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先觉的归来，据说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军统湖南站特工将方由衡阳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飞抵重庆。[37]方之归来，使这个沉寂一时的事件，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和高层人士之间一个话题。对蒋而言，也就到了为该案做一个了结的时候。
从蒋和徐永昌日记看，二人均于12月12日即第一时间分别召见了方。公开发表的蒋氏日记关于与方的见面仅两句话：“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38]所谓“隔世重逢”，这是特意与“来生再见”相联系。蒋知道他的日记是要为后人研读的，因而故意写上这些假话，以期将不耘求获之计施展到底。而徐永昌与方似乎未做深谈。
第一时间的召见等于亮出了蒋的态度，从12月13日起，重庆舆论掀起新的一轮对方先觉的宣传活动。1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社论最后写有这样几句话：“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十军的将士们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39] 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的长篇采访。记者说：“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方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40]不难发现，方的调子很低。
与此同时，官方也为方举办了欢迎活动。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元晋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41]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元晋为笔误。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其实就是腹诽。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在这里，全然不见“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气氛，提议者与默认者都是勉强的。
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42]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之神态与心态。方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不胜哀戚。
如同当初宣传方之最后一电一样，所谓欢迎同样是基于政治的需要，无论方先觉哀戚与否，欢迎活动继续展开。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43]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为张与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饶舌。
12月30日，重庆各界二百余人为方召开了一个大规模欢迎会。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致词称：方等“不仅为全国同胞热爱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们的敌人也表示无限的钦敬”。谀词愈多，愈是廉价。方先觉致答词称：“苦守衡阳的结果，仍然是将先人千辛万苦开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敌人占去，我们实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孙”。[44]一位被全世界钦敬的人，说出来的话仍然是不胜哀戚。至此，持续大半月的欢迎活动基本结束。
宣传上的一边倒并不能封堵人们的私下议论。一位官员当面对徐永昌说：河南战事不及20日，“失城数十，而汤恩伯现仍作总司令。”“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45]看来，谎言的重复未必成为真理。
方等返渝后，一方面濒濒亮相于各类欢迎活动，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履行一道手续，此即向主管部门报告实情。12月16日，徐永昌日记载：“方先觉来报告其经过情形”。怎样的经过情形，徐一字未记。自衡阳失陷以来，徐永昌不厌其烦跟踪记载了大量有关方的问题。然而，最后当方自己陈述问题时，徐却干干净净一字不记。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方证实了其投敌事实。但是，由于蒋的否认，尤其是已经广泛造成的对方的英雄颂扬，两难之间徐已不忍下笔了。可以断定，方果真没有那些不名誉的行为，徐一定会欣然记录，徐的回避也是“意至善而良苦”。
继方之后其他几位也履行了这道手续。徐记载：“前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来见，述被拘衡阳时情形。周称日本人甚笨，不如国人能干，仅能服从而已。”此言出自一位叛将之口，这一回徐永昌按捺不住地写下一句评语：“无行之者能干何用，周殊瞆瞢”。[46]
在举办各类欢迎活动的同时，方先觉重任军职一事被提上议程。所谓欢迎当然是对方的肯定，但此类肯定再多也仅具象征意义，方之投敌嫌疑能否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能否再任军职。在这里，方先觉将经受一次实质性检验。12月2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称：“方将军等此次脱险，是其余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贞英勇余生再生之躯，他日重绾军服，再赴沙场，必更能发扬守衡阳的精神。”[47]这是在为方重任军职造舆论。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扫荡报》社论发表的同一日，重庆统帅部几位高层人士就方是否再任军职开会磋商。徐永昌记载：“午后会报，辞修对方先觉拟再使任军长。程颂云（云）不可，谓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须处死，欧美诸邦亦决不再起用带兵。是时郑厅长即言，数日前于魏特迈耶处会议，一美武官以方先觉与敌军长官合照之像交之，默无一语。”最后，“任职之议遂寝”。[48]
陈诚字辞修，时任军政部部长。魏特迈耶即魏德迈，时已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郑厅长即军令部主管情报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以上记载表明，陈诚主张再任方为军长，程潜则强烈反对。美军方面在重庆对方大肆颂扬之际将方与日军合影照片交出，虽默无一语，但却明确无误地反映了美军对方的反感与抵触。而郑介民不早不晚恰于此时将美军的这一态度抖出，实际上就是表示反对。结果，方的“任职之议遂寝”。
方先觉重任军职之议被搁置，是基于方曾有过不名誉的行为。而方所以被提请重任军职，恰恰是为了抹去这个污点。因此，这个就事论事的决议不可能为蒋接受，寝议的决定仅仅维持了数日便被蒋否决。12月24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已任方先觉为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49]显然，蒋的这道命令是越过主管部门径直下达的。蒋并不与寝议的决定者们磋商说明，因为方的任职理由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谈的。蒋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结果，在这里，结果本身就是理由。
蒋所采取的此一否定之否定的行动，是继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下令反驳日军广播之后，必然的后续跟进行动。任职之令实际上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二次裁决。
方先觉归来之际，一号作战已经结束，史迪威问题也早已解决，所以对方大肆欢迎并再任军职，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些种种扯牵，现在，蒋必须为该案做一个圆满的了结。然而，当该案似乎进入尾声之际，一个新的麻烦不期而至，造成蒋的了却之意欲罢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衡阳之役所以对国共关系的调整产生转折作用，是因为它所引出的战略态势的演变，因此中共最初并不侧重于追究方先觉个人的投敌问题。不料方于12月11日返渝之际，恰逢国共谈判陷入新的一轮僵局，由于蒋拒绝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协议，周恩来中断谈判于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觉恰于此时归来，这就为国共政争提供了一个话题。
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50]把叛国逆贼与蒋联系起来，对方的批判落在蒋的身上，这样，方先觉一案又由重庆与日军的“口角”演变为国共“口角”。
批方而攻蒋，其结果是蒋与方进一步捆在一起，蒋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必须为方辩护到底。1945年2月，蒋下令授于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51]这是蒋故意做给中共和其他持异议者看的，也是蒋的第三次裁决。然而这枚勋章还是不能平息争议。当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全大会，5月10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在大会发言，就方先觉问题提出质询。唐纵记载：“上午大会，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谣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52]
唐纵的记载并非孤证。据徐永昌所记，大会就军事问题质询时，有人提出：“方先觉先有殉国之电，继由俘虏而逃归，政府用之……俄顷，蒋先生出而训话，谓质询者颇如代中共宣传，直如反对党代表……更罪责王昆仑，盖指询方者即王也。”[53]结果，原任候补中执委员的王昆仑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落选。
六全大会上的拍桌大骂，这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四次裁决。
10月10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为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国民政府特于是日颁布授勋令。蒋介石、毛泽东等等被授于胜利勋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勋令中，方先觉等等则被授于忠勤勋章。[54]
蒋再度为方戴上勋章，这是蒋的第五次裁决，也是终决。不过，真正的终决权并非操之于蒋介石。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先后发生过多起重大投敌案。方先觉一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对于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投敌案，蒋介石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坚予否认，不遗余力地为之开脱，而且两度为这位降将授勋。其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方个人的特殊偏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赌博。在裁决方案的过程中，蒋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与导向。在方先觉案与政治发生牵扯的状态下，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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