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1)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战火与灾难时，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诞的基石上，异口同声地阐释着一个邪恶的真理。他们说：“日本有8000万人口，而领土狭小，缺乏一切物质资源，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向、满州、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展‘呼吸空间’。”东条英机按照这个逻辑响亮地回答：如果不进行战争，“我们的民族将等待毁灭。与其坐守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出包围，去寻找生存的手段。”多么响亮！但它只能证明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走了多远。
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金钱和土地。野兽扑出去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需要支撑它的力量。19世纪的战争理论家约尼尔写道：“军事行动的勇敢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军队的影响。”日本军队需要得到政府的允诺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之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扩军的压力，日本急需更多的市场和资源。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的软弱可欺，掀动着军国主义分子疯狂膨胀的欲望。他们感到政府太缓慢，妨碍了他们疾进的步伐，于是一次次掀起血腥的政变浪潮。1932年5月15日，他们暗杀了首相伏养毅，在此前后，企图暗杀首相滨国雄幸未遂，但暗杀了三井财阀的巨头团琢磨等人。1936年2月26日，一些右翼军官纠集部队，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和藏相高桥是清等人。“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上台，狂躁的军国主义分子平静了下来，他们终于用血的代价竖起了自己的旗帜。
广田弘毅一上台，就按照天皇的紧急敕令，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就是把军部大臣的候选资格限定在现役陆海军将领中的制度，使军部逐步控制国家政权，形成法西斯战时体制。广田弘毅把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魔鬼们尖叫着涌了出来，像粗壮的浓烟摇着腰身升腾，贴着天空向四面漫开，播下火雨和黑暗。
1945年1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以战争嫌疑犯逮捕了广田弘毅。1946年3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甲级战犯，以“破坏和平罪”对他进行起诉。
广田是一个独特的战犯。在长达两年多的审讯中，他拒绝作自我辩护，一直保持沉默。说他独特，还因为对他处以绞刑的判决，在法官中分歧较大，以荷兰审判官雷林克为首的不少人认为不合理。这是为什么呢?
广田187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人家。他的父亲是个以吃苦耐劳出名的石匠，每个月都要干35天的活，人们都管他叫“三十五天先生”，但家境并不见转机。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贴补家计，广田常常靠卖些马蔺、松枝来赚点小钱，有时甚至在殡葬仪式上给人提白纸灯笼。贫微的出生使他自小就萌发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思想和刻苦勤奋的性格。190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在就学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右翼运动大祖师”头山满和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从他们身上吮吸了扩张主义的思想毒素和诡诈方术。1907年，他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由此开始了外交生涯。此后，经过在英国、美国、荷兰、苏联使馆的磨练，1933年担任了斋藤实内阁的外相。广田的出生、性格和经历，使他成为一个狡猾、老道的外交骗子，善于通过隐蔽、巧妙的手段来达到日本的侵略目的。
上任外相之始，为了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广田打起了“协和外交”的幌子，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恢复中日通邮，将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实现了“满洲国”与中国的通车，使“九·一八”事变后绷紧的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了松动与缓和。他标榜自己说：“在我充任外相期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在“协和外交”这个幌子的遮护下，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渗透，继《塘沽协定》之后，又压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阴谋策动“华北自治”活动。1935年8月，在广田的主持下，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合议制定了一个压制中国政府的“广田三原则”。依仗这个侵略政策，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加无所顾忌。10月20日日本特务策动香河县汉奸武装暴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地区增兵。与此同时，广田弘毅与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多次会谈，胁迫其接受他的“广田三原则”。在日本的军事和外交的双重逼压下，蒋介石于11月20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不久，国民党迎合日本的要求，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个半傀儡的机构。1936年1月，广田在日本国会上公开发表了他的三原则。他赤裸裸地宣称：
日本应以陆军主导华北分离工作的事实为基础，
通过同中国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合作，以谋求调整日中
国家关系。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一、停止排日；
二、承认“满洲国”；
三、共同防共。
但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当负责调查广田罪行的检察官、美军大尉桑德斯基在秘密侦讯中，向他讯问起所谓“广田三原则”时，他却滑得像条泥鳅。
桑德斯基：“‘广田三原则’是由你主持制定的吗?”
广田：“是由陆相、海相同我会谈作出的。”
桑德斯基根据已掌握的证据问道：“是你指导外务省东亚局起草的吗?”
广田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其中的大部分外交政策是由军部起草的。公布这个文件，尤其是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部分，是外务大臣的责任。”
桑德斯基：“你是否认为三原则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和平条约呢?”
广田的脸上爬满了无辜者的委屈：“我主张‘协和外交’，我是一贯主张和平的。”
他当初的伎俩与今天的狡诈，似乎通过一条暗道在遥相呼应。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迫使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其内阁的所有大臣也一道下了台，唯独广田弘毅在这承转的时刻奉命组阁。他完全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打折扣地按照陆军军部的意志，将陆军推荐的5个人任命为阁僚，而将被陆军指为“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吉田茂等四名人选除名。1936年3月，广田以文官的面目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但这是一张画皮，甚至是他本人的画皮，在这张画皮的后面，是一群被欲火烧红了的脸，闪烁着屠刀寒冷的光辉。事隔两个月，内阁恢复了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生产战争的法西斯机器得以高效率的运转，内阁实质上成了它的口舌。
尽管广田内阁的寿命不长，但它却似一支新型号的法西斯连发枪，毒弹频发。1936年8月7日，广田在“五相会议”上批准制定了《国策基准》。这个国策基准兼容了长期争执不下的“北进论”和“南进论”的主张，形成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它的纲领是：要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为基本国策。它站在狭小的岛国上，野心勃勃地挑起了沉重的担子，一头是中苏大陆，一头为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策基准》推动了日本的全面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海军制定了庞大的造舰计划；工业、教育、对外贸易都围绕着这个重心运转，并加强了对国民思想的控制。作为实施《国策基准》的一个方面，广田内阁抛出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掠夺必要的军需物资。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2)
1936年10月2日，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同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定了《日德反共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广田内阁把日本推到了火山口上，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和反对。1937年2月1日，广田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但在日本滑向战争的过程中，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对于他在事业顶峰创造的光辉业绩，在巢鸭监狱的秘密讯问中，他是怎样向桑德斯基陈述的呢?
他说：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的天皇救语中有一句活：“对这次在东京发生的事件，我感到遗憾”。这句超乎寻常的话是他广田要求天皇加进去的，意味着对陆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谴责。
他说：组阁人选是陆军制定的，他的抵制没有奏效。
他说：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提议的。他同意他们的提议，是为了防止因参与“二·二六”事件而退出现役的军人此后再作为军部大臣得势。军部大臣现役制的恢复最终是由内阁和枢密院讨论决定的，谁也没想到军部的统治范围会因此而扩大。
他说：《日德反共协定》是因陆军希望与德国结成密切关系而产生的。陆军还希望提出以武力解决问题，但被他广田拒绝。
广田就差没说：我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孩，他们是坏蛋。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广田下台不足半年，近卫文麿公爵担任首相，广田遂出任近卫内阁的外相。近卫在组阁宣言中声称：“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现在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的正当化的根据”。新老内阁的梦想一肪相承，广田继续推行他那套外交路线。灰色的泥石流轰鸣喧沸，裹挟着一股股冲腾而下的支脉，裹挟着巨大的破坏力向它目标滚滚而去。
它图谋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了。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广田积极配合日军的军事进攻展开了外交攻势。11月初，他宴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请他们从中斡旋，压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并谋求德国支持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他的第二个目的实际上是真正的目的后来实现了，希特勒承认了伪“满洲国”，并表示希望日本战胜中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加强了相互的依赖和勾结。所谓“和谈”的姿态，只是蒙混国际视听的一个骗局，如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不啻是不战而败。中国当然会断然拒绝，日本也就理直气壮地大举侵略。当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消息通过外交渠道传来时，广田又采取老一套，把文件往陆军省一转，无异于把掉出炉子的煤块往火堆里一扔，就抱臂站在一边，眼睛半眯着去享受烈火的美丽和温暖。
近卫迁怒于广田在外交上的失败，于1938年5月解除他的外相职务。此后广田也仍然没有消停。他经常出席重臣会议，向天皇进言，参与重大决策，在东条英机任首相、对美开战等重大事件的决策上，都有广田至关重要的一票。
再让我们看看在桑德斯基写的《广田弘毅讯问概要》里，广田是怎样的“正义”和“无奈”吧。
广田是“无奈”的，他说：在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时，作为外相的他试图坚持迅速在局部解决纷争的方针。同意陆军的要求向中国派兵，内阁的依据是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这一理由。战争开始后，他曾经试图通过英国驻日大使克莱迪斡旋和谈，因陆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后来陆军想通过德国推动和谈，由于媾和条件对中国来说过于苛刻而未果。
广田是富有“正义”感的：关于日中战争，他个人的意见是无论是否宣战，这种战争都应予反对。可是陆军左右着时局，他实在无能为力。他曾在国会开会期间向近卫首相、杉山元陆相和米内光政海相提出要辞去外相职务，原因是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但在会议期间辞职会造成恶劣影响，因而在国会闭幕后的1938年5月他便辞职了。
广田是“天真”的：1941年11月17日，在讨论近卫内阁总辞职后的继任首相的会议上，他作为前首相出席了会议。当时木户内大臣说东条能较好地打开局面，他就相信了，就同意起用东条。
广田是“无辜”的：在1941年11月28、29日两天的会议上，东条说明了对美开战的政府计划。天皇询问重臣们的意见，他表示不赞成对美战争，并向天皇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东条没有改变立即开战的决心。至于进攻珍珠港，他认为是内阁的责任。
广田还是勇于反戈一击揭发同伙的，上面的回答已经说明了问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密讯室里，他还特别检举了木户。他神色诡秘地回头望望铁窗栏杆，压低声音对桑德斯基说：“我并不想说木户有责任，但是木户处在和天皇非常接近的位置上，对所有的问题都向天皇提出过建议。可以认为，内大臣是天皇的最重要的进言者，是能根据自己的意图影响天皇的唯一的人。如果考虑到天皇的决定是接受了内大臣的建议而作出的，那么木户的责任就显得重要了，可以说，作为天皇的责任建议者，木户对他任内大臣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是有责任的。”
人道或非人道在这里出现了微妙的悖论，被讯问者或者背叛信义，或者旗帜鲜明地坚持罪恶立场。广田的表现却是双重的非人道。尽管广田在秘密讯问中机敏过人，但终究还是被推上了被告席，没有能够逃脱被公开审判的命运。
现在可以断定广田为什么拒绝为自己辩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像死鱼一样的沉默了。他说了那么多的假话，把罪行都推到了伙伴们的身上，如果他站到证人席上为自己作辩护，把自己的话再证实一遍，他将被痛击，被扒皮，他将落入多么孤独难堪的境地。
战后，以描写广田生涯历史小说《落日似火》而出名的日本作家城山三郎试图对这种情形作出解释，并为他洗刷耻辱。他写道：“人只要说话，便肯定要为自己辩护，其结果便是说出他人的过错。广田想，只要检察局在等待着这种情况的发生，自己就什么也不说”，从而达到“不为己计”的心境。可惜这种“什么也不说”只出现在检察局秘密讯问之后的公审法庭上。
广田选择了沉默。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放弃什么权利，他是以沉默作为辩护和抗诉的武器。他相信自己的话在潜在地起着作用，他在期待着法庭作出错误的判断。广田是深刻的。连桑德斯基对他做出的结论也显得混沌而无力。桑德斯基写道：“从对广田的讯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侵略行径的煽动者，或者是支持陆军对外扩张政策的主导者；不过也没有证据能够积极地证明他不是军部的同谋。广田即便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起码是侵略的各个阶段中的机敏的追随者。他对陆军侵略政策的反对仅限于讨论的范围，如果他从根本上反对的话，他就不会从1933年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法庭是无情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表明，是广田弘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进了日本的战争体制，推动了扩张的政策和战争的阴谋。他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他还被判定犯有“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面对强烈的国际反响，只以军部“暴行很快会被制止的”这个轻飘的口头保证作幌子，而“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它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它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
广田藏在自己幽暗的沉默里盘算着。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八项战争罪行，判处广田绞刑。听到这个判决，他的脸宛如爆闪出雷电的夜空一样惨白，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梦被沉雷炸得粉碎。
他是被绞死的唯一的文官。所谓文官，应该属文人一类。所谓文人，他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应该具有高度的理性。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与发展，理性建立起了社会法律体系、伦理和道德观念，它谴责和惩罚一切非人道的行为。然而，广田迎合法西斯运动，成为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堕落为人类理性的叛逆。
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
自30年代以来，在日本法西斯体制加快形成的过程中，有几个坚定有力的骨干分子，他们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1931年任陆相的荒木贞夫是这帮人的头目。在他们的直接参与和阴谋策动下，日本内阁中一次次激溅起恐怖的血光。
1946年5月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指控28名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违反人道罪三大类55条罪状。英语是法庭使用的第一语言，被告人按英译字母的顺序依次被起诉，荒木贞夫由此成为被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第一名甲级战犯。荒木贞夫被指控犯有九项罪。当法庭庭长韦伯询问荒木贞夫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荒木以僵硬而果决的语气回答：“无罪。”检察官方面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并当庭播放了一部有声电影《日本之关键时刻》，这部影片是荒木任陆相时拍摄的。
“光明从东方升起！光明从东方升起！”粗大的文字恶狠狠地打上银幕。荒木贞夫身穿将军礼服，与这充满激情的字幕交替闪现。喇叭里送出他震撼人心的演说：“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对此我们不能作简单的理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线主要是指按照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民族精神和亚洲精神，在那里建立一块乐土。日本应该用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就是这种狂妄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动着法西斯暴徒们一次次掀起血腥的夺权政变，他们要清除掉绊脚石。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为鼓动战争情绪，荒木大力运用大川和桥本所推行的政治哲学”，进行煽动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日本的重型轰炸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现代化的武器也逐步能够自造了。相比之下，内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似乎过于缓慢。发狂的桥本欣五郎中佐等陆军将校组织了秘密团体“樱会”，其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不惜诉诸武力”。他们一边讨论“满蒙问题”、军部独裁问题，一边霍霍地磨刀。1931年初，桥本和大川阴谋发动政变，拥立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得到宇垣大将的赞同后，桥本就拿出一个政变计划，准备纠集一万人在3月20日冲击议会，向议会投掷烟幕弹，然后以维护治安为由，调动部队包围议会，压议会同意由字垣组阁。但事到临头，计划中的部队头目言称并不知道此事，使得宇垣心里生疑，就叫桥本先操纵一下，向他展示一下力量。3月3日，桥本和大川以每人五角钱的酬金雇佣了三干地痞无赖，在一处公园里集众闹腾。宇垣大失所望，即表示“我觉得没有理由参与这种无聊的事”。他背叛这一阴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情报，使他相信自己不用政变也有办法当首相。这就是流产的“三月事件”。
美国检察官塔温纳在对桥本质证时直点穴位地问道：“你搞掷炸弹、组织示威的目的，是要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把政府置于军队控制之下，是这样吗?”
询问完了“三月事件”，庭长韦伯问道：“‘满洲事变’后不久又于10月发生了企图推翻政府的政变，谁是阴谋的策划者?”
桥本怔了一下，回答道：“我。”
“三月事件”流产后，经过短暂的喘息，桥本和大川又纠集一群少壮军官和民间的法西斯狂徒，预谋在10月24日再度发动军事政变，以陆军和海军轰炸机部队来颠覆政府，杀死若槻礼次郎首相，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政权。由于计划被泄漏，日本政府抢先下手逮捕了以桥本为首的主谋者，“十月事变”又胎死腹中。但若槻内阁在这强劲的冲击下，于11月末便垮台，在继之而起的伏养毅内阁中，荒木贞夫占据了陆相这个关键性的位置，政权法西斯化在实质上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荒木的庇护下，桥本未受到任何处罚。
桥本等人不满足这渐次推进的状况，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血腥谋杀，在荒木的支持下，又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风暴和刺刀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府，法西斯战争体制确立。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以充分的证据，肯定了他们的目的：“1936年2月27日，即东京军事政变的第二天，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声称，叛乱的目的是更换内阁，以军人内阁取代之，少壮派军官急欲占领全中国，准备立即对苏联作战，战胜苏联，使日本能成为亚洲的唯一力量。”
《判决书》进而指出：“二·二六”事件是极端派同“温和派”长期斗争的终结，“这场斗争的终结，是阴谋分子对日本政府的控制权，使全国的社会舆论和物质资源服从严格的规章，以准备侵略战争”。
《判决书》认定：桥本“是陆军军官，很早就参加了阴谋。他用尽一切手段去促成目的的实现。在阴谋者中，没有人具有他那样厉害的极端见解，也没有像他那样露骨。他倡导日本用武力占领满洲来进行扩张，用武力对付日本的所有邻国。”
关于荒木贞夫，《判决书》指出：他是“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倡导者。他在实际上是并承认为陆军这种运动的显著指导者之一。”“不管他有无政治地位的时候，都以军部的政策，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使日本富强。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所采取的政策，亦即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
在对他们的指控中，还有直接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成立“满洲国”、从事法西斯理论宣传、武装进攻苏联等罪行。桥本还亲率日军炮兵纵队进攻南京城。南京陷落后，又在南京至芜湖的长江岸边部署了长达两英里的重炮交叉火网，轰击搭船逃生的中国军民，成千上万的人被炸死，宽阔的长江水温热殷红，漂满了残碎的尸体。
荒木贞夫和桥本欣五郎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巢鸭监狱服刑七年后，他们都被假释出狱。1966年11月1日，荒木贞夫在日本奈良县十津村发表反共演说时暴病而亡。
怎样处置吸血鬼（1）
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大军在翻腾的硝烟中迅猛挺进，它有足够的锐利和穿刺力，就像钢针一样狠狠地插入邻国的肌肤，抽取着滚滚血浆。它抽取的血浆输进了谁的躯体，又是谁给了它充足的武装和力量?
人们注意到了财阀。
惩罚战争财阀的呼声四起。美国人彼逊在他1945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战争经济》一书中，批驳了美国流行的关于将日本财阀当作“和平者”的怪论，主张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曾是日本无产运动领导人的铃木茂四郎写了一篇题为《财界做了些什么?》的论稿。他写道：
“无须赘言，挑起战争都是军阀和右翼法西斯分子所为。可是，当时日产的久原房之助、石原产业的石原广一郎以及富士兴业的中岛知久平等人散发宣传费、主动置身于挑起战争者最前列的形象，至今仍在国民眼前晃动，引起人们憎恶的回忆。即使是巨大的财阀，一旦其机密开销被强权揭露出来，也就可以 推定，他的罪责在所难逃。”
迫于这种情势，首席检察官基南责成霍威茨和霍克斯赫斯特两人负责调查财阀中的战犯。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星野直树被作为被告筛选出来。他曾作为大藏省的优秀官僚而活跃一时，后于1932年转任“满洲国”高官，晋升为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及总务长官，这是当时日系官吏的最高职务。1940年回国后任国务相兼规划院总裁，又任东条英机内阁书记官。
星野直树是作为战争嫌疑犯于1945年9月11日被逮捕的，起初他被关押在东京大森收容所。这里曾是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地方，现在也让他们品尝一下同样的滋味。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被告后，即把他关进了巢鸭监狱。
开庭那天，星野坐在被告的第二排。基南念《起诉书》的时候，他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咯吱咯吱”地搔着秃脑袋，眼镜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长满浓密胡须的黑脸庞不停地晃动，显得异常焦躁不安。《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九项战争罪行，他拒不承认。他的辩护阶段开始后，他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他的一个证人的口供书，口供书陈述道：“星野为满洲热情工作，他的这种态度使一些人指责他不顾日本的利益，过于满洲主义了。”
基南就此询问证人溥仪：“是这样的吗?”
溥仪回答：“当时星野忙于满洲工业和管制经济生活问题，这给‘满洲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怎样进行开发的?请说明一下是用什么方法开发的?”
“农业、商业、渔业、电力等等，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他们控制，不许一个中国人参加这些行业。他们特别重视矿山工业，我想，这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军事工业。”
“为达到全面控制这个目的，日本人建立了多少大型专业公司?”
“大约有64个。这些公司的投资额很大，有的达10亿元，换句话说，他们的计划是让中国人破产，让日本人在所有的地方扩大势力。”
这个“满洲国”的皇帝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实情。
星野直树一到东北，便策划成立了由日本人把持的“满洲国”中央银行，控制了金融大权。对能够左右东北国计民生的大型工厂、矿山和企业，均设法让日本公司霸占。在他的鼓动下，日本财阀纷纷到东北投资，大财阀鲇川义介把他的垄断企业全部搬到东北，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到1937年，像这样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在整个东北工业的投资总额中占了50％，基本上垄断、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工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立之初的资本是四亿五千万日元，1940年猛增至二十四亿日元，鲸吞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血汗和生命。
为了“以战养战”，星野推出了他的军火生产计划，吸引了数以千百计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建立起了为驻东北日军提供军需品的军事工业体系。1937年，他下令在今后的五年之间，要生产出五百万吨生铁、三百五十万吨钢、三千八百万吨煤，二百万吨原油和价值三亿日元的黄金，并生产出一批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快艇，以适应日本扩军备战的需要。
更为贪婪恶毒的是，星野直树竟公然违反日本也参加签署的国际《第三公约》，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鸦片种植，贩卖烟毒，以榨干东北人民的血髓。在他的努力下，全“满洲国”设立了32个鸦片“专卖公署”，下辖“烟管所”1800多处，又辖沈阳小河沿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家专卖公司，充分供应鸦片成品。“专卖”的结果，使得吸毒成为官准的活动，吸毒的人数骤增。到1936年，南满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达685000亩。据国联统计，“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每120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时这个比例以改写为40：1，吸毒人数由5万骤增到90万！“满洲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门前倚着诱人的招牌：“本馆上层已开，鸦片味美价廉，敬请顾客品尝”，“最佳波斯鸦片，经由专家制作，一角可买一钱，漂亮女佣侍奉”。就当美丽的罂粟花毒杀中国人的时候，哗哗的金钱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国驻上海的财务官员在1936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到，“满洲国”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日元，而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盐和鸦片的专卖权。证人田中隆吉认可了这份报告的说法。他证实：“满洲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鸦片和麻醉品交易，离开这些，“满洲国”政府便难以维持。至伪满垮台止，共生产了三亿两鸦片！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星野的烟毒远不是全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以毒养战”，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毒品交易迅速蔓延到华北、华中和华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明火执仗地制毒贩毒。事隔一个月，日本内阁中一个叫“兴亚院”的机构出笼了，它的总裁是内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总裁，可见其权势之大。“兴亚院”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调、计划长城以南的鸦片种植和生产，掌握和制定鸦片贩卖的方针。鸦片收入大部分归“兴亚院”入帐，用于支持中国的傀儡政权。由于毒品交易利润惊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你抢我夺扭在了一起。“兴亚院”出面调解，使两家签定了一个《关于鸦片输入地和划分鸦片贩卖区的协定》，明文规定由三菱办理对伪“满洲国”的鸦片供给，三井则办理华中、华南的鸦片供给，而华北则由两家分摊。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0％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滚滚，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的肌体。天津仅日本租界就有100多家毒店毒厂；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0多家，整个地区无法计算；在南京每月抛售的毒品达300万日元以上。日军在东北催植鸦片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沈阳种植200公顷、四平400公顷、吉林400公顷、内蒙800公顷，而热河竟要种植10000公顷。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已刨除了用于资助傀儡政权的金额。在天津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一个叫娄来贵的中国人歪躺在卧榻上拼命地吮吸着自己的骨髓。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黄的柴棒。他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狗日的日本鬼子！狗日的日本吸血鬼！耻国怜民的林则徐的在天之灵将长恸到何时，中国乌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决书》认定：星野直树在伪“满洲国”的职位，“使他能够对伪‘满洲国’的经济发生极大的影响，并实际上运用这种势力使伪‘满洲国’工商业的发展为日本所控制。他与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支配者关东军司令官，紧密合作进行活动。不管名义上如何，在实际上他是关东军的一名职员，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伪‘满洲国’的资源服务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三个曾以经济手段侵略过中国的人，一个是铃木贞一，一个是松冈洋右，一个是贺屋兴宜。他们都曾在直接盘剥中国人民和支持战争的经济部门任过要职。贺屋兴宜“七·七”事变时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松冈洋右曾长期在“满铁”任职，1935年至1939年任“满铁”总裁。铃木贞一接替星野直树，于1941年至1943年任规划院总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经济急需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富于理财经验的贺屋兴宜被近卫文麿选任为他的藏相。战争爆发后，贺屋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国华北。经他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和财阀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打着中国资本家合股的虚假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制铁、发电、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实体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占当时中国铁矿蕴藏量半数以上的华北铁矿，在华北地区产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矿，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饿灰了眼的恶狼吞食捕获到的猎物一样，顷吞的速度是骇人心魄的，仅两年工夫，“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的资金就由当初的三亿五千万日元猛增到五亿五千万日元，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苦难、血泪和生命。
贺屋伸出腥气熏天的长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长嚎了一声，又扑向另一个猎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个杰作“华中振兴会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贺屋兴宜通过这两个渠道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6000多万吨铁砂、5000多万吨煤炭、100多万生铁，贪婪和野蛮可想而知。贺屋辞职后仍参与“兴亚院”对中国的盘剥。
看样子每当日本要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时刻，都需要贺屋的经济智慧。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经星野直树的举荐，贺屋再度出任藏相。贺屋是个多欲而胃口大的家伙，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农业。他下令在中国沦陷区设立了20多家银行，滥发纸币，竭泽而渔地榨取民脂民膏，搅乱国民党后方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疯狂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经济政策，强行征地、圈地，搜刮粮食充作军用，紧紧掐住劳动人民的脖子。以上海为例，沦陷后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不足三两，且多是掺了砂土的豆粉、苞米粉等杂粮，使得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饿殍无计，1942年2月间的几天时间里，就有800多人冻饿而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贺屋又把这套扒皮抽筋的剥夺手段推广到东南亚，犯下了新的罪行。贺屋兴宜毫不隐晦地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供给日军必需品，第二是扩充日军的军备。”大量的钱财也就落进了日本财阀的腰包。
《判决书》写道：贺屋兴宜“参加了日本各项侵略政策的树立及为实行此类政策在日本财政上、经济上、产业上的准备。在这时期中，特别是作为第一次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的藏相，以及作为‘华北开发公司’总裁，他曾积极从事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对西方各国的侵略战争之准备与实行。”
对松冈洋右和铃木贞一两个人，法庭也掌握了他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证。松冈洋右在他于1931年撰写的《动乱之满蒙》一书中说：“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死守这条生命线。”松冈就是以这样的激情在“满铁”经营了十多年，残暴地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至于铃木贞一，《判决书》认定他的罪状之一为：“他是‘兴亚院’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该院的政治及行政部门的首长。在这种地位上，他促进了开发利用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工作。”
怎样处置吸血鬼(2)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作出最后的判决，星野直树、贺屋兴宜、铃木贞一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法官叫到铃木贞一的名字，他走上前去脚后跟一碰，向法官们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法官的宣判使他紧紧地咬住了下唇。听到判决的时候，贺屋兴宜习惯性的眨巴眼一下定住了，好长时间没有眨动。星野直树不服气的神情似乎又很胆怯，似乎里面有一只小兽在战抖，他在1958年获减刑释放出狱后写道：“昭和21年5月3日开始的这一世纪的审判，实质为报复性的审判，就其内容来看对日本人是非常遗憾的。”
而生着一双短腿的松冈洋右，也是一个短命鬼。接到逮捕令的时候，由于青年时代患的肺结核病复发，他正在长野县的家中养病。当年他是何等地盛气凌人，他叫嚷道：“的确，日本是在扩张。但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呢?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孩子要长大。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孩子长大，那就是死亡！”在法庭上，他全没了那副神气，他的脸又青又肿，额上僵硬的血管清晰可见，一副病殃殃的样子，没等到宣判，这个被近卫称为“火枪”的家伙就呜呼哀哉了。他去得还挺潇洒，死前他写道：“无悔无恨赴黄泉，生生不息。”这个“孩子”终于没能长大。
然而应该注意到，松冈是个诡计多端的外交官，铃木则是个罪恶累累的军棍，经济侵略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罪状。即使星野和贺屋，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财阀，他们只是财阀在政府中的代表。
28名受到起诉的甲级战犯竟然没有一个真正的财阀。
正如从铃木茂四郎的书中引述的那样，日本大财阀们都给自己勾勒出一副挑动战争者的形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几家大财阀把全国的经济纳入战争轨道，把从日本和被占领国剥夺来的财富转化为军火，向军队提供车辆、大炮和 粮食，“三菱”制造出性能极好的0式战斗机，而财阀也获得了巨额利润，发了战争财，1937年，四大财阀拥有日本重工业的5％，十大财阀拥有25％，而到了194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改写为32％和49％。他们同皇室与军部结成了强有力的联盟。他们的罪行不断地出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指出：能否通过近卫文麿为发动战争而推行的国家总动员法，“取决于企业家的意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全国动员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然而，他们的名字在《判决书》中被用“企业家”、“银行家”这样一些空洞的称谓掩盖了，也没有一个财阀被送上被告席。
这归功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根源在于以苏美为两极的“冷战”愈演愈烈。美国要把日本变成它的前线堡垒。但战败使日本成为一个已遭毁坏的国家。它的巨额投资都已丧失，房屋、城市和工厂均遭破坏，贸易商船无几。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胶和盐等工业资源枯竭。农田荒芜，粮食和日用品奇缺。《纽约时报》记者帕罗特写道：“如果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出现剧烈的革命以图抛弃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无利可图的联系，转而向新的左翼主义求援，依赖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资源，而后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业力量。”
美国要依靠财阀来重新武装日本，而且，美国人要用来祭刀的本来就限于那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不宣而战的人。
根据麦克阿瑟的授意，基南把盟军总部拘留的甲级战争嫌疑犯由A至H分为8个组，每组都配备一名美国法官负责组织调查侦讯。D组由霍威茨与霍克斯赫斯特负责，侦查的对象是池田成彬等12名财阀，后来又加上满洲的财阀星野直树等人，增至16人。侦查结束后，除了一个倒霉的星野直树，其他的都被一古脑地放掉了。
侦查开始前，基南向他俩暗示：只有直接参与战争谋划、犯有“破坏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两人心领神会。就是说财阀成员大力推动飞机大炮的生产，帮助政府达到战争目的，获取高额利润，这还够不上当战犯的资格，还不能构成“破坏和平罪”。
于是他们向基南“负责”了。经过一通“偷工减料的侦查”，他们向基南提出一份报告。在执委会上汇报的时候，他们埋怨时间太紧，说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财阀们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这么干，我们只调查那些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实业家。可是，能掌握的关于嫌疑犯的情报都是些能写入名人辞典的溢美之词，而这些嫌疑犯的知识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来。我们中间的一个虽然有64岁了，且在俄亥俄州当过40年的律师，可是，我不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关于财阀方面的知识，心里虚而困惑，手无王牌而软。所以，唉，只有瞪着两眼干着急。
他们差点没把自己说成是个空啤酒桶，可怜兮兮地让人滚着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胸有成竹地拿出结论。
他们说，眼下不要把鲇川义介、古野伊之助、乡古沽、大河内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岛知久平几个人当作被告，因为这些人都说自己反对战争。就拿前《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来说吧，他说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斗志昂扬”鼓舞日军的报道，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为之，否则他的报纸将得不到纸张；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他说他曾向东条英机和星野直树书记官长提出过抗议，反对他们错误的新闻政策，反对他们向国民说谎。当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托了一下金丝边眼镜，环顾一下众人的反映，接着说下去。当然，《读卖新闻》的铃木东民总编有相反的意见，他强调说正力是一位极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曾经积极地与好战分子进行合作，但是前社长却说正义曾反对日美战争。于是，我们宁可相信其本人的话。
至于其他的人，中岛说自己反对军部及其侵华的政策；池田和藤原虽然有成为被告的可能性，但两人已年迈，又染病在身。尽管检察方面的协助者田中隆吉说池田给极右分子提供过资金，但另一个人却说池田由于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主张，反对对美开战，军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谋害他。还有人报密，说池田和津田曾当过为建立日本和满洲新秩序而设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顾问，但在讯问中他们矢口否认。
就这样，大财阀们被一个一个地从嫌疑犯的人堆子里扒拉出去，最后孤零零地剩下一个星野直树。
听了两人的汇报，基南满意地点点头。“是呀，我本打算选择一名代表财阀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人最好与新旧财阀都有关系。可是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这个打算只好放弃了。”
这大概是吸取了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与大军火商克虏伯两个大财阀被送上了被告席，后来在众目之下搭救他们，招惹了太多的麻烦。
基南甚至想出一个猫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坏和平罪’予以起诉的证据不充分，而长拘禁不予起诉是非法的。”财阀遂被悉数释放回家。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苏联等国检察官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的指责。面对记者，基南与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基南正颜厉色地说：“我们既没有收到著名经济界人士同发动战争者共同谋划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这些证据，这一点与德国完全不同。在德国，希特勒骑在马上的时候，企业家扶着马蹬。在日本，银行家和经济界要人即使扶着马蹬，那也是被枪口逼着干的。”
霍威茨则以平静的口吻说：“从日本的许多情况来判断，只要不能确切地判定其有罪，那么，控告实业家就非属上策。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受到了无罪判决，那么，日本的实业界和实业家的战争责任就将被全盘否定。”
正是日本皇室、阴谋家、大财阀与法西斯军人的这种利爪、胃和脑袋的联盟，使日本实施扩张主义政策，向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全面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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