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从1936年9月15日以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经过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年内战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广田内阁原来对华外交政策在巨大冲击之下，变得更加积极地促进侵略。日本军部酝酿已久的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1936年12月8日，陆相寺内寿一就已经开始叫嚣：“我们的协调精神和态度是有限度的。只要南京政府不放弃现在的反日排日思想，今后两国关系的调整是困难的。我们有坚强的决心：今后帝国正当权益濒于危急，在华日侨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而就在广田内阁受军部操控，积极准备发动战争扩大对外侵略的时候，向法西斯政权过渡的政府组织机构自己却出了问题。
前面说过，由于军部在内阁的活动，使日本原来政党政治的活动受到极大压制，但“政友会”成员仍是议会议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内阁以及军部的做法早就深感不满。1937年1月20日，即日本第70届议会复会的前一天，就有政党议员指责：“官僚自以为是，军部充满优越感，排斥异己，企图干预国家机能的一切事务。”并且强调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阻碍民意的畅达，使日本陷入“名为立宪政治，实为寡头专制”的状态。
1月21日，第70届议会复会。会上，藏相马场瑛一在财政演说中提到将要扩大军备军费，以这个问题为导火索，爆发了政党人士在议会中反对军部的激烈行为。年逾70的“政友会”成员滨田国松，是时任众议院副议长的政界元老，他发表即席演讲，指责军部干预政治会导致独裁政治，而且指出，现在“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反映了当时政党议员们胸中郁积已久的不满，他们频频报以热烈掌声，支持滨田。陆相寺内寿一在滨田结束演讲后，立即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极为生气地说：“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些侮辱军人的言辞，很遗憾。”
滨田在议员们的支持下，出语反驳：“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
寺内寿一听完，马上冲着滨田叫道：“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在此提出忠告。”
滨田被他的不逊所激愤，在讲台上，语调颤抖地抬高声音说：“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要剖腹!”
寺内寿一被滨田的气势所压倒，气极而无言以对。这一次议会辩论之激烈，曾被时人戏称为“剖腹辩论”。
在正式复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寺内寿一怒气冲冲，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对于这样的要求，商工相小川乡太郎、铁道相前田米藏、农林相岛田俊雄等亲军派考虑到，如解散议会，就意味着对政党的惩罚，这会进一步导致政党反抗军部，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表示反对。
寺内寿一不屑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在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他更加坚决地要求解散议会。事实上，要求解散议会不光是出于对滨田演说的反弹，更重要的是，作为傀儡的广田弘毅内阁，在执行军部的侵略计划时，并不太听话，广田弘毅并不是军部想要的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强硬阁魁。
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在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下，迫于压力不得不提出总辞职。
广田之后的林内阁只维持了四个月便再次崩溃。1937年6月，近卫文“出山”组阁。广田弘毅在这届内阁中重操旧业，出任外务大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此时，身为外相的广田弘毅，配合日军的军事侵略，积极展开外交活动。1937年11月2日，广田弘毅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作桥梁，向国民政府抛出“橄榄枝”——劝降的所谓“和平”条件，被国民政府拒绝。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广田再次通过狄克逊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一副兵临城下的霸道模样，强迫国民政府接受，当然再度被拒绝。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作为外相，广田执行近卫内阁的所谓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企图扶植傀儡汉奸政权，但收效甚微。1938年5月29日，外交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广田弘毅被解除了外相职务，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为其继任。广田弘毅被解除外相职务后，除1942年6月曾出任过一段时间的驻泰国大使外，未再担任过其他公职，但他经常出席重臣会议等决策咨询场合，继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出谋划策。
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广田弘毅企图用“迫于军部的压力”来为自己支持和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的活动辩解。但事实不容置疑，他最终成为被判绞首刑的唯一一名文职官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逮捕了甲级战犯嫌疑人广田弘毅，并将其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狱中的广田弘毅态度十分顽固，想尽办法推卸其作为主要战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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