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除了维护曹、章、陆三个亲日派而外，更进一步下令全国学校即日复课，令云：
“国家设置学校，慎定学程，固将造就人才，储为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惟当以殚精学业，为唯一之天职，内政外交，各有专责，越俎而代，则必治丝而益棼。譬一家然，使在塾子弟，咸操家政，未有能理者也。前者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聚众游行，酿成纵火伤人之举，政府以青年学子，激于意气，多方启导，冀其感悟，直至举动逾轨，构成非法行为，不能不听诸法律之裁制，而政府咎其暴行，悯其蒙昧，固犹是爱惜诸生意也。在诸生日言青岛问题，多所误会，业经另令详切宣示，俾释群疑。诸生为爱国计，当求其有利国家者，若徒公开演说，嫉视外人，既损邻交，何裨国计？况值邦家多难，群情纷扰，甚有挟过激之见，为骇俗之资，虽凌蔑法纪，破坏国家而不恤，潮流所激，必至举国骚然，无所托命，神州奥区，坐召陆沉。以爱国始，以祸国终，彼时蒿目颠危，虽追悔始谋之不臧，嗟何及矣！诸生奔走负笈，亦为求学计耳，一时血气之偏，至以罢课为要挟之具。抑知学业良窳，为毕生事业所基，虚废居诸，适成自误。况在校各生，类多勤勉向学，以少数学生之憧扰，致使失时废业，其痛心嫉首，又将何如？国家为储才计，务在范围曲成，用宏作育，兹以大义，正告诸生。于学校则当守规程，于国家则当循法律。学校规程之设，未尝因人而异，国家法律之设，亦惟依罪科罚，不容枉法徇人。政府虽重爱诸生，何能偭弃法规，以相容隐？诸生劬业有年，不乏洞明律学之士，诚为权衡事宜，内返良知，其将何以自解？在京着责成教育部，在外责成省长暨教育厅，督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政府于诸生期许之重，凡兹再三申谕，固期有所鉴戒，勉为成材。其各砥砺濯磨，毋负谆谆诰诫之急！此令。”
学生们不但未被这道命令吓倒，反而更加坚定。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发动一波一波的演讲队，在通衢大街上，堂堂皇皇地举行演讲。准备让军警来逮捕。如果第一天的演讲学生全数被捕，则第二天用加倍的学生去街头演讲，如果第二天亦全数被捕，则第三天更加一倍。
北京中等以上的学生有25000人，他们一致决定支持这个行动，大家效法田横五百义士，众志成城，紧紧地团结在一块。
6月3日北京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作50余组出发演讲。这使军警当局大出意外。段芝贵急忙宣布戒严，派马队协同军警分途驱散演讲学生，并捕去学生178人。警察厅的看守所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被捕学生不给饮食，不许亲友探视。军警当局并且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占领北大，设帐宿营，并在周围地区架设大炮，禁止行人通过。
学生按照计划，于6月4日用加倍的人数继续街头演讲，军警也不示弱，继续大规模逮捕，当天被捕的，约有700余人，北大法科也无法容纳了，临时又借用北大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
学生们不仅不逃避被捕，其他未被捕的反而自动前往法科的临时监狱，要求入狱。军警们以为他们来劫狱，当然阻止他们入内，遂在门外发生打斗，结果有三名学生被打伤。
北京基督教教友目睹学生的英勇行为，因此自动停止了宗教宣传，参加学生行列作爱国宣传。中国有史以来，女学生没有在街头游行宣传的，现在女学生也参加了。
6月5日，五千多位学生，背着包袱出发，沿途市民热烈致敬，无数的市民受了感召，自动参加游行行列。结果，学生们也不在街头演讲了，他们唱着歌，呼口号直奔北大法科。这时看守法科的军警也不敢对他们采取行动，而关在法科内的学生们则纷纷爬到窗子上眺望，于是法科内外呼应，声震街市，此起彼伏，军警们相顾失色。
在这最紧张动人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撤走北大的军警，无条件把被拘的学生释放，军警们奉到命令，如临大赦，立刻撤退。可是被关在北大的学生们不但拒绝出狱，反而自动组织门警代替撤走的军警，自己把自己拘禁。一些学生捉到了七名行动蹒跚的警察，夺取了他们的两具篷帐，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政府摧残教育，蹂躏人权的证据。他们派人到警察厅索取食粮，警察只得乖乖地送去一批食物接济他们。
6月5日这天，学生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公然站在警察厅门前或者军警密集的地方大声进行演讲，军警们呆若木鸡，不敢干涉。
这一天北京政府派傅岳蔡为教育部次长，以代替辞职引退的袁希涛。傅次长奉命于危难之际，他陪着笑脸向学生保证，今后教育部将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军警不会再过问了。
6月6日北京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胡因学生反对，不敢到任。
北京学潮扩大后，蔓延到上海，上海学校最多，学生爱国也不后人，并且为了支援北京，立即召集会议，发表宣言：
“呜呼！事变纷乘，外侮日亟，正国民同心戮力之时，而事与愿违，吾人日夕之所呼吁，终于无毫发之效，前途瞻望，实用痛心，本会同人，谨再披肝沥胆，以危苦之词，求国人之听。自外交警信传来，北京学生，适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佞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傅、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京舆、章宗祥等，迭与日人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假外援，营植私利，逆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且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惩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科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争乱频年，民曰劳止，政府犹不从事于根本之改革，肃清武人势力，建设永久和平，反借口于枝叶细故，以求人之见谅。继此纷争，国于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实，足以令人恐惧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托，当使政治与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国家为孤注，吾民何罪？当从为奴隶。呜呼国人，幸垂听焉。共和国家之事，人民当负其责，方今时机迫切，非独强邻乘机谋我，即素怀亲善之邦，亦无不切齿愤恨。以吾内政之昏乱，我纵甘心，人将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岂可再蹈故习，依违容忍。慕稳健之虚名，速沦胥之实祸？夫政府之与人民，譬犹兄弟骨肉，兄弟有过，危及国家，固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终不见听，虽奋臂与斗，亦所不辞。何则？切肤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计也。吾人求学，将以致用，若使吾人之明知祸机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学业既毕，徐以远者大者，贡献于国家，非独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国家亦何贵有此学子？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罢课，期全国国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斗志。政治肃清，然后国基强固，转危为安，庶几在此。同人虽出重大之代价，心实甘之。所冀政府彻底觉悟，幡然改图，全国同胞，亦各奋公诚，同匡危难，中国前途，实利赖之。同人不敏，请任前驱，戮力同心，还期继起。”
上海商会为了配合学生，遂发动罢市，6月5日南市各商肆先行罢市，法租界商家亦照样闭市，公共租界继之，英租界的永安、先施两公司亦宣布罢市。到了下午，整个上海大小商店都关门闭户，只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在街上往来巡视。商店门外都悬挂白旗，上书：“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中外所瞩目，自从上海商人发起罢市后，罢市的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浙两省，随后又波及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
随着商人罢市后，工人也发动罢工。首先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响应。
于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由五四到六三，这个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上海的学运重心是在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个大学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样，是发号施令的领导团体。但有一段密闻为外间所不知道的，促成这个事件却由上海《民国日报》，原来五四示威事件爆发后，电报当晚到达上海各报，编辑先生都是编好付印了事，可是《民国日报》的叶楚侩、朱宗良、邵力子等却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运动。立刻派人把北京原电送到复旦大学，学生们看了这则电报，莫不义奋填膺，于是天刚亮就敲钟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电报当众宣读，全体立即决定要响应北京的壮举，先罢课再联合其他学校。
上海学联是设在静安寺路51号，成立后有一个民生女校也参加，当时女学生参加学运实在是很新鲜的，所以极被各方重视。不过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是个教师，名叫汪吟蘋，他是位男老师，右手六个指头，在学联会中发言很多，因此报纸上时常刊载他的名字。由于他的名字像个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为他是位窈窕淑女，让许多男士颇增遐想，他接到许多求婚信后，为之哑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诉求婚者自己是个男人。这位汪先生后来搞了一个时期交易所，失败后又参加创办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
明星影业公司。
由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因此上海的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商人们虽然勉强开门，警察一去立即关门。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市民悬旗、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可是市民们亦阳奉阴违。
徐世昌一派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6月7日徐世昌派总统府参议曾彝进偕教育总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这位钦差大臣说尽了一切好话，可是学生都置之不理。
6月7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销密约、惩办国贼、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件，军警们虽在会场附近警戒，却没有进行干涉。
全国的示威运动集中在“罢免国贼”问题上，也就是说北京政府如果不将亲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则事态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可是在北京政府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为段祺瑞要维护这三人。至于徐世昌也不能说与这三人完全没有关系，徐当选总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顺济、高徐两路的借款。
“罢免国贼”问题不能解决，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议决，从10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总统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有这新计划，所以北京学联便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新的眼泪请愿。在北大法科出“狱”的学生们排着队伍前进，沿途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上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使到驻军首长卢永祥也有庚电（8日）请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卢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论，表示时局的严重性。这还不打紧，接着北京总商会也宣称如果不罢免曹、章、陆，则北京也要罢市，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如果真的罢市成何体统。
因此，北京政府遂于10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北京学联和总商会，一方面阻止学生真的包围总统府，一方面阻止商会罢市。然而各方面对此仍表不满，因此北京政府不得已又在10日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曹汝霖和陆宗舆是曾经递过辞呈的，可是章宗祥却从没请辞过。徐世昌为了缓和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所以要曹、章、陆下台，但却不好意思下令免他们的职，所以一律用辞职照准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递过辞呈，如何照准呢？不得已才赶派专人到达医院中找章宗祥，请他在病榻把已写好的辞呈盖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经不起来人的劝告，气嘟嘟地盖了章。这一来安福系的人大为不满，认为徐世昌不该“卖友”，逼迫自己人辞职，纷纷责备老徐太不够朋友。
北京政府虽然表示了让步，可是并不能满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府不用罢免而用准予辞职，显见有意维护；第二、交通总长曹汝霖去职，却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隽代理部务，是换汤不换药。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
这次爱国运动是胜利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少，而皖系军阀也残忍地采取了高压手段。8年5月30日，安庆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安徽督军倪嗣冲下令将罢课各校一律解散。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包围武昌高师，下令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有学生16人被军警殴伤，其中陈开泰一人伤重致死。湖北警务处长崔振魁率领督察长杜杰及大队警察，四出追打演讲学生，武昌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忿而投江自杀。6月7日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指挥警察压迫商人开市，与学生发生冲突，金陵大学学生陈昌盛被刺刀戳伤，死而复苏。6月12日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樑亲自动手鞭打学生，这天晚上租界巡捕在山东路爱多亚路口枪击参加爱国游行的市民，死伤多人。山东福建也都有逮捕学生和枪击代表的事，湖南督军张敬尧则禁止湖南各报登载有关鲁案的新闻。
吴佩孚又作狮子吼了，他是山东人，山东问题是爱国运动的焦点，他这个山东人自然更要表示态度。6月9日他有青电反对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请政府宣示外交，力争收回青岛，接着又有佳电主张取销段祺瑞所承诺的中日密约。
钱能训辞职后，徐世昌想以周树模继任，可是安福系国会不会通得过，徐向段祺瑞摊牌：“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就要通过周的国务总理”。段答应向安福国会去疏通，他把徐树铮叫来，要他去办这事，小徐说：这事不太好办，国会不见得会通得过。果然，这个一手为段御用的国会，竟不听段的命令，他们扬言：“我们当议员的，不比军人有服从的义务。”小徐把他们预拟好的一则电报拿给段看，这通电报是在周树模被提名国务总理时，安福国会的议员们就要自己宣布安福国会是个非法国会，由非法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也是非法总统。
这一来，徐世昌也不敢坚持提名周树模了。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爱国运动虽然因曹、章、陆三个亲日派下台而获得胜利，可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所以曹、章、陆下台后，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
北京政府是希望参加签字巴黎和约的，因为不参加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组织。
五四所开始的爱国运动，在曹、章、陆辞职后，并没有结束，反而继续要求北京政府训令和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24日北京国务院曾密电北京各省征求应否签字的意见，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授意各省军阀通电赞成签字而为签字后的支持者，可是各省军阀在全国一致的爱国运动中，都不敢太背叛人心。所以都没有摇旗呐喊。
全国展开了爱国运动的第二目标，反对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首先发起请愿的，是山东人民，6月18日山东各团体推出代表于19日启程赴北京请愿，他们动身时，山东省会济南的人民万人空巷前往送行，场面激动而紧张，代表们向送行者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20日山东请愿的七个团体代表85人先期到京，下车后径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中，一齐跪在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徐不得已，只好派秘书长吴笈孙出来传话，定于次日派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代表总统接见。山东请愿代表抵京的消息，震动了北京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特别设宴准备招待他们，他们不接受，却接受北京学联在北大法科举行的欢迎会。
21日，龚心湛接见山东请愿代表，代表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龚心湛表示这个问题太大，碍难接受。于是代表们一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不得已，遂于23日在总统府接见他们。
这是动人的一幕，代表们哭诉日本人把山东当作属土，把山东老百姓当做牛马奴隶，在山东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一位代表激动地流着眼泪，用沙哑的声音质问徐说：“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我国领土？请问大总统，山东人民是不是中国人？大总统还要不要我们？”他的话说完，泪随声下，其他代表也跟着哭了起来。徐面对着这一幕眼泪请愿，莫知所措，只得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经电令陆专使从缓签字。
徐世昌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答复，并不是事实，北京政府拍给巴黎中国代表的电报，只是命令陆徵祥等“相机办理”，而不是“从缓签字”。其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们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不理国内的反对，径行签字。
可是爱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们又何能例外，陆徵祥早于5月14日就有密电向徐请示，电云：
“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徐的相机处理，就是答复陆的这封电报。
山东代表在北京哭秦庭一幕，立即震动全国，他们除了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的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其联合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因此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系的要求。
6月27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400余人，一同到总统府请愿，请求拒签和约。徐世昌仍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当面保证不签约，否则即不退出，双方坚持不下，代表们不走，徐则不见，于是请愿代表即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坚持到28日上午9时，徐不得已只好接见他们。
徐向请愿代表们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有一点明白表示，这使请愿人士非常不满，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徐借此怒形于色，就拂袖而去。请愿代表们一直到28日下午8时40分钟才散队。
28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108人也到了北京，30日有天津代表70余人也到了北京，其他各省也有代表纷纷抵达，于是各省请愿的浪潮和学生运动结成了一道洪流，汇合在一起，北京城顿成一个请愿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从各省来的请愿代表，市民和商店都热烈欢迎他们，这一来使到北京政府为之手足无措。
北京政府慌忙通电各省，禁阻各省代表继续向北京出发，同时怕北京的学生再罢课游行，乃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9月1日开学后再补行暑期考试。
29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上海军事当局事前关闭了公共体育场大门，门外遍布军警，大会无法进行。各团体纷纷向淞沪护军使抗议，这个大会终于在7月1日召开。
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使全国人民对政治增加了兴趣，同时也增加了爱国的热诚，帝王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专制统制下养成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敢有兴趣的习惯，现在由于抗议外患而勇敢地爱国，所以在请愿期间。有人建议推举人民代表到欧州去进行国民外交，有的主张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外交问题和赎款。学生一面参加拒签和约请愿，一面致力抵制日货、振兴本国工业、推行义务教育。
当全国泛起了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运动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正面临他们一生中历史性的抉择。
巴黎和会的结果，《凡尔赛和约》于民国8年6月28日签字于凡尔赛宫的明镜殿，明镜殿位于凡尔赛正宫的后殿，殿长73公尺，阔约10公尺，殿的四壁镶立17方大镜，殿顶是名画师肋朋的大画七幅，小画22幅，人在殿中犹如置身琼楼玉宇。
6月28日午后3时，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凡尔赛和约》历经半年始达成，由27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缺席，并致电政府，引咎辞职，原电云：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当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接着陆徵祥又有补充电报云：
“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
6月30日，北京政府把陆徵祥的俭电发表，于是拒签和约的运动才告结束。
7月2日北京政府在总统府召集重要会议研究陆徵祥的来电，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惟德为首席代表，兼程赶赴巴黎补签和约，未被徐世昌所接受。
对于不签和约后的外交问题，政府特电巴黎陆使，电云：
“事势变迁，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保办理？此事于国家利害，关系至为钜要。该全权委员等职责所在，不能不熟思审处，别求补救，未便以引咎虚文，遽行卸职。于此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
7月10日，徐世昌正式下令说明中国代表未签字和约，令云：
“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钜，迭经电饬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反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惟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谋挽济；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体，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今。”
8年9月10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并于9月15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及对奥和约签字，两令如下：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曾在日记上有这么一段叙述：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抵北京时，各使馆人员来站欢迎，都没有能够上前握手，因大众拥护异常。第二天，各使馆又再来补礼致贺。
但我到北京以后，山东人民代表，每日一队往见徐总统，言因陆代表不签字，山东人受尽日本人的报复，苦不可言。代表在总统府前，有号啕痛哭的，总统也无话可说，叫他们来找我。我答复他们说：“对山东人民所受的苦，我自觉抱歉。自问实在对不起山东人，并且也对不起政府，因为政府命我签字。不过当我回国时，各地都表示欢迎。我不签字，得罪了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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