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抗日联军14年的斗争史上，也曾发生过一次自相残杀的肃反肃奸扩大化的事件，这就是发生在延吉、汪清、和龙等朝鲜族人很多的东满地区的所谓反“民生团”事件，并长达二年，给当时东满的抗日斗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所谓“民生团”，就象内地江西苏区之前的“AB团”一样，本来只是于1932年春由两个“朝奸”金成杰与郑士斌，在延吉县创立的一个亲日团体，因其亲日，名声很臭，作为组织混不下去，很快就自行宣布解散了。不过，其中有些死心降日的“朝奸”分子，则有的被日寇招为奸细，打进抗日游击队内，或兴风作浪，或侦探军情。这样的事，即便没有什么“民生团”，也都会存在。
1933年初，汪清抗日游击队内发现了两个日本奸细，经审明，得知他们原是“民生团”的人。这一来，中共东满特委便将日本奸细的个人活动，都错误地归结于是“民生团”有组织对抗日游击队的渗透。于是，便在东满地区党与抗日游击队中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民生团”斗争，结果给抗联与东满党造成了一次历史大悲剧。
一时，在党内、游击队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每个人自已也都被别人怀疑；昨天你还曾在气势汹汹审讯与逼供别人，今天却可能又被定为“民生团”分子而被予以处决；任何一件本来风牛马不相及的事，都可能被说成是“民生团”分子的阴谋；如炊事员做的饭恰好有些沙子，会马上被认为是“民生团”分子的故意陷害；吃饭时掉了饭在地上，则被认为是“民生团”分子为敌人留暗号；和龙县团委书记商寿，被捕后遭日寇集体屠杀，只削掉头皮就装死而逃回，结果，反被认为他是来做奸细的，不由分说，当即枪决。等等。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反“民生团”斗争，竟一下子杀掉了东满地区的2000近名党团员与游击队指战员。
1934年1 月，汪清游击队内竟以“民生团”分子罪名杀了40余人，其他要被杀的16名游击队指战员连忙逃走，跑到宁安县的周保中游击队里，才得以被保护下来。
1935年1 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与抗联二军二师师长朱镇，也都因“民生团”
嫌疑被捕，迫使李相默出逃，而导致朱镇真的叛变降日。
金日成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反“民生团”的骚动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与创伤实在太大、太严重了，以至从南湖头会议终结这事后，我们对“民生团”这个字眼儿，真是连提也不愿意再提出了。
在反“民生团”斗争期间，金日成就是上述东满的汪清游击队政委。
反“民生团”斗争搞了二年，1934年末，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在周保中处听说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始末，一下子认识到这是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他即给满州省委写信，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很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区老早就会被日本鬼子消灭了”。
因吴平是来自莫斯科，负有指导全东北党工作的使命，故他的信马上引起了满州省委的重视，即派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省委特派员，紧急派往东满，负责调查处理吴平所说的问题。
1935年3 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得出了同吴平一样的结论，于是在汪清召开了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作出了新的决议，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二年的东满党内军内自相残杀现象得以终结。
吴平（1907—1942），原名吴兆镒，三十年代中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7年后回国到延安，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主编，1942年11月23日逝世，葬于延安清凉山。毛泽东曾亲书挽联悼念他的去世。辞世时仅35岁。
魏拯民（1909-1941 年）时年26岁。
他原名关有维，山西省留屯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京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1932年被党派到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等职。后来，他担任了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政治部主任。1940年2 月杨靖宇牺牲后，他独自率领一路军残部继续战斗，后于1941年3 月8 日在桦林县二道河子的抗联密营中病逝，时年仅32岁。
幸好在抗联十多年的斗争中，象反“民生团”这样后果严重的大规模“左”倾错误，基本只发生在吉东，而不是普遍于全东北抗联组织（虽然各抗联部队也都出现过处理内部同志的“左”倾问题），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中共各根椐地与军队的历史上，都不约而同发生过内部肃反极度扩大化的情况，如井岗山时处决袁文才、王佐的令人痛心事件，中央红军内对待红二十军的“富田事变”事件，红四方面军内杀害曾中生、许继慎等大批党和红军指战员的“白雀园大肃反”等，红二方面军内杀害段德昌、柳直旬等著名党内军内优秀领导人，陕北根椐地差点要活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之事；等等。
以前人们总说，这些肃反扩大化错误，是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所导致的。
但现在根椐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把这一切错误都归结于王明的“左”倾路线，显然是不确的。因为，很多地方，当时要么根本就还不存在什么王明的“左”倾路线（如处决袁文才、王佐的事件，“富田事变”事件），要么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影响还不可能波及到（如这个东满反“民生团”事件）。
而这个东满反“民生团”事件的错误，倒恰恰是王明派来的人给纠正了的。
之所以发生这么多肃反扩大化事件，也许应归结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同时，也应归结于一个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或一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个人素质如何。显而易见，领导人个人的素质将决定他在那种严酷而变化莫测氛围中能不能较冷静地、较恰当地处理内部敌特的问题，能不能做到既不让敌人钻了空子，又尽可能少的伤害自已的同志。这里存在一个领导处事的艺术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因人而异的。
同一个东北，同样是抗日游击队，为何在东满发生的悲剧没有波及到其他地区？
为何周保中、李延禄等就没让自已的领导范围中发生肃奸肃反扩大化？可见，领导人的水平是件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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