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蓝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彩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作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替他作媒一定不好作，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枝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匆匆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肚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岌岌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陆建章置之不理，章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奇岛，以及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袁也同样予以不理。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怕章闹得太厉害，袁下毒手，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意请袁仍予位置，使其安心在京，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表示必须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3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故意挨磨时间，尽欢而散，再去车站，车已开行。其实如果车未开，章也上不了车，因宪兵已奉了袁的命令，阻章登车也。章赶不上车，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以示决心。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服装怪异，行动傲慢，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章问：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是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廏（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廏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值日官一见章，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袁乃命派卫兵备一马车，将章强拉上车，送至总统府附近的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3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这时，有一位黄节想看章，托李经羲疏通袁，要求准许其往访，李经羲和章无一面之缘，但为义所动，乃函恳袁请准黄赴龙泉寺收拾章的稿件。黄到了龙泉寺，见到章一切均好，和章大谈本国史，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章，最后想把章递解回籍，发交地方官看管，可是又怕他回家乡后乱跑乱骂。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3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这位“民国弥衡”，因为袁不是刘表而是曹操，所以没有杀他。
章的遭遇实在难说是福是祸，他一生颠颠倒倒，可是一次坐监（苏报案被囚在上海），一次受厄（在北京龙泉寺），使他却更享大名，使他不仅在革命事业上有贡献，在反袁运动中也有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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