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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书籍

血痛

自序 那年花开

  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

  十三岁的侯二毛是什么样子?那些从我身旁忽闪而过的女孩子的笑脸,总让我忍不住要去想这个问题。走在山路上,总觉得她就刚刚挎着篮子,低着头,从我的身边羞怯地跑过;恍惚中也总能看到她坐在溪边,洗衣,洗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而抬头远望时,又看见她正在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唱着那支最最凄婉的歌……就这样,她的影子时时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娃那样,她穿着土布红袄,扎着又长又粗的辫子,辫梢上插着花,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艳欲滴的山花,她爱花,就像所有的山村女孩一样,爱花,而她自己似乎就是另一朵刚刚含苞的山花。

  又是开花的季节,此时,山路两边的草丛里、峭崖上开满了花,我已遥望不见60年前的那个开花季节里,13岁的候二毛那粗黑的辫子上插着的是哪种花,如今我只知道60多年前,在那个同样也是开花的季节里,13岁的候二毛,辫子上插着花的候二毛,就是从这条山路上,从这条两旁开满了花的山路上,和许多少女一起被日本兵押着,进了据点的。当年,那朵跌落在山路旁的小花,是侯二毛辫梢上插过的最后一朵花。

  在据点里,13岁的侯二毛每天都要遭受日本兵的种种折磨和侮辱。

  四个月后,13岁的侯二毛就被日本兵糟蹋得成一朵枯焉了的花,父亲便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还借了债,才把快咽气的女儿从日本兵的手里赎了回来。

  这时,13岁的候二毛,肚子里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

  为了赶走女儿肚里的孩子,家人用木杠在她的肚子上擀,赶驴拽着她在山路上颠……家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候二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孩子就是没有下来。母亲不想看着女儿被折磨死,就找来了村里的几位乡亲,问能不能等孩子先生出来,然后再……乡亲们说怎能让这孽种见天日?!

  最后,人们请了老医生,老医生的一剂烈药灌进了侯二毛的肚子里。椐说,孩子在侯二毛的肚子里挣扎了两天两夜,侯二毛也挣扎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肚子里的孩子终于不再挣扎了,侯二毛也终于不再挣扎了,孩子终于死在了侯二毛的肚子里,侯二毛也终于死在了被她擂塌的土炕里。

  村里人又请了铁匠,铁匠用一天的时间,打了三根铁钉,三根七寸长的铁钉,铁钉被一根一根钉进了侯二毛的肚里,人们一边钉着,一边念叨着,说: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人,小鬼子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打听过许多位老人,想找到候二毛的坟,村里也还有她的亲人,他们带着我,寻遍了村边的沟沟壑壑,60多年过去了,谁都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一撮土里埋葬着侯二毛13岁的冤魂。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总是在睡梦中,被砸向侯二毛身体的锤声惊醒,于是常常望着漆黑的夜空,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就想:她还是个孩子,家里不多的粗谷杂粮应该还没来得及把她喂养成熟,她的身子一定还很单薄,皮肤很薄嫩,骨头也不坚硬,尖锐的铁钉轻易就能穿透她的腹部,还有她腹中的婴儿,可为什么那锤声仍然那么沉重,经过了60多年的隔音仍然那么扰人?每当耳边响起这锤声时,都好像有一根铁钉正在一点点穿透我的心,剧烈地疼。

  当年关押过侯二毛的窑洞还在,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洞门,也锁着那段黑暗的历史,锁着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那段黑暗历史里太多已为人知的恐惧。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也蓄满了阳光,不知这些阳光当年是不是也曾洒在过侯二毛的身上?如果60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阳光,那么洒在侯二毛身体上的阳光,一定是让她感到刀割般的疼,冰霜一样的冷。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无人采摘,落在树下的荒草间;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枣,鲜红鲜红的枣,当年13岁的侯二毛可曾采摘?这满地鲜红鲜红的枣,让人感觉那段历史并没走远,就在眼前。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他们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该有了自己的儿孙,在他们的生命同样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在他们每每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这个树上结满了鲜红鲜红的枣的小院子,还有院子里的那个13岁的中国女人?

  钉入侯二毛身体的铁钉,辛酸而又无奈地表达了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可侯二毛的屈辱和仇恨的长钉该怎么钉?!其实每一个和侯二毛有着相似命运的 “慰安妇”,死去的或活着的,她们的身体里都被钉入过长长的“铁钉”,死去的或许已不再疼,而活着的仍每时每刻疼得难忍。

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

  就在侯二毛的身体被钉入铁钉的那个秋天,在与她相隔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中国,另一位名叫杨阿布的姑娘正经历着与她相同的苦难: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凌辱后,杨阿布怀孕了,怀着身孕的杨阿布东跑西躲,最后不得不躲进深山里。在原始的山林里杨阿布把孩子生了出来,但不久就夭折了。为了继续逃避日军的凌辱,杨阿布就藏在深山里一个人偷偷活着。杨阿布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日军找不到她,就对甲长说:如果不把杨阿布送到据点,就要杀了村里的所有人。为了保住全村人的性命,甲长只好带着村里人到山里将杨阿布找了回来,全村人哭着把她交给了日本兵。从此杨阿布遂沦为日本兵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

  但她活了下来。活了下来,不知这是她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从此,一场噩梦开始凶残地吞噬她的漫漫余生。

  60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在一场无边无际的风雨中,在距离埋葬侯二毛的那片黄土数千公里之外的一个僻静小村里,我找到了杨阿布。她就活在那个处处留着她痛苦记忆的潮湿的村庄里,活在那间壁上挂着发霉的雨迹的昏暗的小屋里,活在小屋里的那张铺着椰树叶同时也铺满了屈辱的老床上,活在60多年前的某一天里……已经瘫痪在床的杨阿布,手中握着一把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吃饭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睡着的时候她握着这把刀,这些年来她永远都握着刀,谁也不能拿开,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怕……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手中的刀在身前来回地晃……

  椰林仍是那片椰林,小路仍是那条小路,茂密的椰树掩映着崎岖的小路,60年,时光从这里走远,时光又从未从这里走远,对于杨阿布来说,一切就是昨天,或者就是今天。

  在当年横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寻找。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的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在这绵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巨大苦痛。从阳光明媚的海南,到山重水叠的云南,再从黄天厚土的山西、河北,再到风轻云淡的江苏、浙江、上海……当我站在阴暗而又破败的慰安所遗址里,当我一步步迈进当年日军精心营造的坚固而又阴森的炮楼,我似乎仍然能听得到“慰安妇”当年凄惨的哭喊……一次又一次撩开被掩藏在内心最最深处的黑暗记忆,一次又一次将那些生动的名字去对应一撮撮冰凉的黄土……我努力将自己所能寻找到的历史碎片慢慢拼合,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在三亚椰树掩映的海滨大道旁,当年日军的碉堡仍趴在白色的沙滩上。不时有游人站到碉堡前留影,灰色的碉堡后面是高楼鳞次栉比的三亚新城。就在三亚,还有海口,还有崖城,当年日军“慰安所”的遗址,正在一处处悄然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楼群背影中。碉堡上黑洞洞的枪孔沉默地盯着阳光下的每一个人,耳边只有海风吹拂椰林时的轻叹,还有海浪抚摩沙滩时的低吟。

  没有太多炎热和灼痛的感觉,那个漫长的夏季,给我的只有沉重而又阴晦的潮湿,湿漉漉的潮湿。浑身内外,晴天被汗水湿透,阴天则被汗水和雨水一起湿透。而在不停的奔走中,无论天的阴晴,我的心则总是浸透在一场巨大的潮湿中,一种苦涩的泪水般的潮湿中。这种湿漉漉的感受一直延续到秋天,甚至一直延续到冬季、还有这个春天。

  其实从前一年的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自认为有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

  在我没有进行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因为课本上我认真学过,影视片中我也都看过。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得异常清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些什么?除了熟知的那几部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一些场景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多少?

  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隶的中国妇女达20万,大部分慰安妇,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杀戮,或者迫害而亡,而少数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的,在经过漫长而又动荡的60多年的时光流逝后,其中又有大部分离世,今天仍然活着的已寥若晨星,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来?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八十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道该怎样开口,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去问,去问那些总能让她们肝肠寸断的事情。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那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可我,不得不去叩碰……

  “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50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敖先生说:“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

  “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记录了数十位“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血泪的那一页。

  那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一道伤痕。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能向我道歉?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在讲述自己的苦难后,在用干枯的双手擦拭完眼角的泪水后,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会拉着我的手这样问。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们,我也无法知道她们能否等到那一天,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

  在我写这短文时,又来电话说有一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拿着话筒好长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陈庆港200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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