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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幽灵

第九章

  大汉奸全部落网

  1945年的中秋之夜,上海杜美路70号门前的马路上沸沸扬扬,各种款式的轿车鱼贯而来。伪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长丁默邨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手执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的请柬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花园洋房里灯火灿烂,弦声悠扬,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汉奸们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他们都在暗地里琢磨着心狠手毒的蒋介石。

  50余桌佳肴甚为丰盛,高脚酒杯在灯光下熠熠闪烁。酒过三巡,黝黑马脸的戴笠站了起来,用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稍停,他乘着酒兴继续胡言乱语:“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汉奸们拍红了巴掌。妈拉个巴子,老子好久没那么痛快过了。就像卸了磨盘的驴,这几百名汉奸得意忘形起来,划拳行令,插科打诨,这位绕着手指唱段妓院里流行的小曲,那位把脚搭在凳子上用黑道上的行话找回感觉……这座中美所与军统局的联合办事处里迷迷蒸蒸,一派乌烟瘴气,像烹着一锅掺了烧酒的烂粥。

  这次晚宴是戴笠的稳兵之计。

  中秋聚宴后的第三天晚上,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汉奸们咽着唾液按约来到愚园路公馆。岂料这次是“鸿门宴”,公馆的门坎内侧就像有个陷阱,汉奸一进门脸色就变,进来一个变一个。先进来的缩着脖子站成一溜,与后进来的面面相觑,连抱拳施礼的资格都没有了。院里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戴笠黑着脸说:“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到检举。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准备把诸位送到监狱去。”是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帮民族失败主义者,从重庆辗转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938年12月29日在香港发《艳电》,公开投向日本怀抱。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宣布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是日,汉奸集团头目宣誓就职,并发表宣言和政纲民族的败类和人渣一下涌了出来。他们给自己设计了一副嘴脸:一身黑绸短打唐装,白草帽,薄底唐装鞋,这是夏天打扮;冬天则是西衣绒短打唐装,毡帽,白袜绒面唐装薄底鞋;而且,外衣的钮扣不结,露着胸脯和腰间横别的盒子枪。这伙卖国求荣的走狗追随其新主子,进行卖国宣传,镇压抗日运动,屠杀中国人民,掠夺沦陷区的经济资源,割他老母身上的肉,放他老父身上的血。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以大小汉奸五花八门的头衔,利用汉奸维持各地“治安”,抵制共产党的军队接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共产党“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严办快办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实蒋介石恨不能扒了汉奸们的皮。娘希皮!这些徒子徒孙与老子反目,依仗新主子在大地方搭台子与老子唱对台戏,把老子挤在旮旯里受窝囊气。他何尝不想私仇公报,解却胸中块垒,又骗取民心捞些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在美军的援助下,重庆的党政军官员及军队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杭州等主要城市及交通线,等到完成了对各地的收复和军事部署,无需汉奸维持了,蒋介石就开始对汉奸下手了。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的老一套,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举行盛大宴会,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大汉奸发出了“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晚上8时,正当50余名大汉奸开怀畅饮至极乐境界,戴笠宣布了逮捕令。王克敏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身体早被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一听到他的名字,当即瘫倒在沙发里。戴笠曾指示手下的杀手在煤渣胡同伏击过王克敏,但只打死了他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他本人侥幸只受了轻伤。戴笠望着这个险些死于自己枪下的大汉奸说:“你有病不必去监狱,可在家听候传唤。”其实,王克敏在投日前,曾以“兹事体大”致电请示蒋介石,宋子文受命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也就是说,王克敏当汉奸是蒋介石批准的。戴笠的关照对王克敏是一个刺激,他决定不买这个帐:“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汉奸首要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汪时璟、殷汝耕等尽数被捉,关进炮局监狱。

  在此前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在广州被捕,旋即押往南京。伪内政部长梅思平、司法部长李圣吾、经理总监岑德广等在南京被捕。伪山东省长马良、杨毓珣,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琅等也分别被捕。

  蒋介石搞不过日本人,整汉奸倒相当顺手。只是在汪伪二、三号巨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那里遇到点麻烦。

  抓捕汉奸的行动即将开始时,重庆的《新民报》转发了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消息:“北平29日电,同盟通讯员发:据《光华日报》特派记者谈,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26日自杀,伤势严重,于29日不治而死。”但戴笠很快就侦知了实情,当即与日本方面交涉:“陈公博等数人似已逃往日本,是什么人帮助的?”

  原来,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结束回南京后,就告诉陈公博,关于伪政府要员的处置问题,未能得到“予以宽大处理的确实诺言”。陈公博遂决定亡命日本避风。

  在冈村宁次的精心安排下,陈公博于3月25日乘一架破旧的MC运输机出逃。同机出逃的还有其妻李励庄、女秘书莫国康、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何炳贤、安徽省长林柏生、实业部长陈君慧、行政院秘书长周隆痒,及日军顾问小川哲雄中尉,共8人。

  接近下午一时,飞机在日本本州鸟取县西郊的米子机场着陆。机场上满是弹坑和被炸毁的飞机残骸,四周是烈日下炽热的沙滩,寂静无人。小川费了半天劲找到一辆破卡车,把陈公博一行送到米子市政府。他们在那里用手抓着饭团和萝卜咸菜填塞了饥肠。当晚,他们就睡在草席上。为了掩人耳目,陈公博等人改穿日本军服,伪装成复员军人;李励庄和莫国康换上日本妇女干活时穿的裙裤。一副丧家之犬的样子。

  几日后,陈公博等人被日本政府接到京都,先住在洛西花园柴田一雄的别墅,因美军第六军随后进驻京都,此地无法藏匿,遂移居到京都附近比较幽静的金阁寺。

  9月9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正式提交了《备忘录》,戳穿陈公博假自杀的烟幕,要求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逮捕归案。20日,何应钦再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的《备忘录》。重压之下,日本外务省派管理局第二部长大野前往京都。大野吞吞吐吐地对陈公博说:重庆方面频施压力,日本政府作了最大的努力,并非不讲信义;你回国不能说是日本政府的意思,而要由你自己作出如此表示。

  陈公博让人往嘴里塞进去个苍蝇,还被逼着说是自己要吃的。落到了这般田地,还有什么说话的心思。他吊丧着脸摇摇头。

  离开日本的前一天,近卫文麿以给陈公博死去的母亲办理“七七”佛事为由,到京都与之会面。两个同病相怜的大人物交谈了一个小时,悲凉的气氛中包裹着泪水和叹息。

  10月2日,李励庄留在了金阁寺,其他6人被送往米子机场。在国民党政府派遣的C一47号运输机机舱门口,中国宪兵手持名册,点到名的人即被戴上手铐。陈公博愤怒地摇拽着手铐大喊:“我不是罪犯!”只感到屁股底下有一双手使劲一掀,他就一头撞进了机舱。

  在飞往南京的途中,陈公博口占七律一首:

  烽火纵横遍隐忧,

  抽刀空欲断江流。

  东南天幸山河在,

  一笑飞回作楚囚。

  陈公博把自己标榜成保护东南地区的“英雄”,但空话永远追不上以往的所作所为。飞机降落后,他们即被送往城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被移至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从此开始了“楚囚”生活。

  蒋介石遇到的另一个麻烦事是对周佛海的处置。

  周佛海在为日本人效力的后期,也为蒋介石卖过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亚美许多国家纷纷对日宣战,日本陷入孤立,渐显颓势。周佛海嗅到了形势的气味,为了自己的后路,背着汪精卫,开始向重庆“请求自首,以便自赎”。周佛海派他帮戴笠安插在伪政府中的军统特务程克祥,秘密潜赴重庆,向戴笠陈情。戴笠密报蒋介石,蒋正想利用周佛海的伪军,允准。戴笠加一手,把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从湖南接到贵州息烽县作人质。戴笠通过其岳父写信给周佛海,转达他母亲的话:吾儿不必当孝子,但要作“忠臣”。自此,周佛海便与戴笠称兄道弟地。鱼雁互通起来。

  周佛海开始了“效忠中央”的活动。他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不断向重庆输送重要情报。诸如他以访伪“满洲国”特使的身分,刺探了伪满各方面的情况;随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获得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物资供应以及对付美国进攻的作战计划等情报;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的军事部署,等等,都是周佛海“自赎”的银角子。此外,周佛海还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谋杀既无用又会惹事的“赘疣”。保释如蒋伯诚,此人曾任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潜伏在租界领导上海统一委员会,指挥潜伏人员开展“地下工作”;谋杀如李士群。

  李士群原是中统的小特务,月薪80元。投靠汉奸集团后,凭着“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能耐,地位直线上升,1943年已身兼汪伪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长等要职,变成了出将入相的大官。小人得志,气焰熏天,每来往宁沪都要清戒车站,还要列队掌号,劈刀相迎。多数汉奸头目投身敌营后,为留后路,偷偷与军统建立关系,李士群也不例外。但李士群原系中统,与军统关系本不深,权势膨胀后,对重庆的命令更是阳奉阴违。蒋介石与戴笠认为李士群必会成为一只咬主人的狗,遂密令周佛海除掉这个隐患。由于李士群在上海搞绑票杀害资本家、持枪冲击交易市场、并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日本人也有心干掉他。

  周佛海正好两头吃糖。他花了一千多万“中储券”巨款,买通日军特高课课长冈村中佐,让他出面借调解李士群与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之间的矛盾为由,将二人请到外白渡桥的百老汇大楼叙谈。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带着重庆送来的烈性毒药下厨“备菜”。冈村亲捧牛排殷勤相劝,全由不得李士群了。36小时后毒性发作,李士群大汗淋漓,瞳孔放大,拔出手枪抵住自己的前额,被他老婆夺下。这个杀人成性的家伙悲声说:“我当了一辈子特工,想不到落在了人家的陷阱里。”一年多前,李士群曾在米汤中下毒,整死了他的汉奸打手吴四宝。这是汉奸下场的规律之一种。

  怎样处置周佛海,叫蒋介石左右为难。从轻民心不饶,从重今后还有谁会倾力替他卖命?戴笠献上一策:不如先将其软禁起来,随气候冷暖,自有进退之路。允准。周佛海接受戴笠的“劝告”,电呈蒋介石,辞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的职务,把警察、军队之权及中央储备银行的家当尽数交给了戴笠,偕伪上海市公安局长罗君强、浙江省长丁默邨、周的内弟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长马骥良,由戴笠陪同飞往重庆,被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涧、瀑布、石崖、小径,秀丽清悠得天然之趣,周佛海等人串门、打牌、读报,倒也贻然自乐。后来听说此处死过不少人,加上日坐愁城心情烦躁,周佛海经要求,又被移居到梅乐斯、贝乐利住的寓所。这里同样是优裕宜人。

  周佛海等人被送往重庆保护起来后,全国上下要求惩治这个大汉奸的舆论越来越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假手打戴笠。1946年3月,戴笠于南京戴山机毁丧命。周佛海悲叹:“雨农死,我亦亡。”是年9月,周佛海等人被解往南京,关进了老虎桥监狱。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其中移交各地高等法院审理者4292人,交司法机关审理者334人;查封逆产1456户。

  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截止日期。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1948年1月5日宣布:据各省市已报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案内,起诉的为30828人,免予起诉的为20718人,其他的为13323人。审判办结的25155案内,科刑的为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傅式说等50余人被判死刑;陈璧君、陈则民、钱谦、周贯虹等近百人被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介石赦免,改判无期徒刑;丁默邨被处死;罗君强也被判无期徒刑。

  头号巨奸汪精卫已死,对他恨之入骨的蒋介石亦不肯放过,要炸坟焚尸。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过后,中央委员们到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晨光通讯社记者、爱国志士孙凤鸣突然闪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发三枪。汪精卫中弹倒地。未参加摄影的蒋介石赶来,屈着一条腿,抓住汪精卫的右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汪、蒋为争权夺利素有倾轧,汪认为是蒋介石下的毒手,他喘着粗气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汪精卫经过救治幸免于死。

  1938年至1940年,戴笠五次遣杀手行刺汪精卫,从河内杀到南京均未成功,反折了几员大将。但1935年留在体内的子弹时刻困挠着汪精卫。后来他到日本取出子弹,但病情急剧恶化,于1944年11月死在日本,尸体运回南京,葬于梅花山。

  1946年1月21日,按蒋介石的授意,工兵部队用150公斤烈性炸药炸毁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汪坟。棺内,汪精卫的尸体着伪政府文官礼服——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略显褐色的面部呈现出一些黑斑点。别无葬物,只是在汪的马褂口袋里有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陈璧君。尸体与棺木一并被秘密拉到清凉山火葬场焚化,灰土未存。

  应了汪精卫的谶诗:“劫石残灰,战后弃骨。”

  赴死榜上谁夺状元

  大汉奸一个一个纷纷落网,身为伪考试院副院长的缪斌非但安然无恙,反得到了戴笠发给的八万元奖金。缪斌大喜过望,即日在上海绍兴路的家中举行欢宴。但好景不长,1946年2月上旬的一天,几个腰上挂着盒子炮的彪形大汉破门而入,二话没说就将他铐上。缪斌有恃无恐,与家人从容告别:“你们只管放心,我是不会死的。”岂料两个月后,他就在监狱里被秘密枪决,成了第一个受审、第一个被处死的大汉奸。此事自有曲奥。

  缪斌被解往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4月3日下午开庭审判,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庭长兼陆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任审判长,检察官为李曙东。旁听席上坐满了记者及各方人士。法院内外的戒备格外森严,大门前有两个武装法警把着,法庭门口另有4名武装法警及两个徒手法警严守,庭内还有一拨子武装与徒手法警待命。

  肥胖的缪斌光颓着脑袋,上身着酱色条哔叽夹袍,下穿藏青色华达呢夹裤,干干净净地立于被告席上。

  石美瑜宣布开庭。检察官李曙东宣读起诉书,列举缪斌勾结日本侵略者、通敌谋反、为害本国、担任日军特工和伪府要职达8年之久等一系列罪行。缪斌站在被告席上目不斜视,脸亡时而流露出不服与讥诮的神情。

  当石美瑜讯问他叛国附逆的罪行时,缪斌不慌不忙地解开一个纸包,取出准备好的材料,为自己辩护说:蒋委员长曾说过,抗战有种种途径,除战场外,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本人虽然出任伪职,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曾与中央军统局暗通消息,为了救国搞软性抗战,做策反工作,谋求以敌制敌,促进敌人自己溃散。

  缪斌一边出示有关电报等证件,一边口称“敬之兄”,述说看与何应钦等书信来往的密情。

  检察官李曙东从他一开始说这些,就感到情况不妙,当庭加以驳斥,并一再声明不要他陈述这些事,只要他供述在日伪政府任职期间犯下的罪行。

  缪斌仍然要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李曙东不断压住他的话头,历陈他的罪行,指责缪斌所辩无非是砌词狡辩,殊无足采。石美瑜不得不匆匆终止审讯,宣布辩论结束,8日下午2时判决。

  缪斌回到狱房,心思忽而轻轻地浮上来,忽而沉沉地坠下去。侥幸的心理还是要大一些:我给老蒋办过大事,不能说有功劳,也应该说有苦劳吧。他就这么上来下去地苦熬过了5天。

  但4月8日的宣判使他完全惊呆了。石美瑜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等之后,当庭宣判:“被告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缪斌大呼:“判决完全与事实不符,一定要申请复判!”石美瑜说:“被告可于10日内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

  为什么缪斌在大汉奸中被捕最晚,一旦被抓就急于判决呢?原来缪斌干的一件事惊动了美国总统。

  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急于同重庆政府媾和。缪斌是个两头都通的暗道,便决定通过缪斌做“谋和”的工作。蒋介石的军统组织想在不战而胜的局势中立个头功力,就同意缪斌去东京活动。缪斌深知蒋介石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禀性,要求戴笠出示一个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居然就下了一个手令:“特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缪斌把这个手令的抄件揣在怀里,化名“佐藤”,秘密潜往东京,找到了裕仁天皇的亲叔父,在战争中持温和立场的东久迩亲王。

  东久迩:“重庆将承认天皇吗?”

  缪斌:“是的。”

  东久迩:“重庆为何愿与日本谋和?”

  缪斌自作聪明地说:“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日本是中国的防浪堤。如果现在缔结和平,我们也能阻止苏联出兵。”

  东久迩;“鉴于这种事实,即你是由小矶首相接来日本的,为何你首先与我会晤?”

  缪斌:“在日本除了天皇外,没有人可以信赖。我不可能见到天皇本人,所以请求你将我的口信转达给天皇陛下。”

  为了使日本内阁相信自己能代表蒋介石,缪斌还出示了蒋的手令。但以军部起主导作用的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否决了缪斌的方案,并将他逐出了国宾馆。缪斌在日本活动了40天,无功而返。

  事情糟就糟在日本投降后,美军在日本内阁的档案里发现了这起被称为“佐藤事件”的文件,麦克阿瑟请示美国总统,答复是不知有此事。麦克阿瑟遂电询蒋介石:为什么瞒着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蒋介石复电表示绝无此事。蒋介石还要依靠美国打内战,为事情免于败露,蒋下令立即逮捕缪斌,并迅速处死。

  缪斌的秘书许庆圻和家属在国民党要员中求请贿赂,甚至把缪斌自己合用的保险汽车送给了何应钦,但一切努力都回天无力了。5月21日中午,缪斌接到最高法院复判的“特种刑事判决”。他浑身战栗,对天长叹:“老天啊,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于死地!”4小时后,他吃了一粒子弹,比大名鼎鼎的巨奸陈公博伏法早了13天。

  缪斌是战后第一个成为刀下鬼的大汉奸,如果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时算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别汉奸,当属汪精卫的主任秘书兼行政院秘书主任黄秋岳。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献策说:“现在日军7o多艘大小兵舰泊于江阴上游以迄汉口长江中,沪战一起,它们若云集吴淞口,将对我极为不利。我看,应迅速封锁江阴水面最狭处,然后逐一歼灭。”蒋介石允准了这个计划。然而,所有原在长江中下游、武汉以下水域,包括6000名海军陆战队的战舰抢先东行,安然脱离了包围圈。

  8月下旬,蒋介石欲亲自到上海前沿防地视察。为了避免日军空袭发生意外,原打算借用英国大使的林肯车前往。但事隔一夜,大概是感到堂堂一国元首搭车巡行有失体面,蒋改变了主意,决定乘自己的车于夜间赴沪。这一念之虑使蒋得以自救,英国大使的车行至无锡挨炸,英国大使替蒋介石负重伤。

  显然,这两个高层绝密计划被泄露了。

  戴笠经过密查细究,认为黄秋岳最为可疑。在又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之后,戴笠对黄秋岳进行了“全天候跟踪”。傍晚,黄秋岳来到国民路“五味和”饭馆,当他摘下呢帽挂在衣帽钩上时,跟踪的特工眼睛一亮:衣帽钩上有两顶相同的呢帽!少顷,一个“刀条脸”取下黄秋岳的呢帽扣到头上离去。几天后当黄秋岳与“刀条脸”如是传递情报时,被特工用两顶同样的呢帽换包。特工人员从帽里皮沿缝中,发现了写满机密情报的纸条。此前,还发现黄秋岳的儿子、在外交部任副科长的黄纪良同汤山镇温泉军政部俱乐部的女招待廖雅权过往甚密。经查,该女为日本人南造云子。戴笠下令逮捕了这三个人。

  黄氏父子汉奸、间谍案由军委会组织最高军事法庭审理。他们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蒋介石亲笔签署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书。南造云子的罪行也被侦知。他的第一次得手,是窃获了吴淞口要塞的炮位、地道、明堡等分布情况的军事机密。1932年3月1日,日军以准确的炮火摧毁了要塞的几十门德国造远程大炮,攻占了固若金汤的要塞。另一种说法是,窃获吴淞口要塞情报系汉奸金璧辉所为。

  黄秋岳父子被公开处决。南造云子被判无期徒刑,关进老虎桥中央监狱,但不久便神秘失踪。汪精卫公开投敌后,她又出现。有史家认为汪精卫是黄氏父子泄密案的幕后操纵者。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驾车行经上海霞飞路百乐门咖啡厅附近时,3名军统特工将其击毙。

  “男装丽人”生死之谜

  北平宣外第一监狱。3月的清晨还很寒峭,一个着灰色囚衣、橄榄色毛料西装裤的女囚,被拉到了狱墙的一角。她40岁出头,脸部浮肿,上牙已脱落,长期浪荡的生活已毁了她的健康与容貌,但她白皙的皮肤、黝黑的大眼睛和纤小的手,还残留着当年的美。

  行刑官令她面壁而立,问:“是否要留遗嘱?”女人用男人那样粗硕的嗓音说:“我想给常年照顾我的养父川岛浪速留封信。”

  她站着写完了信。行刑官核对了姓名,宣布她的上诉被驳回,并宣读了死刑执行书。行刑官令其跪下。一声枪响,子弹从两眉之间穿出。她左眼圆睁,右眼紧闭,满脸的血污已不能辨认。

  这个女人就是金璧辉,也就是名声远播的川岛芳子。

  金璧辉是清王朝最后一代王族肃亲王之女,排行第14。三岁时被生父当作“小玩物”,寄养于曾任清室顾问的日本人川岛浪速家中,认川岛为义父,易名川岛芳子。她在畸形的氛围中长大,10多年后,养成了浪荡、疯狂的性格,也出落成一个明眸玉肤,丰乳圆臀的美女。

  美女一旦把脑袋夹在裤裆里,她就会变得百倍的聪敏,也就会变得百倍地邪恶和残忍。

  金壁辉17岁那一年,被59岁的养父川岛奸污。川岛说:“你父亲是个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智勇仁兼备者。”金璧辉在手记里写道:“于大正13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次日一早,她头梳日本式的发髻,身穿底摆带花的和服,拍了一张少女诀别照,即剪了一个男式分头。

  从此,她就把脑袋夹进了裤裆。

  她说:“我恨男人!”她要报复男人,报复世界。她怀着复仇的决心,冲向一个个男人:蒙王甘珠尔扎布、日本陆军军官山贺、联队旗手山家亨、间谍田中隆吉、作家村松、右翼头子头三满、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投机家和巨富伊东阪二……她热烈拥抱他们,疯狂地与他们接吻,在床上翻腾搏杀,她摧毁自己,用灵与肉裂变的残酷武器去俘虏他们、利用他们、撕裂他们。她成功了,在日本她能影响“剃刀”首相东条英机,在中国能在立法院院长孙科手里获取蒋介石下野的机密。她赢得了一大把乱哄哄的头衔,甚至戴起大将的肩牌。她过着挥金如土、荒淫无度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金璧辉受日本主子的驱遣返回中国,利用夹在裤裆里的聪敏和美丽,从事间谍活动。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加速“满洲国”的独立,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驻上海特务田中隆吉收到板垣征四郎的一份电报,要求他在上海挑起事端,并拨来两万日元经费。田中隆吉拿出一万元交给金璧辉,同她商议了一个诡计。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左右,日莲宗山妙法寺的5个僧侣经过上海三友实业公司门前时,该公司受到金璧辉鼓动的几十名工人突然袭击了他们,使3人受伤,有一个叫水上秀雄的不日死亡。受金璧辉策动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以报复为由,组织30名日本浪人烧毁了三友实业公司,并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警士田润生遭枪杀。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不失时宜地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蛮横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处罚肇事者;三、负担伤亡者的医疗费和赡养费;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当夜对陆战队下达出动命令,进攻日军守区外的闸北。我19路军修筑街垒工事,奋起反击。“一·二八”事件爆发。

  田中隆吉和金璧辉嫌不过瘾。于是,设便宴把在上海的资本家福岛喜三诱来,用手枪逼着他向三井财团总部发电,请团琢磨理事长要求帝国政府立即出兵。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事变以签定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在烟雾弥漫的舞场上,田中隆吉用毛刺刺的腮帮磨蹭着金璧辉雪白的脖颈,满嘴喷着酒气说:“多亏这一击,满洲独立成功了!”

  金壁辉参与导演了凌辱中国的“一·二八”事件,在此之前,她还把婉容皇后从天津秘密挟持到东北,为伪“满洲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身手不凡。“七·七”事变前后,她潜入东北进行策反颠覆活动,与日本驻津特务机关谋划利用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并拟将溥仪迎回北平,图谋复辟清王朝。

  金璧辉名声大躁起来。报纸上登出她的照片,惊赞“川岛芳子是个天才”,是“活跃在战火中的魔女”;她甚至与风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女谍玛塔.哈丽齐名,被称为“东方的玛塔.哈丽”。日本作家村松根据她的传奇故事,写了一部叫《男装丽人》的小说,把她塑造成一个身穿特制军服,忙碌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弄潮儿。此书当时成了风行日本的畅销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个像幽灵一样的女妖失去了神秘的力量。1945年10月10日,一群宪兵闯入金璧辉位于北平东四九条的家中,把她从床上叫起,反绑起双手,蒙上头,押上了警车。直到这时,这个把生命异化为一场闹剧的浪女还透过薄薄的蒙布,与她的秘书互作鬼脸。

  戴笠亲自提审金璧辉,想从她嘴里挖出些重要的情报。当金璧辉告发军统特务马汉三曾从她那里搜走一柄九龙宝剑时,戴笠的心一紧。经详细盘问,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团终于有了线索。原来,当年孙殿英将东陵盗墓所得九龙宝剑赠给了戴笠,戴笠托马汉三带到重庆孝敬委座,马汉三被日军逮捕后将宝剑献给田中隆吉买得活命,田中隆吉寄存在金璧辉住处,马汉三在逮捕金璧辉时掘地三尺复得宝剑。

  此剑修长的剑柄上雕着九条栩栩如生的紫金龙;剑体用镔铁打成,不锈不污,吹毛得过;鲨鱼皮的剑鞘上嵌满红蓝宝石和金刚石,在太阳底下华光灿然。此稀世之宝,是乾隆皇帝的陪葬之物。

  戴笠得知古剑下落后,给马汉三传过话去。马汉三仓皇献出宝剑,并附带献上10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交给戴笠。他向戴笠说了一个保剑历险的故事。聪明绝顶的戴笠笑而不语。可是他没想到,他在飞往南京的途中,座机被马汉三手下安置的高爆力定时炸弹炸毁。戴笠被烧成一截黑灰棒,他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使他从另外的13截黑灰棒中被区别出来。九龙宝剑既是戴笠的死因,也是弄清他的死因的重大线索。

  1947年10月8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对金璧辉进行了公审。她面施白粉,梳着油亮的短发,穿一件黑呢大衣,毫无愧色地走到被告席上。在受审中,她狡词巧辩,凡对自己有利的问题,即作出回答;对自己的罪行却讳莫如深,反问庭长:“你是怎么知道的?”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衷心热爱中国,尽管加入了日本国籍,还是发誓忠于清王朝。”

  南京的《中央日报》和东京的《朝日新闻》作了如下报道:

  “河北省高等法院于8日公审金璧辉(川岛芳子)时,法庭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因为是公审东方的玛塔·哈丽、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三千多名看热闹的人一齐拥进了小小的法庭。狂热的人群有的把窗玻璃挤碎,有的把椅子踩坏,造成一片混乱。由于无法控制秩序,公审不得不改期。”

  经过多次审讯,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间谍罪判处金璧辉死刑。

  被判处死刑后,她给小芳八郎秘书写了一封长信,无意之间活画出她难堪的人生。她写道:“我真的成了小丑,天才的小丑。报纸说,有人建议卖门票,把我当作玩物供人观赏,将收入用来救济贫民。监牢是人生的筛子,筛选出来的人就是伟大的人。像我这样被世人误解的人是很少的。人在临死之前,会变得非常了不起。‘花儿献给你……’我的命运使我变成了诗人,我写了很多诗。科长鼻子特别大,人们都叫他大鼻子,人们都管我叫二鼻子,而难友们却叫我‘傻哥’。再过5天就是新年了,我真想吃年糕、年糕菜汤和年糕小豆汤。我不愿意同人埋在一起,可以和猴子埋在一起,猴子是正直的动物,狗也是正直的动物。公审那天,法官问我为什么回到北平,我说因为我养的猴子得了痢疾病,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庸俗的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我珍爱如命的就是猴子。那些要死而没有死成的人,应该成为世上的伟人、圣人,并由他们来进行统治,所以,人们应该常常经历一下内心的死亡线……”

  而她并不甘于束手待毙。她发信给其日本养父川岛浪速,哀叹自己为日本尽了力,而今成了一个被人扔下的玩物和小丑。她要川岛给她寄一份伪造的户籍抄本,将第一王子宪章的次女、已加入日本国籍的廉子改为她的名字;另外,把她的出生时间推迟10年。这样,她就可以被证明是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不能以汉奸论罪;其二,如果她小了10岁,“九·一八”事变前后才是十五、六岁的少女,就不可能当“安国军”司令,犯下如此多的重罪。

  这种做法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另一个名噪一时的女间谍李香兰,原被作为文化汉奸判了死刑,后来由于她被证明为日本人,而改判无罪。回国后她把名字改回为山口淑子,还当上了参议院议员。

  金璧辉的律师们也在四处活动。她在日本的家庭教师本多松江为证明她是日本人,也在到处奔波,征得了三千人的请愿签名。本多在美国留学时曾与宋美龄有一面之识。但她准备来中国找宋美龄时,听到了金璧辉已被处决的消息。

  清晨,监狱围墙里传出一记沉闷的枪声。7时过后,一副担架从监狱的后门抬出。记者们涌了上去,被血污涂盖的脸已无法辨认。日本长老古川大航认领了尸体,给它裹上白毛毯和花布,做完佛事,送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闹剧并没有就此打住。事后不久,北平的报纸就根据传闻登出消息说,被处决的不是金璧辉,而是同监犯刘凤玲,刘凤玲的母亲被迫以10根金条的代价出卖了女儿的生命。监狱官员先给了刘母4根金条,行刑后,刘母去索要另6根金条时遭殴打,再去则未归家。

  金璧辉的哥哥宪立后来回忆说:“当时进驻北平的11战区司令孙连仲的夫人,是清王室的血缘亲族,我决定通过这层关系来营救芳子。孙夫人说:‘在行刑的时候,’可用替身换下芳子的生命,但需拿出100根金条疏通关节’。”宪立说到这里想起了什么,便打住了。

  本多松江作了这样的推测:“当我听说死者的耳朵附近长着又密又厚的头发时,我立即想到这是替身,而不是芳子。”

  无论怎么说,作为历史的金璧辉已经死了,所以,真实的金璧辉已经死了。这个死者是谁呢?她的衣兜里有几只毛粟子,手里攥着写着绝命诗的纸片。诗曰:

  有家不得归,

  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

  有冤诉向谁。

  诗是荒谬的。但它却真实地记录了汉奸在寻找灵魂的归宿时,普遍会遇到的难堪。

  群奸被钉上耻辱柱

  陈公博吸完一支烟,慢腾腾地站起来,穿上深灰布面长衫,又戴好黑呢船形帽。他看了一眼显得不耐烦的法警,夹起两叠卷宗,走出了狱房。当步出苏州狮子口监狱的铁门时,看到有那么多摄影记者和群众围在那里,他一怔神,匆匆地爬上了等候在门外的一辆破旧的马车。在沿街的一片怒骂声,马车驶往一箭之隔的道前街。

  1946年4月5日下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公审陈公博。

  庭长孙鸿霖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等,陈一一置答。庭长又问:“你有很多财产吗?”陈公博想了想,答道:“我要是说没有财产,人家不相信。我要是说有财产,自己不会相信。我所可告人者:我没有房产,没有田产,更没有银行存折。所以,我是否有财产,还是请庭长调查吧!”旁听席上发出了笑声。庭长令陈公博站立一边,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就陈公博在任伪职期间祸国劣迹之最严重者,列举了他的10大罪状,那就是: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这实际上就是汉奸集团犯下的主要罪行。

  陈公博不服。他从卷宗夹内取出所谓《八年回忆录》,操着广东口音念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对10大罪状逐一加以辩解,说《起诉书》“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非但不承认有罪,反而认为自己的所为是为了对保全民族元气,而且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因此自己是有功的。庭长以大量的事实证据,驳斥了陈公博的辩解,还当庭播放了他在伪“满洲国”建国纪念日上的演讲录音。陈公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中日满三国应携手勇往前进,恭祝满洲国运昌旺!”

  将近晚上8点,庭长问陈公博还有什么可说。陈公博说:“检察官是江北口音,本人听不懂,唯其中有一言,使我非常感动,就是‘春秋责备贤者,非服不可’;本人当然不敢以贤者自比,可是我早就说过,无论法庭判我什么罪,我都绝对服从的。”他只剩下诡辩了。

  一周之后,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并告陈公博如有不服,可以书面形式向最高法院上诉。陈公博听到宣判,脸色一灰,语无伦次地说:“本人在公审时,即已声明决不愿申辩及上诉,当时所以向检察官答辩,乃求内心之安定耳。感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所言的一切,可表明本人身体清白,人格清白,故本人无论被判何刑,均以绝对服从之态度接受,决不再行上诉。”

  陈公博昏头昏脑的一席话,并不证明他有某种骨节,而实在是他知道自己罪极无赦,实在是出于无奈。他对探监的儿子说:“提到政治我真有些伤心了。为了办政治,你的祖父卖尽家产,结果弄得锒铛入狱。我为了政治,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囹圄。干儿,以后你干什么事都好,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

  囚室放风时,为了安慰他,褚民谊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死刑,我自然也是死刑。”陈璧君也凑上来说:“那我自然也是死刑了。”其实不用安慰,既然横竖逃不过死罚,那就每餐吃三碗饭,照常写字看书。

  6月3日晨8时许,苏州第三监狱的囚室照例按时打开,囚徒们鱼贯而出,到院子里散步。陈公博应典狱长之求,为其写一幅对联:“大海有其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正当他以博大与从容的姿态,写剩三个字时,忽发现几名法警已立于身后。是死期了。写毕最后三个字,他回到自己的囚房,点燃一支烟,换上蓝布长衫,玄色丝袜,黑色皮鞋。做毕,他取出一把常用的茶壶,走到陈璧君的囚室,向她鞠躬,送上茶壶留作纪念。旋又去同褚民谊诀别。来到法庭,陈公博给家属写了一封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搁下笔,他与在场的法官法警们一一握手。进入刑场,问哪一位是行刑的法警。法警周本范自报,又握手。旋即背立。枪响。陈公博倒地抽巴起来。同是大汉奸,同样被判了死刑,陈公博等不得减刑,而周佛海能。

  周佛海抵达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的当晚,当局即令其写“自白书”,交待汉奸罪行。随后连续对他进行了5次侦讯。1946年10月21日在朝天宫进行公审。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判周佛海死刑。周佛海提出上诉,仍维持原判。其老婆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亦被驳回。

  这一段时间里,杨淑慧为了保住丈夫的性命,可算是费尽了心力。她四面奔走,八方求援,找遍了国民党实力人物和军统头子;还曾破费金条,托庞炳勋、孙殿英这些投敌将领,给周佛海出具“于抗日有功”的证明。事情毫无转机。

  按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抗告被驳回24小时后,罪犯即可被拖出去执行。就在这个时候,杨淑慧拿出了最后的一招,果然使情势发生逆转。

  杨淑慧找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机要秘书陈方,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佛海真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杨淑慧不仁不义!”

  陈方连忙问:“你是什么意思?”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信上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佛海认识他的笔迹。我给这封信拍了照,原信送至香港银行的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了,就不要怪我撕破脸皮了。我要将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就会看清蒋先生的政治道德和信用了。”

  陈方劝住了杨淑慧。大年初一,陈方上门给蒋介石拜年,说及此事。蒋闭目沉吟好久,才点了一下脑袋,嘱文官处行文司法院,答呈国府,给周佛海减刑。

  经数度公文来往,由陈布雷和陈方再三润色的《准将周佛海之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以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义下达。

  与其说救了周佛海一命,不如说让他多受了几天罪。一年之后,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日夜伏在床褥上哼哼,哀叹自己“还是死了好”。2月28日,周佛海在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中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口鼻流血而亡。一说周佛海为人毒杀。

  大王死,朝臣灭。夹在陈公博与周佛海的死期之间,乱枪响处,竖起了一根根焦黄的竹杆,挑着孤零零的招魂幡。

  褚民谊是个风流丑角,当上大官后,凭着一时的冲动,常在大众广庭之间踢毽子。有一年开全国运动会,华南选派的一名游泳女选手漂亮而风骚,俗称“美人鱼”,撩得褚民谊按捺不住,竟将自己收拾得油头粉面,为“美人鱼”坐的马车执鞭拉缰,游览南京名胜。1942年出任汪伪驻日大使,日方大灌迷魂汤,组织了50万人到神户码头迎接,他整日拱着手四出拜会,还拜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紧跟着陈公博,一枪从他的背部打入,这个太极拳高手在地上翻腾着打了最后一出太极拳,仰天摊手,做了最后的收势。

  帆布行军床把王揖唐抬到法庭公审。听到审判官的声音好生耳熟,他睁眼一看,立马从帆布床上挣扎着坐起来,喝斥道:“何承焯,你这个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问大汉奸之理?”几句话轰跑了主审法官。延宕了些时日,他被用竹编躺椅抬到监狱后院,声泪俱下地大呼着“求蒋主席开恩啊!”连中七粒冰冷的子弹。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梁鸿志口念“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脑后枪响,两颗门牙从他口中弹出。王克敏在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而亡,齐燮元在此被枪毙。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先后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伏法。丁默邨在苏州狮子口下地狱。杨揆一、胡毓坤、姜西国、姚锡九等军事汉奸饮弹雨花台,错落着栽倒在荒草乱石之中。受庇护者如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这一伙丑类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耻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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