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井隆的用心很明显，就是打算借胡、白被杀案，乘机扩大事端，然后以日军武力为后盾，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
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所谓抗日武装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酒井隆按照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同一天，酒井隆和高桥坦还面见了何应钦，威胁说：“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日本军将采取自卫行动。”
6月7日，日本内阁批准了《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此《纲要》确定了日本方面的要求，主要是中国政府从平津地区撤退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所、国民党党部等机构，解散抗日团体。6月8日，酒井隆在天津主持召开由关东军参谋和驻山海关、北平、天津等地的日本领事馆武官参加的协商会议，讨论《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在会上，酒井隆提出了一个“以武力为后盾，采取强硬态度”的方针，准备以武力相逼，以达到侵占平津一带军事要地的目的。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力量待命。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在事实上做出一副准备用武力解决的威胁架势，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压。
国民政府不想与日方发生冲突，因而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决定接受日方的要求。6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按国民党中央的训令，全部承诺了日方要求。但日方并未就此罢休，酒井隆与高桥坦一再催促何应钦签订书面协定，于是何应钦最后以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复信的方式，在送来的“备忘录”上签了字，表示愿意接受日方的各项要求：“6月9日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这就是酒井隆炮制的《何梅协定》，这份协定使中国军队从华北撤出，而日军则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中国平津一带的军事要地。
1937年3月，酒井隆被任命为日军第十四师团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同时晋升为少将。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展开全面侵华战争，酒井隆又获得了在战场上作威作福的机会。8月，为了便于指挥作战，酒井隆所部被编入华北方面军序列，向北平及其以南地区进犯。次年5月8日，酒井率部侵入山东济宁地区，并控制了黄河渡口。11日，攻占郓城。尔后，酒井隆命令旅团主力从金乡方向南下，一路烧杀抢掠，相继占领了考城、内黄、开封、中牟等地。
酒井隆不仅在战场上耀武扬威，而且“文”的一手——搞阴谋诡计也是行家。
1938年6月至1940年6月，酒井隆先后担任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日本内阁“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驻蒙军军附等职。这期间，酒井隆一面大力收集内蒙、察哈尔、绥远、山西等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情报；另一面，大搞经济侵略，策划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电气通信设备株式会社”、“国际运输公司”、“东亚烟草公司”、“蒙疆造纸公司”、“蒙疆不动产株式会社”、“蒙疆兴亚株式会社”等经济机构，垄断内蒙、山西和张家口地区的煤炭、金融、石油、电力、盐、畜产品、粮食、烟草、水泥、木材等重要行业，把掠夺的资源不断输送回国，通过这种掠夺和剥削的方式，来支持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酒井隆任驻广州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奉命进攻中国香港。他先从九龙强渡登陆香港岛，再挥师拿下水库、电厂，迫使英国守军投降
1941年11月6日，酒井隆被任命为驻广州省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赴任后，酒井隆接到大本营的密令，令其指挥所属部队做好协同海军迅速攻占九龙半岛及香港岛的准备。酒井隆接到命令后，开始调遣部队，准备进攻中国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酒井隆接到进攻中国香港的命令，早已准备妥当的酒井，立即派日军航空队消灭毫无作战准备的驻港英国空军部队，取得制空权。同时，派步兵占领广州沙面岛的英租界。随后，酒井隆命令所属第三十八师团在空军的配合下，进攻九龙半岛，并于12月13日占领九龙半岛。在对固守香港岛的英军两次劝降未果后，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在香港岛强行登陆。
12月18日夜，酒井隆指挥日军向香港的码头进行猛烈炮击，开辟登陆场。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三个联队近一万名士兵，乘船强渡九龙湾，在香港登陆。
日军登陆后，按酒井的命令，先集中火力拿下山顶水库。因为香港本岛无淡水，山顶水库是全岛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控制了它，香港市区的储水量连两天都无法撑下来，他想借此迫使香港守军迅速投降。
在进攻香港山顶水库的同时，酒井隆还指挥另一路日军攻击香港的电厂。防守电厂的是轻伤兵和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志愿队。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职业军人，但战斗得非常勇敢。他们全力抗击，毫不退缩，最后直到全部壮烈牺牲，电厂才被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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