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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

鏖战淞沪: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已无和可言”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了战争准备,紧张情绪不断加剧。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们戴着军人的帽子;夜总会里上演着军事表演,歌舞团的女队员们也要接受军事技巧的教育;就连艺妓们也把积累的小费捐献给国家去购买军用飞机。士兵更是如此,他们进行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军事训练,最高荣誉是战死沙场。日本国民中已经渗透进这样一种思想:要想生存,日本就必须战斗,并且要取胜。

  到1931年,日本已攫取了朝鲜,琉球群岛,中国东北及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从苏联抢走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得到了原被德国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但日本的野心远不止这些,它要征服中国,征服世界。而如田中奏折所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在东北站稳脚跟后,加快了其全面侵华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上海增兵,企图在中国中部建立新的侵略基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通电全国,“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不畏强暴,奋起抵抗,苦战33天,战斗一百多次,迫使日军三易其帅,损失万余。但最后日本还是凭借《淞沪停战协定》,获得了日军在上海的留驻权,而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

  1933年1月至5月,日军侵入长城各口,侵占热河。凭借《塘沽协定》,日本打开了侵略华北、直取平津通道。从此其对华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发生。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7月,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北平、天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并禁止“中国国内一般排外排日”运动。同时,国民政府又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谈判,以换文方式达成《秦土协定》,同意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察哈尔东全部撤退,撤销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并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的自由来往等。至此,中国在冀、察二省主权大部丧失。11月,又策划“冀东事变”,由国民党政府特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1月,又迫使中国政府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1936年,日军在华北集结,并在西自成都,东到上海,南至北海的辽阔区域内进行骚扰、挑衅,日军军舰长驱驶入青岛、上海和长江各口,大有鲸吞中国之势。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宛平城射击并炮轰卢沟桥,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7月17日,蒋介石就卢沟桥事变发表讲话,向全国发出号召:“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讲话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但此时,蒋介石仍抱有和平外交方法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攻占平津后,日军按预期战略目标,主力南下,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完全投降。到此时,蒋介石判断中日全面开战已不可避免,不得不提出“现在到最后关头,已无和可言”。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时,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上海成为战场

  德川幕府末年,日本即倡“北割满洲、南收台湾,进取中国”之议,明治维新之后,更决定了“北进朝鲜再经满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经台湾转夹击中国”的“蝎型政策”。1927年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自东北及东南同时进攻的双向攻势,以掌控整个中国沿江沿海的富庶区域,鲸吞整个中国,这是“蝎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把东南沿海作为其侵略中国的重点区域,而它在这一区域的首攻目标则是上海,先有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继有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当时世界第五、中国最大的军港,不仅是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也是溯长江进入我国内地的水上咽喉。控制上海,则可沿长江上行,对华北、华中均可构成极大的战略威胁。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8月初正在台湾参加演习的日海军第3舰队突然中止既定任务,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奉命做侵略上海的兵力布署;驻沪日本各种军事人员都被动员起来了,日夜举行演习;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已全面动员正式陆军,待命出动。针对这一局势,国民政府同意张治中的建议,决定一旦判明日军即将进攻凇沪,应采取“由我先发制敌”战略。当时蒋介石的战略考虑是,华北战场以固守争取时间,华东则以进攻争取主动。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调各地军队和物资往京(南京)沪一带,以备开战。

  8月12日清晨,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领的第87、第88师进入上海市区,市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街头路边都是中国军队,惊喜交集,情绪高昂。

  张治中本决定在8月13日拂晓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的攻击准备,趁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上海拿下。但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不得进攻的命令,计划夭折。是日,驻沪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向中国士兵开枪。第二天,中国军队正式开始反击,举世瞩目的凇沪会战序幕就此拉开。

  淞沪会战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13日至9月17日。我方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阻击敌后援部队沿江登陆。

  第二阶段,9月18日至11月4日,是敌我相持阶段,双方在刘(行)罗(店)公路、蕴藻浜、大场地区及苏州河沿岸开展剧烈战斗。

  第三阶段,11月5日至11月中旬。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侧后合围上海,淞沪地区守军侧背受敌,有被围歼的威胁,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于11月8日下令全军撤离淞沪地区,转入南京保卫战。至止,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历时3个月的淞沪抗战随之结束。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首次采用大规模集团军作战方式反击日本侵略。会战中,中国方面先后共投放20个军、50余个师,加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税警总团和部分地方保安团队,共计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日本方面先后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14个半师团,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三四十艘,战车三四百辆,飞机400余架,伤亡5万多人。3个月里,百万军队鏖战淞沪,大上海成为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抗敌沙场。

  一寸江河一寸血,一寸国土一寸金

  淞沪会战中,广大爱国官兵们同仇敌忾,前仆后继,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陷阵之勇,牺牲之烈,惊天地泣鬼神,真可谓一寸江河一寸血,一寸国土一寸金。

  淞沪抗战打响的第二天,第88师第264旅旅长黄梅兴率部攻打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壮烈牺牲。黄梅兴,1897年生,广东平远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淞沪抗战中殉国的首位高级将领,后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并特准其灵柩安葬于南京雨花台。

  罗店,位于上海西北郊外的普通小镇,人口不过数千,但居凇沪战场各战略要地的中间,它的得失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走向。8月25日下午,蒋介石亲临南翔前线指挥部视察,并召集第3战区总司令冯玉祥、副总司令顾祝同及各集团军师以上将领讨论战局,最后蒋介石指示陈诚:罗店非常重要,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罗店,把日军赶到江里去!小小罗店,双方不惜重兵投入反复争夺,造成拉锯之势,双方各死亡9000余人,日军称罗店是个血肉磨坊。此役中,第11师第110旅旅长蔡炳炎中弹牺牲。张治中很熟悉蔡炳炎,闻他阵亡,曾赋词一首,寄托哀思,词云:“寡言少语,忠厚老实。离乡从军,纵马横刀十余年,尽心尽职。淞沪战役挺身出,高举抗日救国旗。罗店战身先士卒,功德传后世”。争夺罗店最激烈时,蒋介石甩下一句话:“夺不回罗店,师以上军官统统枪毙”。

  第98师第583团3营驻守宝山。9月1日,日军以宝山城为中心目标实施全线进攻,5日,3营已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当晚,师部派通信兵穿越封锁线进入宝山城传达命令,要3营死守宝山,等待援军。营长姚子青代表全营表示:誓死守卫宝山城,与敌人决一死战。姚子青又向师部发电:“职营官兵均抱与敌偕亡之决心”,“一息尚存,奋斗到底!”6日,日军再次猛攻宝山,先用大炮猛轰城垣,然后步兵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从城东、南、北三面纷纷拥入。7日,姚子青营从城墙上撤下,与敌人在内城展开激烈巷战。但孤立无援的3营难以阻止占优势敌军的打击,城中工事逐渐被日军全部占领。姚子青看到坚守无望,想率残部杀出一条血路突围。他与数十名士兵从宝山城东门发起反冲锋,但在接近城门时姚子青中弹倒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三营其余官兵战斗到最后一刻,全部壮烈牺牲。宝山城陷落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通电全国:“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蕴藻浜是上海仅次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第三大河,与京沪铁路和凇沪铁路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沪太公路也与其相交,是上海北郊的水陆交通要道。蕴藻浜的背后就是各地奔赴凇沪前线部队的集结地大场,日军突破大场防线,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西取南翔、南下苏州河。

  从9月末到10月所进行在蕴藻浜区域的作战,其炽烈和残酷程度都达到了极点。“死守”成了作战的唯一目的,部队一上火线,除了重伤或战死,无论将校士兵,都不得稍离,除非上级指挥机关下令调防,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据一般估算,在这20多天里,中国军队平均每天伤亡接近5000人左右。西北军第32师进入阵地时,有15个营,8000人上下。上阵2天,营长以下军官牺牲殆尽,8000名战斗兵员损失达3500人左右。湖南部队第77师的1个团进入阵地14日,3个营长阵亡2人,15个连长伤亡14人,全团士兵生还的只剩500余人。

  10月26日起,中央作战军主动放弃了从北站到江湾之间的阵地。为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军队仍在坚守上海,第3战区司令部决定将第88师第524团的一部留下,再配属必要的特种部队,由团副谢晋元率领坚守紧依苏州河北岸紧靠租界的四行仓库。

  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率部进入四行仓库时,中国守军主力已经在夜色中撤离。谢晋元对全体士兵作战前动员,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华民族的志气。现在四面都被日军包围了,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同时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坟墓,但只要还有一个人在,这片土地就是我们中国的!”

  在谢晋元团坚守四行仓库的第三天,日军向国际上宣布,上海已全部被日本占领。但当天他们对四行仓库的第六次进攻仍告失败。这天晚上,一名叫杨惠敏的小姑娘把一面临时制作的中国国旗紧紧地裹在身上,外面套上童子军制服,巧妙地穿过日军的重重包围,渡过苏州河,把这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第四天早晨4点钟,谢晋元让三名战士把这面国旗升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

  坚守四行仓库的第四天,谢晋元率部打退了日军的第七次进攻。这时,第88师接到南京大本营的命令:四行仓库的坚守行动已达预定目的,命令壮士们即日撤离。按照命令,谢晋元降下楼顶上的国旗,率部于31日零时从坚守了4天的四行仓库撤入英租界。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汉奸刺杀。蒋介石闻讯撰一挽联,高度评价谢晋元率部固守四行仓库事迹:“坚苦矢成仁,终古光腾孤岛血;英魂应不泯,从今怒吼浦江潮”。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实400余人)坚守四行仓库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尊敬。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军驻沪总司令的史摩莱特少将不无感慨地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壮士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举动了!”租界的英国军人也多次表示愿帮助谢晋元团退入租界,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谢晋元谢绝了,他坚定地说:“我是一名军人,身可死但枪不可离,没有命令虽死不退!”

  在国内,“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坚持抗战”的消息轰动一时,鼓舞和激励着国人,正如《八百壮士》歌所唱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英雄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闻义赴难

  参与淞沪会战的70万部队,有所谓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来自四川、广西、湖南、陕西等地的地方军。不少地方军曾经是军阀战争的积极参与者,与蒋介石政权矛盾重重。然而当日军魔爪蹂躏中华时,他们朝命夕至,闻义赴难,唯国民政府马首是瞻,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

  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桂军,1929年与蒋介石的中央军曾大战一场,是谓蒋桂战争;1930的中原大战,桂军再与蒋介石部大动干戈。中日淞沪开战后,桂军第7、第31军6个师经长途跋涉来到淞沪战场,李宗仁、白崇禧都到南京,并来上海视察,多年的蒋桂分裂,重新合作。蕴藻浜一役,桂军6个师全部投入,白崇禧亲临前方指挥。桂军素以骁勇悍强,善于野战而称著,抗战意志亦很高昂,但武器陈旧、新兵不少,又缺乏现代战争的经验,经一日激战,损失惨重,当晚只好另派部队接防。

  七七事变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川军领袖刘湘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25日,他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对于抗战“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是川军出川抗战的日子。四川各界在成都少城公园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纵队司令唐式遵,善于拍马,又极其顽固,被人骂为“唐瘟猪”。此时,只见他走向台前,慷慨陈词:“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还朗诵了一首改写的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完全是另外一种军人形象。此次欢送,少城公园人山人海、战旗飘扬,慷慨激昂处,数万军民每每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川军装备可怜得很,如第26师,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川军甚至连雨衣都无力购置,只好带着雨伞行军。以如此装备与拥有飞机大炮的日军交锋,川军虽伤亡惨重,然前仆后继,毫无惧色。第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但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会战结束后仅剩600多人!

  杨森担任军长的第20军,在内战中恶名在外。但在淞沪抗战中同样舍生忘死。10月上旬该军参加蕴藻浜战役,不到7天,伤亡营、团长10余名,连、排长280余名,士兵伤亡达7000余人。这个军原有2个师,撤出阵地至嘉定境内整编,缩编为2个旅。

  据何应钦的统计:抗战8年中,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战役上的失败与战略主动权的易位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敌5万余人,但付出了伤亡20余万人的代价,并最后失去了淞沪,战役失败。

  但从战略上看,则是另外一种气象。其一,淞沪会战吸引了侵华日军的主力,淞沪战场实际取代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这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二,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至极,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他们认为,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或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日本陆相松山甚至扬言:“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日本军部较为谨慎,也估计“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结束”。淞沪一战,使日军短期内灭亡中国企图化为泡影,显示日军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之中。其三,日军的进攻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此战不仅粉碎了日军狂妄叫嚣,而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勇气。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淞沪之战,日军摧毁中国陆军这一最大与唯一之目的并未达到,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基础,淞沪抗战的精神必将在以后发挥作用。

  淞沪会战是八年抗战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个战役。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的英勇抗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淞沪一役,“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华军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淞沪抗战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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