战时体制纲领”吗？
陈布雷为什么不愿办？这当然只有陈布雷才有发言权。不过，从旁观者来说，这种事似乎也不难理解。当时，陈布雷曾坚决表示：“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极力主张“跟共产党谈判”，并且不同意蒋关于“‘剿匪’也要八年”的观点。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陈布雷之不愿写“战时体制纲领”，其实也就是坚持“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的观点。陈与蒋的所有政治分歧，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说陈布雷向共产党投降，甚至认为他有心替共产党进行宣传，这都是蒋介石本人的猜忌，与陈布雷是没有关系的。自然，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也许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看到了共产党的生气勃勃和势不可遏，甚至也看到了共产党不久就将统治整个中国。但是，要他改变自己一生的理想和追求，要他靠拢共产党，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做为推测的依据。
从《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即陈布雷在写作这篇血泪遗言时，通篇不提“中华民国”4个字，亦不提“国民党”3个字，自己的“党”与“国”都不提了，也就更不提“反共”、“剿匪”或“戡乱救国”了。说起来，这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心工作，陈布雷在长达1000余言的《杂记》中，竟没有一字道及，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细读《杂记》，可以看出，这完全不是陈布雷的疏忽，而是故意避免提及。比如，在《杂记》中，在需要提到“中华民国”的地方，只用“国家”这个词；在需要提及“戡乱救国”的地方，只用“非常时期”这个词；在需要提及“反共”或“剿匪”的地方，则只用“大局”这个词，如此等等。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的，观其目的，恐怕就是防止这篇《杂记》在其死后，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共”宣传。陈在临死之前，思虑竟还如此良苦、缜密，真有令人惊心动魄之感。
从《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陈布雷对于世人极为关注的国是问题，时局问题，一概三缄其口。而只是空泛地提到：“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等等。从这些名词中，让人既看不出他的政治倾向，也看不出他对国是的主张。若以陈布雷生前所担任的职务来说，计有：总统国策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暂代秘书长，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等，都是十分敏感的政治头衔。在遗书中，总统国策顾问不谈国策，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不谈政治，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不谈宣传，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以陈的才智绝人及工于心计，此举亦是大有深意的，或许不外有以下几方面的含意：其一，表明自己的死，完全是身体原因，是健康状况，与政局无关，与国事无关；其二，政局已不可为，国事亦不可为，中华民国已患不治之症，国民党亦患不治之症，虽是不说白不说，但说了也白说。与其白说，不如不说；其三，生前说不得，死后自然也是一个说不得；其四，若是说一些逆耳之言，必定不被采纳，反遭猜忌，死后亦恐不得安宁；若是说一些顺耳之言，不但是自欺欺人，恐还会被当局利用，岂不是罪莫大矣！
纵观一篇《杂记》，其微妙之处甚多。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杂记》的最后，陈布雷说：“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想想看，共产党的大军即将饮马长江，国民党统治的大厦即将覆亡，昔日的“领袖”和同志都在以生死两茫茫的心情，纷纷作乌兽散，就在这样一个形如累卵的危急时刻，陈布雷留给“好友与同志”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样一句千年老调，这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从《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即陈布雷在写作这篇血泪遗言时，通篇不提“中华民国”4个字，亦不提“国民党”3个字，自己的“党”与“国”都不提了，也就更不提“反共”、“剿匪”或“戡乱救国”了。说起来，这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心工作，陈布雷在长达1000余言的《杂记》中，竟没有一字道及，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细读《杂记》，可以看出，这完全不是陈布雷的疏忽，而是故意避免提及。比如，在《杂记》中，在需要提到“中华民国”的地方，只用“国家”这个词；在需要提及“戡乱救国”的地方，只用“非常时期”这个词；在需要提及“反共”或“剿匪”的地方，则只用“大局”这个词，如此等等。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的，观其目的，恐怕就是防止这篇《杂记》在其死后，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共”宣传。陈在临死之前，思虑竟还如此良苦、缜密，真有令人惊心动魄之感。
从《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陈布雷对于世人极为关注的国是问题，时局问题，一概三缄其口。而只是空泛地提到：“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等等。从这些名词中，让人既看不出他的政治倾向，也看不出他对国是的主张。若以陈布雷生前所担任的职务来说，计有：总统国策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暂代秘书长，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等，都是十分敏感的政治头衔。在遗书中，总统国策顾问不谈国策，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不谈政治，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不谈宣传，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以陈的才智绝人及工于心计，此举亦是大有深意的，或许不外有以下几方面的含意：其一，表明自己的死，完全是身体原因，是健康状况，与政局无关，与国事无关；其二，政局已不可为，国事亦不可为，中华民国已患不治之症，国民党亦患不治之症，虽是不说白不说，但说了也白说。与其白说，不如不说；其三，生前说不得，死后自然也是一个说不得；其四，若是说一些逆耳之言，必定不被采纳，反遭猜忌，死后亦恐不得安宁；若是说一些顺耳之言，不但是自欺欺人，恐还会被当局利用，岂不是罪莫大矣！
纵观一篇《杂记》，其微妙之处甚多。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杂记》的最后，陈布雷说：“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想想看，共产党的大军即将饮马长江，国民党统治的大厦即将覆亡，昔日的“领袖”和同志都在以生死两茫茫的心情，纷纷作乌兽散，就在这样一个形如累卵的危急时刻，陈布雷留给“好友与同志”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样一句千年老调，这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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