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于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黎元洪同时布告全国云：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画，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画，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销其封销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辛慈于3月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中国和德国绝交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归还德国的赔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这些钱提存中国银行。荷兰驻华公使公然送来了一个照会，声称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3月13日康有为元电，3月14日张勋寒电，3月16日王占元谏电，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康电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于11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的“亲日”和“参战”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至于对德问题，日本初是不赞成中国对德绝交的，因为中国这样做是尾随美国，日本颇有醋意，所以日本一再告诉中国如要和德国绝交，不必先谈条件。到了中国和德国绝交后，美国深感满意，认为中国这样做已经很够了，不必再进一步对德宣战，日本人获知美国意思，就反过来极力运动中国参战。日、美在中国的相对态度，正好像黎、段对德问题的态度一样，你赞成的我就反对，我赞成的你也反对。
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有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接着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黎把眼光望住了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王士珍被黎抵得毫无闪躲的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事实上，此时黎、段两人的对立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黎的军事幕僚们正在竭其所能地进行着倒段的阴谋。哈汉章利用前清末年与冯国璋在军咨府共过事的关系，极力怂恿黎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蒋作宾与张作霖有密电往来，极力诱惑张拥黎倒段，允许事成之后给以更大的权力地位作为报酬。蒋的密电被段查出来，曾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逮捕蒋的手令，由于有人劝他慎重考虑，这道手令才没有发布下来。段原是看不起张作霖的，从此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因此派人到奉天进行联络工作。
3月27日，广东督军陆荣廷继冯国璋之后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派军人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22日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24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张勋和他早年曾在苏元春营中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密的友人，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张勋十分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荣廷下车到巡阅使署盘桓几天。当到达巡阅使署大花厅的时候，张勋就行着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陆只得也跪了下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倪谈到他反对对德宣战的一大套理由，并且请陆表示意见。陆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当表示意见。”倪听了很扫兴地说：“干帅（陆）打起官话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张看见局面尴尬，遂转变空气说：“今天老兄弟相聚，不谈国事，只叙旧情。”
陆荣廷到了北京，于28日谒见黎、段，29日到清宫会见溥仪。因此复辟派散布谣言，说他“献女为妃”和“宣统皇帝赐以内帑三万”。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的虚誉，特于4月5日在迎宾馆公宴招待。陆在北京的时期，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远过于离开北京不久的副总统冯国璋。
陆逢人表示他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愿意“解甲归田”。他推荐部下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示意北京政府撤换与他不能合作的广东省长朱庆澜。黎、段都懂得他所需要的是更高的权位和更大的地盘，便于4月10日发表命令任陆为两广巡阅使，并根据他的请求以陈炳焜为广东省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省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但是张勋不能节制长江各省，陆荣廷却能节制广东、广西两省。从此，巡阅使就成为驾乎督军之上的一个大头衔了。陆在巡阅使命令发表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然回到南方去了。
4月18日，北京政府因财政总长陈锦涛有接受贿赂的嫌疑，下令免陈的职，并移送法院处理。这是内阁阁员因犯刑事案受到法院逮捕的第一人。黎坚决主张提出袁世凯“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继任财政总长，黎看中李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李是“合肥相国”李鸿章的侄儿，与淮军系统有历史关系，与张勋的关系更深。黎原来想借重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替段组织内阁，以免引起北洋派的反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敢接受，因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想把这个有实力背景的老官僚摆进内阁中去，以便在适当时期派他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这一财政总长提名案，在4月27日通过众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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