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扁生于1927年12月，海南陵水县鸟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至砧板营军营长期奸污，3个月后被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
椰林越来越密，路越来越窄。在离开公路后不久，车终于停了下来。通往村里的路变成了一条只能容一人穿行的小道。同行的人告诉我，由于偏僻，几十年来鸟牙峒变化很小，60多年前日本人进村走的也是这条小道，这是进村的唯一一条路。
小道两边密密的椰林间，隐约看见搭建在其间的房屋，人们透过密密的树隙悄悄地打量着进村的人。
鸟牙峒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1940年9月，日军侵占了鸟牙峒，在鸟牙峒建立据点后，日军即在鸟牙峒军营中设立了“慰安所”，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鸟牙峒，就有20多名少女被强迫抓去充当了 “慰安妇”。“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岁，最大的不超过十九岁。
在村子的中心，我们来到了一排低矮的小屋前，屋前有块不大的平整场地。带我进村的人就站在屋前那块平整的场地上喊：“阿婆啊！”这时从小屋侧面的一间用椰树叶搭成的茅舍里，探出一位老人的头来。我知道这就是陈亚扁阿婆了。
老人把我们领进堂屋，屋里有些暗，潮湿。堂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光洁的席。老人请我坐到床沿上，然后就赶忙转身进了房间里，不一会出来时，她一边用手扣着纽扣，一边用手抹着头发。老人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
老人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小矮凳上，同行的人用海南话告诉她我是记者，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老人便点头，朝着说话的人，也朝着我，然后就看着我，像在期待着回答我些什么。
而事实上第一次在衬亚扁阿婆家，我什么也没有问她。我和老人面对面的坐着，这时她 17岁的孙女来看她。老人拉着孙女儿的手，亲切而又平静地说着话。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那时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当年被日本兵抓走时，是不是和她的孙女儿一样的美丽？老人在看着孙女儿时，不知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
第二次去陈亚扁阿婆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时她仍请我坐在那张铺着光洁的席的木板床上，她仍到边屋里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衣裳，然后仍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小矮凳上。但这次她没有看着我，而是拿过放在墙边的那个用塑料可乐瓶改造成的水烟筒，她慢慢装好烟丝，然后将烟筒堵在嘴上，点燃。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问吧。”
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再慢慢吐出。她并不等我问，便开始了她那辛酸地叙述。
1942年，乌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到来了。门前屋后的椰树并没有和其它的季节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一场接一场的雨，让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冷些。
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1942年那一年我刚刚15岁。因为出世的时候，浑身红润，脑儿扁平，长得非常可爱，父亲就把我取名为 “亚扁”，“亚扁”在黎语中是美丽非凡的意思，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我的父亲陈其义是甲长，他精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很受乡亲尊敬；母亲善良贤淑，善于持家。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排行老三。虽然家庭谈不上富有，但吃穿应酬一年四季不愁。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当时，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编织桶裙，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还有刚过门的嫂子，和还没出嫁的姐姐，她俩在舂米，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突然，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我们姑嫂三人被端着枪的日本兵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在我们姑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来回地扫着，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这时两个日本兵就将被吓呆的姐姐和嫂子赶到屋外，然后拉起惊慌得浑身发抖的我调戏。他们先用匕首割断系在我身上的连着纺车的缠带，接着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剥光了我的衣裙，把我按倒在地上，轮奸……
我拼命挣扎，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可他们不管我死活，边强奸边兴奋地狂叫。我的身体大量出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罢休。
从那以后，那两个日本兵就经常来欺负我。有时把我抓到军营中，有时就在马背上，或者在村寨外糟蹋，稍有不从就会被毒打。
后来，日本兵就干脆把我关在了军营里。和我一同被关进军营的还有同村十七岁的漂亮姑娘陈亚妹，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房里，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不准走出军营一步。我们成了固定的“慰安妇”。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日本兵强奸，一个人至少陪两个，多的时候三、五个不等。
在军营里，我还见到其他20多名姊妹被抓进来，白天，她们给日本兵干杂活：洗衣、煮饭、种菜、拾柴……晚上，她们被逼着为日本兵唱歌跳舞，给日本兵挑水洗澡擦身，还要陪他们睡觉，日本兵随意糟蹋她们。我和陈亚妹，日本兵不要我俩干重活，白天我俩给日本兵做饭用的大米挑挑砂子，在院中收拾收拾房子，夜里就被他们糟蹋，有时白天也逃不掉的。
3个月后，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了一百多里外的崖县藤桥慰安所。
在藤桥慰安所，日本人把我关在一个盒子式的木楼上，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每天晚上，都得忍受日本兵的糟蹋，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三个，多时有四、五个，人来人往整夜不断，乳房被日本兵乱抓乱捏得钻心的疼。日本兵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各种方法和动作对我们进行折磨，常常让人死去活来……
由于当时我年纪小，不来月经，来糟蹋我的日本兵从没有断过。
白天夜晚，我也都能听到其他姊妹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和哭喊声，同时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在藤桥慰安所的日子，我整天哭，要求他们放我回家。
后来，我的父亲通过在日伪砧板营当自警团长的亲戚陈仕连的担保，我才能够从藤桥慰安所被押回离家近些的砧板营日军军营。
我以为从藤桥慰安所回到砧板营日军军营，就可以经常与家人团聚，可是日本人就是不让我见家人的面，他们把我关在砧板营军营的一间房子里，春去冬来，衣裙破了需要添换，都只许通过看守人员递进来。日军砧板营军营离乌牙峒仅一里远，村里鸡啼狗叫牛哞声都能听到。
从不满15岁到18岁，我在日军慰安所里长达三年多，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能够逃出来与家人团聚。
回到村里后，人们就都叫我 “日本老婆”、“日本妓”，人们歧视我，看不起我，仇恨我，我只好逃到吊罗山里躲起来，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
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我从山里请回来，分给我土地，给了我自由。
1957年12月，我30岁的时候嫁给了卓亚黑，卓亚黑是一个原国民党士兵，人又很丑，一直娶不到媳妇，所以就要了我，结婚一年后，卓亚黑就死了。3年后，解放军退役老兵卓开春与我结了婚。我和两位丈夫，前后怀过9个孩子，但是由于身体曾经受到日本兵长期的糟蹋，一直有病，前8个孩子有的死于腹中，或早产、流产。为了能够有一个孩子，我和丈夫到处寻医问药，经过多年治疗，1964才年生下了女儿卓梅英。
我的第二个丈夫在1996年病故。
由于有过那段经历，使我常常感到愧对女儿。女儿家的生活不富裕，为了不给女儿添负担，我一直一个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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