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5月下旬,革命军的势力已奄有黄河以南,奉军决定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5月28日起至31日止,豫南奉军全部撤退,津浦线之直鲁军亦同时放弃徐州,守临城、韩庄,北洋军先是弃江移淮,现在则是弃淮保河。
奉军缩短战线是为了巩固西北,求先站稳脚根。原来山西的阎锡山有不稳消息,自直鲁军据守徐州,孙传芳退清江浦后,皖北全为革命军所有,豫苏之间仅剩陇海一线可通,而许郾战紧,巩洛濒危,郑州处此形势下已不啻三面受敌,所恃者唯有京汉路尚可无虑,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忽然称病,拒绝见客,虽然表面上对南对北无分轩轾,实际已和南方有了具体接触。奉军既已深入豫南,倘一旦陇海与京汉两线同时有变化,岂不陷于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之情况,所以退兵的拟议早有安排,5月中旬先下令反攻,进攻正烈之时突然撤退,使革命军措手不及。
5月28日起,张学良自郑州率预备队及军团部首先撤退驻河北卫辉,留韩麟春在郑州调度,各军分由兰封、东明、黄河桥及汜水四路撤退,至31日晚全军均安全退出。
安国军总部在豫省撤兵同时,亦电令张宗昌弃苏保鲁,当奉军退抵河北,直鲁军亦即撤还山东。
奉军既然因为顾虑西北防务而撤兵,所以京汉、京绥两线即成为北方的重心,张作霖委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率吉、黑两师专驻保定。委吴俊升任京榆后防总指挥,奉军源源不绝由关外开入。
6月1日阎锡山驻北京代表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据说系代表阎劝张老将与革命军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共同反共,以抵制冯玉祥、唐生智等左派北进。
奉军退回河北后,北方局势酝酿大变,这种大变是北洋军阀的最后挣扎。
自吴佩孚一蹶不振后,北洋军阀中张作霖已成第一人,半年来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拖再拖,顾维钧一辞再辞,而唯一可以处理政府改组的后台大老板张作霖因为举棋不定,所以始终不能尘埃落定,水落石出。
奉军在河南驱逐吴佩孚虽然顺利,可是河南地方帮会红枪会却给奉军极大的困扰,山西阎锡山又暗中易帜参加革命,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到中原会师,在军事上奉方已处劣势。而奉方用兵一再标榜讨赤,事实上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宣布反共,因此奉方年轻一辈主张改旗易帜,称国民革命军。可是老一辈的则不赞成。6月9日北京顺承王府召开重要会议,张学良、韩麟春都强调应该顺应潮流,而张作相、吴俊升等代表老一代的奉军将领也能谅解,奉方大致决定:
(一)奉方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并拟加以相当补充,加入民德主义,以示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
(二)和山西阎锡山及革命军合作,先宣布停战。
(三)如对冯玉祥、唐生智有作战必要,当再具体会商,共同分担任务。
(四)对于全国政治法律问题,以国民会议解决,反对一党包办;在国民会议未开前,由南北两京政府各办权力范围内政务,惟外交则联合处理,一致对外。
(五)经过停战和合作后,即进行南北政府之合并。
(六)中央政府如国民政府之委员制可以商量。
(七)北京政府应从速改组。
奉方制定这些策略后,中间又发生变化,主要是奉晋间有了误会,而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的问题,据说革命军方面要求把孙传芳的残余力量予以解决。6月11日张宗昌和孙传芳联袂到北京,孙传芳是不愿参加革命,张宗昌则认为奉方如参加了革命,对鲁军和他自己的力量一定不利,所以这两人的入京,是代表反对奉方和革命军合流,当然也反对和谈,同时极力主张改组北京政府,推荐潘复组阁。可是改组内阁由谁来发号司令,因为北京政府已经没有元首了,张宗昌和孙传芳都全力主张请老帅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然后由大元帅以命令派潘复组阁,这样可以避免由顾维钧内阁任命,而涉嫌承认曹锟宪法。
由于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入京,老一辈的奉方人物都赞成破釜沉舟大干一下,因此北京的政治情势为之突变。
16年6月16日下午3时,北京顺承王府中就北京最高问题作一决定,当时有三种办法:(一)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二)派人组阁,自己站在后台,(三)出关不问关内事,恢复“关外王”的独立局面。
在会议中,张宗昌曾慷慨激昂地说: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不如痛快大干。升格之后即或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局面,易于号召也。他这番话很率直,张作霖听了大为感动,因此几天不能决定的重要问题,乃在这次会议中完全定议。同时即在会议后由张作霖发一锐电,电文如下:
“北京各部院、南阳吴玉帅、太原阎副司令、新安镇孙副司令、济南张副司令、新乡张、韩军团长,并转各将领、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钧鉴:自辛亥革命告成,国体改建,主权在民,除暴君专制之旧,五族平等,无种类阶级之分,凡以除人类之蟊贼,增民生之幸福者,皆我革命先烈艰难缔造有以致此。是以凡有危害邦本,戕贼民生,勾结外援,动摇国体者,是为全国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比者共产分子归降苏联,宣传亦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豕,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年余以来,虽外摧狂寇,内靖神奸,始清京畿,继规绥北、朔方诸省,汔可小康,乃北赤甫平,南赤崛起,延陵再蹶,江左被侵。作霖凛兴亡有责之义,尽急难与共之诚,攘臂下车,缨冠救难,聊尽天职,不敢告劳。虽陈兵皖豫,未奏戡定之功,而扫荡逆氛,已寒赤虏之胆。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人类共同之事业,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卫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内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惟独对于赤逆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一息尚存,此志不改。果有健者将赤逆屏诸四夷,作霖愿退避三舍。至于此外,一切主义,但于国利民福不相冲突,尽可共策进行。大权操之全民,政治自循常轨,仍当以海内贤豪讨论公决。作霖未娴政事,除完成讨赤事业外,固元丝毫成见,为此鹬蚌之争也。敬布腹心,诸希鉴察。张作霖。铣(十六日)”。
6月16日深夜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的拥护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通电发出,电云:
“万急,北京张大帅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均鉴:天祸民国,政纲解纽。国无政府,民无元首,纷纭扰攘,累载于兹。现在赤氛弥漫,天日为昏,毒害全国,无所不至。国民之期望,友邦之责备,皆以讨赤为惟一安国之大计。然非统一军权,整肃政纲,实无以慰群伦,而靖祸患。伏维我总司令自去岁就职以后,志在靖乱。昕夕焦劳,北方赤祸,虽就廓清。南方赤党,益为猖獗。全国皇皇,罔知所届。际此存亡绝续之交,正我辈奋身报国之日。传芳等再三筹议,佥谓讨赤救国,必须厚集实力,固结内部,方能大张挞伐,戡定凶残。拯神州陆沉之危,救元元涂炭之厄。我总司令大公之量,天地为昭。同志之孚,友仇若一。惟有吁恳总司令以国家为前提,拯生灵之浩劫,勉就海陆军大元帅。用以振奋军志,激励士心,坚中央出令之权,一全国同仇之忾。庶可迅扫赤氛。澄清华夏。传芳等当身先将士,尽力疆场,以副拯民水火之忱,而尽殄除暴乱之责。切请勿拘小节,而失人心。勿慕谦先,而酿巨变。总之全国之人将死,惟我总司令生之。全国之士将亡,惟我总司令存之。事机所迫,间不容发,干冒尊严,不胜惶悚屏营之至。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铣(十六日)。印。”
当张作霖决定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邀请政治顾问梁士诒、叶恭绰、曹汝霖、曾毓隽、梁鸿志等五人至顺承王府,征求意见,梁等当然没有异议。
至于苟延残喘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早就希望脱离尸位素餐的总理职位,原意想保留外交总长,然而局势的发展已使他觉得外长都不必继续了,因为王宠惠已南下,汤尔和、罗文干已决定不干,汤走时留下一封辞职书不告而去,至于顺承王府的会议中,不管张作霖就不就大元帅,都已决定由潘复组阁,因此在6月16日这一天顾乃亲笔致诸阁员一封信,函云:
“馨吾(胡惟德)叙五(张景惠)钧任(罗文干)志清(任可澄)普航(潘复)仁兄总长公鉴:敬启者,维钧猥以菲材,为国服役,上年枢府空虚,政权无属,复值国际条约,正届修改之期,国本濒危,将有中断之虞,幸从诸公之后,共负维持之责。初意数月之内,大局自有解决之方,故尔勉任外交,兼权揆席。一身两役,本已兼顾不遑,加以体气素弱,不胜繁剧,遂致胃痛复作。屡经乞退,未能如愿。因循迁延,以至今日。乃内忧外患接踵而起。维钧既无虑患之谋,复乏解纷之术,神明内疚,忧积衅深。近日以来,旧疾因而加剧,中西医家,皆谓病根甚深,非谢绝百务,静地养息,药饵不易奏功。值国家多难之时,论匹夫有责之义,维钧亦何敢惜其顶踵,避难苟安。无如弱病之躯,不能治事。素餐尸位,更将贻误国家。兹已具呈恳请开去本兼各职,冀得稍事休养,免成痼废、现当摄政时期,一切政令,本皆取决于国家会议,不以维钧一人之进退为重。除汤杜杨三总长不在京外,遇有重要事件,于后继内阁未成立以前,仍可由馨吾总长,暂以首席资格,召集在京阁员,议决施行。中枢政务,免于停辍。至于对外关系,此际尤为重要,已有院令派外交王次长荫泰,暂行代理部务,俾得照常进行。一面仍望诸公迅与雨帅赓续协商,速定改组内阁方法。维钧亦已函陈雨帅,请其主持。总期人心有所系属,而国本不致动摇。同舟半载,诸赖匡襄。咎积灾生,不克相与终始。临颖惶悚,诸乞鉴察不宣。顾维钧启。(六月十六日)。”
事实上,政局正酝酿重大之发展,谁也没有把顾维钧这个看守内阁放在眼里。民国以来,内阁最惨的莫过于这一届了。
张作霖终于登上北京政府的元首地位,于民国16年6月18日在怀仁堂就任海陆军大元帅。
先一天北京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商家悬旗,并令中文报纸一律大字套红,各报借口买不到红油墨,所以仅出一日红字。
18日黎明,北京长安街自东徂西以迄顺承王府,三步一岗,戒备森严。下午2时起除悬有安国军的黄牌汽车外,一概禁通行,电车亦暂停,小胡同车马阻塞拥挤不堪。
张作霖着陆军上将制服,安国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吴俊升、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等,皆着军礼服,孙传芳则衣黑纱马褂,淡蓝纱袍,在行礼前后谈话最多。就职典礼在怀仁堂举行,最后到者为张学良、韩麟春。张老帅坚持要等这二人到后才就职。
18日下午2时由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及大礼官黄开
文乘礼车赴顺承王府迎接,2时50分抵怀仁堂,三时半行礼,黄开文赞礼,张作霖南向立,奏乐毕,张作霖朗读宣言云:“作霖忝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誓当巩固共和,发挥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谨此宣言。”宣言后受贺。3时50分回顺承王府,当天发表两项命令如下:
(一)兹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公布之,此令。
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
第一条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有之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如左,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分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第六条国务院及各部之官制另定之。
第七条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以前之法律命令,于本令不相抵触者,得适用之。
(二)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令。
除此之外,张又发表就职宣言与通电如下:
“比年以来,四方多难,国是蜩螗。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虚而入。作霖睹兹赤氛日炽,不忍使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论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勉徇群情,于本月十八日就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自顾疏庸,深虞陨越。只以时机所迫,不得不暂膺艰巨。缅维民国建立,主权在民,当本共和之精神,求五族之福利,凡所谓笃厚民生诸端,及尊重民德者,皆宜锐意厉行,以谋康乐于大同,维礼教于不坠。整理内治,敦睦外交,尤为当务之急。为此敬告父老兄弟,凡我同人,一切设施,必以民意为依归,共救人心之陷溺。用期力挽颓波,迅除巨患。总之,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公之责一日未尽。如其时局敉平,自当敬贤让能,遂我初服。政治改革,听诸国人,此则昕夕盼祷者也。愿共勉之!”
自16年6月16日顾维钧把内阁总理职务交由胡维德代理后,内阁更是有名无实了,好在这时张作霖正积极筹备担任陆海军大元帅,所以谁也不会注意到内阁问题,而内阁也一点事都没有了。
6月18日,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潘复组阁,这是北京政府第32任内阁,也是最后一任内阁,潘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潘复
内务总长沈瑞霖
财政总长阎泽溥
外交总长王荫泰
军事总长何丰林
司法总长姚震
教育总长刘哲
实业总长张景惠
农工总长刘尚清
交通总长潘复(兼)
这是一张清一色的奉系内阁,张作霖把陆、海两部合并,改称军事部,设一军事总长。新增一个实业部,并以农商部改为农工部。交通总长虽由潘复兼,可是实际大权操在次长常荫槐的手中,常是杨宇霆的红人,以交通部次长兼京奉路局长,权倾一切。
潘复,是山东省济宁人,清末举人,曾以捐纳府衔,分发江苏候补,后随陆钟琦至山西。辛亥年山西民军起义,陆钟琦全家殉难,潘复受此巨变即回原籍和靳云鹏合资创办鲁丰面粉公司。民国初年参加进步党,曾在北京财政部任司员,后赴关外依张作霖。8年11月靳云鹏组阁,以李思浩为财政总长,潘复因与靳的关系,遂得为次长。9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安福系失势,靳再度组阁,以周自齐继任财长,潘复以次长兼任盐务署署长,迨靳云鹏第三度组阁,财长李士伟未就职,潘乃以次长暂行代理部务,直至高凌霨出任财长后才中止。
靳阁垮台后,潘去职寓天津,长袖善舞,终日以声色犬马,联络各派政客,与张宗昌交谊颇深,张宗昌以直鲁联军总司令进驻北京后,潘复被任命为河道督办,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曾因未获补助指名痛骂潘,潘以此诉之于张宗昌,林白水被捕,当天绑赴天桥处决。16年1月潘出任交通总长,迨张作霖组军政府乃出任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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