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中日文化交流及其挫折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的两国关系，至少已有21个世纪。在近代以前，在两国交往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其主要方面。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搞明治维新，西风东渐，“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并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对日本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却遭到日本凶残而野蛮的侵略。日本在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坏。绵延两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严重挫折，虽然这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短暂的，但后果却是惨痛的。总结和记取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文明对日本发展的影响
据考古学家分析，日本列岛原与东亚大陆山水相连，是大陆突出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半岛。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由于地球的一次剧烈变动，日本和大陆完全分离。在漫长的原始时代，日本文化开始萌芽。
大约公元前二百年前后，大批的汉人和朝鲜人移居日本。这些人被称为“渡来人”，“秦汉归化人”或“新汉人”。成书于公元815年的日本《姓氏录》记载，仁德天皇时，流徙在日本的秦人92部有18760人，赐首领姓秦酒公，分制置于适宜养蚕的地方。这是早期中国大陆向日本的移民。秦氏繁衍有很多子姓，如羽田、羽太、波多、幡多、八田，其发音全部相同，他们是中国人的血统，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姓氏录》作者调查，日本京都市右京区有一个地名为“太秦”。如今在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上，还有一地名称为“秦庄”等，皆系当时大陆移民的聚居地。2000年12月，笔者在日本熊本浅草进行学术交流时，日本一位姓金的议员告诉我，他的先辈是中国人，是唐代从大陆到朝鲜、日本北海道，又转道南九州的。
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既记载着华夏的光辉史迹，又蕴积了友好邻邦丰富的历史资料。世界上最早用文字把日本历史记载下来的应该是中国。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里，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其后，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又记载了徐福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史事。至今日本九州还流传徐福的许多历史故事，供奉着祭祀的神庙，每50年大祭一次，1980年4月还举行纪念徐福登陆2200周年的隆重祭奠。如今在熊本到长崎的高速公路旁，还建有祭祀徐福的神庙。
大陆人东渡给日本带来了中国发达的文化。他们带去了中国的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会的发展。
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古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的传入，极大地促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日本文字（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中国古籍东传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该书记载了有《论语》10卷、《千字文》一卷送给日本天皇的史事。据考证，公元4世纪，中国的古籍已传入日本。在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不仅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少条文的遣词造句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中国文化以汉籍为载体，随着中日间的人员交流而传入日本。这种传播的速度随时间而越来越快。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汉字成为日本语言的记载符号。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元、豆腐等是通过僧人传入民众的。奈良时期，中国的音乐歌舞——散乐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歌舞结合，演变成“能乐”。书法等艺术也为日本人所喜爱和摩写。中日两国文化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时都是农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响，都使用汉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甚至许多传统节日也一样。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公元645年起，日本进入“大化革新”时期，日本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新政府效仿中国唐朝的长安，建造国都，公元710年迁国都于平京城（奈良）。全面引进唐朝的政治体制、法律、文化，“百事皆仿唐制”。连皇宫四周设12门，也是效仿中国建造的。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日本派人留学中国，又请中国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东渡传授。许多有特色的寺庙和佛像面世。
以南京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耐人寻味的。因为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制造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又制造了一场“文化大屠杀”。而历史上的南京，对日本的文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南京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并且是1700年前长江下游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对日本有相当大的影响。古代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外，更多的场合和更长的时间称中国为吴国，称中国人为吴人，称中国话为吴音，称中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为吴原。从中国传过去的物品名称往往都要在前面加上“吴”字，如“吴织”。“南京”在日语中也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查阅《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南京词条，除表示中国城市南京外，还表示：中国人的别称；从中国等外国来的输入品、进口货，稀奇可爱的东西等。在日语中，冠以“南京”词头的名称则比比皆是：“南京烧”(中国瓷器)、“南京钱”(中国铜钱)、“南京口”(中国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国或印度大米)、“南京锭”(洋锁)等。日军在被摧毁的南京中山门城墙上狂叫
——采自《南京大屠杀图集》据史料记载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日本遣使来建康，以后又在公元412年、415年和430年，多次派人来建康学习南朝的纺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服装的和服在日语中又称为“吴服”。南朝的建筑技术传至日本，在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28—544年)一段时间中，日本重要建筑大多采用六朝样式，并特别采用“梁式”(梁为南朝的第三个朝代)一名，如今六朝样式已成为日本“文化财”(历史上文化活动的产物)和“国宝”(最高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日本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筑技术的结晶。
在元代到过中国并史册留名的日本僧人220人中，许多到过南京蒋山寺。他们学成回国，在京都开寺(公元1339年)，仿南京凤凰台，取山名为凤凰山。明清时代更是日本南京交往的极盛时期。仅到南京谒见明太祖或拜访天界寺者，留下姓名的日本僧人就有无我省吾等7人，在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还担任了明朝赴日使节的翻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千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学者、僧侣、官员、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历尽艰辛，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日本人以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中国典籍文物传入日本，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日本的汉学者大宫真人潜心研究楚辞屈赋，于1994年出版了《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一书。他发现屈赋许多词语的上古音与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读音相近，把这些成对应的地名按屈赋诗句的顺序排列起来，地图上竟然呈现为有序的行路图。于是，他得出结论：屈原被放逐期间到过九州，《离骚》、《惜诵》、《抽思》、《怀沙》等作品既是作者忧思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在日本经历的记录。此论新奇大胆，也是见仁见智。但从这有趣而富有想像力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学者的影响之深。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飘流到九州南面的种子岛，日本人才知道白种人的来历。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也纳入法西斯侵略文化体系。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也愈演愈烈。先是日本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的文物典籍强行杀价“购买”。那时，他们虽心存劫夺，但还能演出“买卖”的场面。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全面灭亡中国的图谋付诸实施，并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中国文物典籍进行洗劫，公然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全面的破坏。
三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
在日本发动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中国文化遭受一场大破坏、大浩劫。中国的国土一半被践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绝大部分被侵占。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强占我国东北4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军全面侵华的八年中，我国长城以南、大江南北的千里河山蒙受战祸，其战区之广，实属惊人。战后国民政府初步统计指出：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为第一期，计1年4月，已遍及13省，北起黄河流域察、绥、晋、冀、豫6省，中达长江流域苏、浙、皖、鄂、赣5省，南及珠江流域粤、闽2省。经过剧战的地方达256市县。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民国）32年7月6日，计时总达4年又8月。战场仍以第一期被侵占各省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战县数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计61县。次则浙、鄂、粤、赣四省均在30处以上。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约20处，其他皖、湘、苏、闽、鲁、绥、滇、冀8省则有15处至1处不等。合计15省295市县。第三期自32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敌后游击为制敌有效战术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据点经常皆在战斗中。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市内中山路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以及儿童车等装载抢劫的财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秘藏《不许可写真集》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余若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互争之地。择其较著者计有84市县作过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50处，长江流域32处，珠江流域2处。
八年来全面曾蒙战祸区域共467市县。”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页。
不过，“蒙受战祸区域共467市县”之说是不准确的。此数实际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计6年中我方蒙受战祸的区域。抗战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韩启桐就编制统计出抗战6年中我国蒙遭战祸区域为467市县。这467市县还不包括“七七事变”前陷敌的冀东21县。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
灾区范围并不仅仅是上述直接蒙遭战争侵害的地区，它还应包括未经战事即告沦陷的地方及敌我两军交错的地带。就文化损失而言，它还应包括敌机深入中国腹地轰炸所造成的损失。韩启桐统计出抗战时期前6年被敌侵占市县城区（包括一度沦陷后又收复的地区在内），至少应在751处以上。如是，加上冀东21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则八年抗战中灾区约有918市县。
应该指出，此数是按国民政府当时行政区划统计的。战时中共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出于抗战需要，在其统辖区又重新设置划分县治。战后据中共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九百三十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中国的人权状况》，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日。而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沦陷地区的45％。
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中国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屈辱的象征而进入日本的，源源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战时，日本国内一大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识熏陶，自觉地充当战争的喉舌，他们从“学术研究”、“文献处理”到“考古调查”，完全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形态，从而为谋求天皇政体的最高利益服务。
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目的，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为经济掠夺服务，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由于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被占国的文化遗存和教育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如日本1895年占领台湾后，就大力开展殖民教育。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同年9月，又根据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日本的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1932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文化方面，则明令日语为伪满洲国“国语”，中文却被称为“满文”。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军人甚至学者，自发地、有组织地进行文化侵略，轰炸、损毁古建筑，焚烧、劫夺文物典籍，破坏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这些伪装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明浩劫面前统统暴露无遗。日军对中国图书典籍、古物古迹和教育事业的破坏，其性质远远超出一般战争意义上的理解。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和文献的形式。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积累实践经验，保存有价值的材料，反映各种研究成果，不断创造和发展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系。记载、反映这些知识的文化典籍和文物，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所造成的损害，打断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损害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特指精神财富，它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等。文化就形态而言，有有形与无形之分。本书所作的文化损失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有形损失即物化损失而展开的。
为了叙述和阅读的方便，本书主要是按专题分述的。而专题分类也是相对的。文物是指历代遗留下来的对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价值的实物。如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本书是将古建筑损失、图书典籍损失和文物损失作专题阐述的。内容上会有一些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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