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河南战役平汉路基本打通，接下来日军迅即发起湖南战役，以期打通粤汉路。6月18日长沙失守，战局的下一个焦点集中到湘南衡阳。衡阳为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能否阻止日军打通粤汉路并阻止其进犯广西，取决于能否固守衡阳。至此，衡阳之役的战略意义骤然形成。
方先觉部于6月初进驻衡阳，所辖虽有四个师的番号，但因严重缺员，总兵力仅约1.7万人。[2]衡阳之役于6月22日展开，鉴于长沙之败，最初，重庆统帅部对于守军并无信心。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记载：午后出席各部会报，“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3]事后看，军令部的评估不免过低，方先觉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将战局支撑下来。
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
由于国民党军一再溃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4]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日，蒋又致电华莱士副总统，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5]把两电联系起来，此可见蒋的缓和之计。
史迪威指挥权既然因战局危机而提出，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缓和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战局能否缓和。所谓缓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战场上有所收获，待战局稳定之后，再来就史迪威问题具体磋商，从而求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为此，蒋明确向美方开出支票：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那么，这个“证明”具体体现在哪里？显然，由于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集中在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胜负。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不断加强对衡阳的作战指导。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援军“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6]在这里，蒋明确地把衡阳之役与对美外交联系起来。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的另一牵扯，形式上与史迪威问题具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明确地摆在蒋的面前，但又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此即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走向。一号作战于4月发动，而国共谈判则于5月举行，两个过程基本上同步展开。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国民党军在各个作战环节的胜负，事实上直接影响国共谈判的进程。
抗战开始以来，国共谈判向以双边关系为基本内容。5月底，随着汤恩伯部在河南战役的溃败，中共头一回突破旧有框架，首次向对方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6月5日，两党代表在重庆互换谈判提案，此后，双方均未就对方提案做出答复。何时做答、怎样做答，实际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结果。
显然，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衡阳之役均构成了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7月25日，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7]许下如此大愿，反映了是役对蒋的重要性。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当日，蒋一面致电史迪威表示祝贺，一面则致电方先觉，强调：“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8]当然，“决非普通之成败”真正的含义，方先觉不可能弄懂。为激励士气，7月24日与8月4日，蒋先后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9]尽管蒋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衡阳仍于8月8日陷落。得知衡阳失守的消息，美方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
如前所述，史迪威指挥权提出之初，蒋制订了一个缓和之策，并保证“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随着衡阳的陷落，美国人从蒋那里得到一个相反的“证明”，为此，史迪威问题已不可能缓和。8月10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10]所谓立即行动，也就是不再给蒋留出缓和的余地。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称“湖南的失败，导致有组织的抵抗瓦解”；并分析说，蒋介石“必须任命一全面性之统帅，自然最好以华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无！故必须找一外国人。” [11]自此，美蒋关系日趋紧张。
衡阳失守对国共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此前，国共关系的走向并不明朗，两党于6月初互换谈判提案之后双方均未做答。随着是役的结束，双方随即互换答复。8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称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内容抽象，予以拒绝。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标题为毛泽东拟定。其中，毛还亲笔加写一句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12]显然，毛的着眼点是将衡阳失守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
社论发表当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13]敌后抗战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阳失守而更形重要，这就是说，衡阳之役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地位互为消长。五军十六师是中共原提条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经改变，该项条件亦随之改变。不过，毛泽东对问题的考虑并非仅止于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阳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尔后由林伯渠在重庆公开提出。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既然衡阳之役与政治局势直接相关，那么，作为是役主将，方先觉投敌与否也就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同样，也是一个与政治、尤其是与蒋介石的政治利益直接挂钩的问题。
衡阳战败已经对蒋构成严重的政治冲击。问题在于，战败之后如果主将降敌，肯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从而对蒋构成双重的政治冲击。这种双重冲击一旦形成，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它将造成蒋在美国与中共面前无地自容，其交涉谈判地位进一步削弱，加剧其内外交困的处境。
把问题归纳起来，方先觉投敌与否既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蒋的政治利益联系起来，那么，蒋必然置方案于全盘考虑之中，以政治的需要予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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