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何十里，文史工作人员。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她们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石碌矿山脚下，距日本碉堡东侧的100多米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瓦片盖顶，房屋模式呈J形，西南角向南设大门1个，东、北向各设小门1个。室内中间为一条约1.5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门窗均为木质日式开敞，地板为水泥砂浆铺设。
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脱衣服后赤裸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有时甚至是几块蕃薯。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
石碌慰安所2名慰安妇曾因不能继续接客，便被脱光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凌辱，乘黑夜在“慰安所”里的一棵大树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死。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
金江慰安所讲述人朱永泽，海南澄迈县人，小时家在日军慰安所旁边，曾目睹慰安所里的一些事情。
1939年冬，侵琼日军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警察中队入侵澄迈县，每个中队约300余人。一个驻在金江镇；一个驻在石泽乡的石浮岭。日军每个中队设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金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处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五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 2 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
这些“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如：山口乡一位姓叶的农民的妻子名叫黑姑，刚生孩子不久便被抓进“慰安所”服役，丢下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得到团圆。文儒乡加炳村一位农民的妻子被抓进石浮“慰安所”后，受到日兵日夜轮奸，后来染上梅毒病，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又传染上丈夫，夫妻倾家荡产卖掉耕牛和生猪，拿钱请医诊治，才保住了生命。长相特别漂亮的，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就是这样。“慰安所”里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日籍日兵不得进所，违者从严处治。
黄流机场慰安所黄流人，81岁，抗战时任过国民党152师情报参谋，1945年冬奉调到黄流机场与投降日军办接交手续，从而得知日军黄流机场“慰安所”的一些情况。
黄流机场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其实是随军妓院。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有宿舍两间，分为两个“乐园”。第一“乐园”有慰安妇5人，第二“乐园”慰安妇有16人。第一“乐园”慰安妇专供空军军官玩乐，第二“乐园”供空军士兵享用。“慰安妇”大部分是从广州抓来的，我到黄流机场接收日军投降时仅存4人，我们给她们都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人名叫吴惠蓉（广州人），有一天她和我谈军中“乐园”情况，泪水直下，诉说道：我16岁被日军抓来，同时被抓来的约 100人左右，到黄流后只剩下40多人，其中留一部分在黄流派遣队（即黄流司令部）。我们是从中挑选出来送到黄流机场的，挑我们5人为军官“乐园”慰安妇，余者为士兵“乐园”慰安妇，任由日军轮班玩弄取乐。有时月经不调，或是因病不能满足他们的兽欲，就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打重伤，特别是日军喝酒后，我们更受不了，被侮辱被折磨更甚。“乐园”有哨岗日夜看守，我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我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父母、姊妹。黄流日军派遣队慰安所的姊妹们境况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悲惨。吴惠蓉在海南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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