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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血 谊

  TAXI 轿车驶出南京机场,驶进光华门,驶过明故宫遗址,在中山东路上奔驰。这条长廊似的绿荫大道,引起海外游子多少难言的情思?

  从旧金山到南京,遥遥万里是一条绵绵的思乡之路。圆脸宽额,激情如火,一副深色的深度眼镜显示出他的博学、热烈和豪爽。他是南京的儿子。虽然,他离开她五十多年了,身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专员和旧金山国际联邦大学首席顾问的张豪先生仍然怀念着心中的石头城。望着街市上掠过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他的心仿佛被什么刺痛了、苍凉的歌声从心底里涌出来:“……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从凄苦到悲愤。压抑在心中的旋律倾吐给故乡的土地,这里是他的摇篮。这里有他童年的梦,这是一场恶梦。血一样的太阳旗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南京变成了血海!

  他要去拜谒南京大屠杀三十万遇难同胞的纪念馆。作为南京人,他不能忘记家仇国恨。

  满眼风光石头城。出租车来到下榻的金桥饭店。张豪掏出一叠人民币递给司机。

  司机将手一挡,微笑着说:“谢谢。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南京人,这趟车我请客了!”

  张豪惊愕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同乡司机,他只是一个劲地将钱塞过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

  不知名的青年司机一再谢绝:“先生路上唱的这首歌,使我感动,使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之心,欢迎光临,再见!”

  一首歌,架起了心与心的桥梁。

  一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南京的街巷中不时传来一阵阵的枪声,刺刀上的太阳旗在寒风中飘荡。一群又一群的青年男子被押送到长江边集体屠杀!

  躲避在难民区中的人们,个个提心吊胆。三十四岁的朱寿义被国际委员会安排分发救济款。他能写会算,他是基督徒,他与国际委员会的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熟悉。

  杯水车薪。少量的救济金远远满足不了成千上万要求救济的人,警察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铁窗口来。

  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见到朱寿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朱先生你行行好,我一家人没有吃的了,排了几天队都挤下进来,求求您了……”

  他是黄包车夫,他的手臂上有一条条被警察的藤条抽打的血痕。朱寿义看他可怜,给他发了五元钱的法币。

  五元钱救活了一家人,一家人没有忘记在血与火的日子里戴黑边眼镜的朱先生的救命之恩。岁月流逝,天翻地复,那一份真情永远记在心头。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二年。朱寿义到洪武路去拜访一位朋友。院子中一位近五十岁的人见到他惊喜地大喊:“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他,“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您的情才领到救济金,那五元法币救了我一家的命。”

  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您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给您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正中果然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

  朱寿义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非要拉着他吃饭:“救苦救难,我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朱寿义老泪纵横:“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

  患难见真情。在血与火的南京,人与人更加亲近,这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感情。

  信奉佛教的僧侣们为普度众生而慈悲为怀。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安芸教区(广岛)的僧侣们在光隆寺法师光寺重信的率领下,组成侵华日军遇难牺牲者追悼法要团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他们击鼓敲磬,口诵佛经,向三十万遇难者献上慰灵曲。

  夜幕笼罩了长江。黑纱给江岸披上了一层悲哀。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三十里江岸,洒下了十多万人的血!来自日本的僧侣们提着红红绿绿的彩灯来到了江边,他们合掌念佛,祝愿死难者安息,并祈祷他们冥福!彩灯下水了,烛光点点,灯的四周写有“南无阿弥陀佛”、“遇难者归来”、“和平”的字样。一串串灯火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闪烁。

  日本宗教界熊本县中国人殉难者慰灵塔代表团在古川泰龙团长率领下两次到南京举行悼念仪式。面对着累累尸骨,他们双手合十,泣不成声。古川泰龙说:“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现场,我们向殉难者表示哀悼和忏悔。回国后我们要尽毕生余力将事实真相告诉日本人民。我们要在庙内建一座南京殉难者慰灵塔,向遇难者祈祷!”

  人心像天空的繁星,她遥遥相望,她互相辉映。一百多个男女老少组成的日中学院友好之船日中不再战访华团来到了南京,来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白发、童颜、花裙子和红红绿绿的太阳帽组成一个又一个五彩的花环,敬献给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丧生的人们。

  刺目的闪光灯在胶片上也在心底里留下了一幅幅悲惨的画面,摄像机在摇动:白骨累累。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断了的腿骨,砍裂的手骨,子弹射穿的头骨,军刀劈开的肋骨,层层叠叠。

  一百多个人鞠躬、默哀、哭泣。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也来了。刘永兴、陈德贵,夏淑琴、李秀英……,

  每一个人都有九死一生的故事。在中山码头五千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靠跳入江中幸存的刘永兴,又讲述了一遍日军机枪扫射、刺刀戳捅和汽油焚尸的惨象。陈德贵用大腿和手上的伤疤,回忆了三千多人在煤炭港惨遭屠杀的情景。失去了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和一个小妹妹的夏淑琴老大娘,声泪俱下地诉说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全家九口人被日本兵杀死七口的深仇大恨。那年她八岁,她八岁成了孤儿,她的左肩、左腰和脊背上有三处被日本兵刺刀刺的刀伤!被日本兵刺了三十七刀的李秀英是因为抗拒日军的污辱才死里逃生的。她一人与三个日军搏斗,她是昏死过去后被寒风吹醒才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的。

  日本妇女丰秀清走上前来紧紧拥抱中国妇女李秀英。她哭了:“那年我十六岁,我还在读书,听说南京四周都有城墙,人跑不出去,所以杀了很多!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残酷而悲惨的事件幸存的人,我们听到了真实的声音,我心中很难过,这是侵华日军的罪过!”

  “这是历史的教训!”李秀英说。

  叫做片平裕香的日本姑娘用手捂着嘴抽泣说:“我一直不知道日本历史上有过这样可耻的事情,我不愿做这样的日本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低着头流泪:“中国人民遭到过日本的祸害,我深感痛心,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你们!”

  穿黑白条纹衫的长发女青年问李秀英:“你恨日本人吗?”

  “恨!当然恨!我流了多少血?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李秀英卷起衣袖,指着一处处伤痕说:“日本兵说是因为中国兵抵抗才杀人的。我是妇女,我抵抗了吗?你来中国杀人,当然要抵抗!”

  她停了一下:“自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也要和平,他们也不愿来中国打仗,坏的是军国主义!不能再打仗了,我一家现在有十多个人了!”六十五岁的日本妇女李秀清又一次拥抱六十八岁的中国妇女李秀英。她赠给她一个粉红色的方盒。

  里面是时间和历史。圆形的电子钟跳动着。它和地球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李秀英和李秀清一起把它举过头顶,这是一面旗帜。

  二

  半个世纪前跟着太阳旗攻入南京的日军机枪手东史郎又一次来到了当年的战场。孝陵卫、卫岗、中山门依然屹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的心扑扑地跳,他害怕想起往事,害怕见到中国人,他手上有血。在他的机枪火舌下,倒下过好多中国人。他所在的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就是从中山门攻进南京的。

  比起“和平之船”友好访华团中的一些日本老兵,东史郎是有勇气的。面对历史,他重新踏上了这片土地。“和平之船”上有几位当年侵华的日军老兵,竟然不敢上岸重新目睹制造过灾难的战地。他们心中有愧,他们觉得无颜见中国人。

  年逾古稀的东史郎正视事实。他特意寻到东郊的一处山坡,这是当年他架机枪扫射的阵地,山河依然,世事沧桑。他老泪纵横地脆在地上,面对着古城墙叩头忏悔。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面对着一群群参观的人,他低首弯腰地赔礼道歉:“我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虽然我是执行命令的,但我有罪,不可饶恕的罪,我到南京是认罪来的!”

  鲜血洗亮了他的眼睛,回到日本,东史郎四处奔走,他到名古屋、京都、福冈、鹿儿岛、大贩、神户等二十多个城市,在日中友协组织的集会上以亲身经历发表讲演,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公理永恒。文弱的日本静冈中学教师森正孝,面对着威胁恐吓,以无畏的勇气,三次组织《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访问中国,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察看一处又一处屠杀遗址。为了核实草鞋峡集体大屠杀的确切现场,他带着团员在长江岸边寻找了三天!

  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的森正孝随身带有攻占南京的日军士兵当年的日记和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将照片上的背景和现场作一番比较。第三天下午,一行人来到幕府山——草鞋峡五万七千多遇难者是从幕府山的军营被押到长江边遭机枪扫射的。他们来到了山脚下的五所村。一个老农模样的人走过来了,森正孝上前请教。穿一身老棉衣的八十多岁的陈福银又找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给国民党军管仓库的周立鹏。

  提起五十多年前的大屠杀,老人记忆犹新。两个中国老人带着一行年轻的日本人行走在弯弯的山道。从五所村国民党教导总队幕府山营房到草鞋峡是四公里。他们走了半个小时。途中,穿着牛仔裤和旅游鞋的森正孝爬到了一户农家的四层楼上察看地形,他拿出照片一对比,两座山峰完全一致!“对,就是这儿!”他发现了他要寻找的历史。

  陈福银和周立鹏把日本人带到了江滩。“这里,就在这里!”江水冲刷着泥沙,冲刷不了血的记忆!五十三年前的冬天,日军的机枪和汽油在这里灭绝了五万多中国人的生命。那时尸横遍野,江水赤红!

  这时,江岸边过来一个矮个子的摸鱼老人,问及大屠杀,他滔滔不绝:“我差点送了命!我是混乱中逃跑的,机枪在后面扫,我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逃命。后来拉尸首埋葬时,光鞋子就捡了两卡车!”

  三十多岁的小野贤二是日本一个化工厂的工人,为了调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采访了当年侵入南京后奉命枪杀中国人的日军第65 联队的一百多个士兵,小野把采访记录在报纸上发表。在长江岸边,他又一次找到了历史的真实。

  从上海到南京,沿着侵华日军的进军路线,“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一行三十九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日本,他们将调查经过编印成《南京大屠杀报告集》广为散发。森正孝自费制作的影片《侵略——没有说过的战争》和《不曾允许的战争——南京》在日本国巡回放映,观众达数百万人!

  森正孝感谢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日本“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的支持和关照,第三次来南京时,森正孝肩扛着两台摄像机,他将其中的一台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它将记录中日两国的历史和人民的友谊。

  南京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关注。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他们只是近几年才得知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们感到震惊和羞愧。名古屋的邮电工人组织全电通支社访华团回国后,立即发行了《前事不忘》的绿色电话卡。画面上印有“遇难者300000”的字样。购买这张绿色卡片的人可以免费使用五十次绿色电话。象征和平与生命的绿色电波,将绿色的友谊之风传向四方!

  三

  乘着绿色的友谊之风,中国作家代表团飞越日本海降落在风流岛国。这是一次非凡的访问——中国作家计划在日本采访六十八天!他们将与日本国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

  心与心开始了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

  正是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成为日本报刊众说纷坛的热门话题。

  从南京到东京的中国作家凤章,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踏上这片邻近而遥远的土地的。他认为,作家也是桥工,在人类的心灵之间架桥。

  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欢迎会上,访问过中国的一些日本作家以地道的日本式宴会为中国作家洗尘。榻榻米,生鱼片和头梳高害、身穿和服的女招待亲切而殷勤的服务很快使在座的人都成了朋友。

  年过半百的凤章是在儿童时代认识日本这个邻国的。那年他九岁,那年他的家在泰州乡下的小纪镇。祖父刚去世,端着刺刀挑着太阳旗的日本人开过来了!男女老少大哭大喊地仓皇逃命,枪声乱响,火光冲天,镇上四条街道烧毁了三条!还有一次是他跟着父亲到上海去,过一个岗哨时,日本兵大喝一声,用手使劲朝地下压了几下,父亲颤颤惊惊地强作笑容,连忙朝日本兵弯腰鞠躬。幼小的凤章感到了一种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愤慨,它像种子一样一直埋在心的深处。

  经历过那场战乱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隐痛。那天去真壁郡大和村,七十三岁的安达诚的老母亲向中国作家谈起了日本平民遭受的灾难。那时,她刚刚嫁给安达没几天,政府下了圣战的证兵令,安达和村里的小伙子征兵到中国去了。她望穿双眼。可是,安达战死了。村里的小伙子大都有去无回,战争给大和村留下了三十五个寡妇!三十五个寡妇成立了一个寡妇协会,她们烧香拜佛,祈祷菩萨保佑死去的人冥福,祈祷菩萨保佑她们平安。望着老人凄苦的神情和历经苦难的皱纹,凤章拉着她的手,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在鉾田町,他见到了另一位年逾占稀的老人,这是一位瘦长个子瘦长脸的前日军士兵,他和老伴在一座花团锦簇的庭院里,唯一的女儿在外地上学。他一天到晚在佛殿里盘膝打坐,面对着慈善的观音和缭绕的香烟,忏悔自己的罪过。一个叫久家喜八郎的矮矮胖胖的日本老人听说来了中国作家,硬拉着风章去他家吃饭。嘴上连声道歉:“我对不起中国人!对不起中国人!”据说,他曾参与攻打南京的战争。

  当一个人需要向神灵赎罪和请人宽恕的时候。千古遗恨便成了心灵上永远卸不掉的重负。这,难道不是锁链般的苦难和折磨?

  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心理上自然没有负荷。一群青年人围住了中国作家。这是在茨城县美野里町的小岩户村。天下着大雨,村民聚会的民众馆内坐无虚席,三十多位年轻人渴望从中国作家口里知道更多的东西。到过中国的藤田友子像品味美酒佳肴一样回顾了那一段美好的旅程。她的感觉是中国什么都大,北京马路大、广场大、故宫也大,“中国是一个大国!”她的观感引起了许多同龄人的羡慕:“我们一定要去中国游览!”“在这里见到中国的作家,也算看到了半个中国。”一男孩的一句风趣话把所有人都逗笑了。

  一个戴银丝眼镜,白白净净的年轻人没有笑,他怯生生地提问:“我对中国十分崇敬,但有件事我不理解,就是我国新编教科书问题。教科书是日本史教科书,中国为什么表示气愤和抗议?我想请教中国作家。”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凤章觉得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回答日本青年的提问。他讲了少年时代故乡的那一场大火和铁蹄下的苦难岁月,他讲了侵华日军杀戮二千万中国人的血海深仇,他详细讲述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野蛮和残酷:鲜血染红的江水,堆成小山般的尸体,还有以杀人比赛取乐的那两个日军少尉!三十万人的血,怎么能用浓墨“修改”呢?

  提问的日本青年脸涨得通红,他惶恐地低下头:“请原谅,我不该提这个问题,我年轻,我不知道战争的历史? ”

  两颗陌生的心上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

  已经八十高龄的蒂尔曼·德丁又来到了半个世纪前他当战地记者时采访过的中国。当年的《纽约时报》记者难忘中国抗战的岁月。

  他是最早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公布于众的外国记者。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天——1937 年12 月15 日,他就驾着汽车离开了南京到上海去发电讯稿。半路上被日军拦回,他又从芜湖转到武汉发出电文。12 月17 日,《纽约时报》用八栏的显著版面,向全世界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所有街巷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 .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后才能通行。”

  这则电讯立即传遍世界,它是历史的记录。

  五十年后,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美利坚公民蒂尔曼·德丁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在“遇难者300000”石碑前致哀,他用深沉的语调回忆当年的情景:“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城内没有经过激烈战斗。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人民,满街是尸体。我看见街上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军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时,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个人一批一批地逼令他们互相残杀,日本兵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我把亲眼目睹的这些情景,及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稿,详细的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他告诉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收集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现在美国立有专门卷宗,用电子计算机储存着并已对外开放,还可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他说,当时在南京的美国见证人还有费区和贝茨,他们当时拍了很多照片和影片,还有许多纪实。可惜费区已经去世,但贝茨还健在,他在美国联邦理论培训班教书。德丁说,日本也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将被邀请去东京介绍当年的见闻。

  德丁的夫人是中国人,中国江苏人。他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热爱和平的人们手挽起手。

  有四百七十五个团体赞助的日本第九次“大阪反战和平展”特邀中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女士出席。风云际会,世界十三个国家的二十六个博物馆、纪念馆提供的四千多件展品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人民惨遭战祸的真实图景。段月萍带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照片集和新录制的文献纪录片《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次对法西斯的控诉,这是一次和平的呼吁!“大阪反战和平展”事务局负责人石田章认识段月萍,那是他来中国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候,日本朋友受到了纪念馆的热情接待。“很高兴,老朋友又见面了。”

  手与手传递着真挚的友情。

  五十六岁的段月萍经历过战乱的苦难。1937 年冬天,攻击南京的日军经过她的故乡芜湖,一路上烧杀枪掠,她家的房屋焚成了灰烬!全家人从安徽逃到江西。那冲天的大火和震耳的枪声记忆到今天。

  今天,大幅海报在大贩通天阁展厅引人注目,一些退休教师、退伍士兵和工人从大贩各地赶来帮助段月萍散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站在日本的讲台上,段月萍用深沉的语调讲述举世震惊的惨剧。许多人低头哭泣。三十万人的生命和热血,是一曲惊心动魄的悲歌!照片、证言、录像。铁和血凝聚的历史震撼了千千万万大和民族的子孙。

  一位瘦小个子的日军老兵缓步走到段月萍面前深深地鞠躬:“我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战争,我应该向中国人谢罪!”

  段月萍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句中国的格言,也深深地铭记在日本人的心中。

  高速列车把段月萍带到了广岛。战争给广岛的灾难留存到今天,断墙残壁,焦土瓦砾,还有白森森的人体遗骸和被原子光辐射烧得千疮百孔的恐怖的男女老少的照片。从立体声音箱中,传播出这些残疾人悲愤痛苦的诉说。耳边有个熟悉的声音。仿佛是加藤礼子?

  此时此地,段月萍迫切想见到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加藤是一九八六年访问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认识段月萍的,脸面和手上被原子弹烧伤的加藤看到鲜血染红的太阳旗和太阳旗下的枪炮刺刀,看到在日本兵的刀枪下断肢裂体、肝脑涂地的三十万南京遇难者的影像和图片,她哭了,为中国人,也为自己。

  段月萍陪着她流泪。她见到了南京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她敬佩为了不被强暴凌辱刺了三十七刀仍拼死决斗的李秀英,她也庆幸在三千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跳江潜藏而侥幸生存的陈德贵。共同的遭际使加藤礼子和李秀英、陈德贵以及段月萍等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成了朋友。回到日本,她给李秀英和陈德贵写信、寄礼品,她给段月萍寄来了一个漂亮精致的日本工艺女孩,还有彩色的全家照。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个美丽的女儿依偎着她和她的丈夫,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

  段月萍祝福她幸福快乐。她寄去了一幅云锦壁挂,五彩丝线绣织成喜鹊登梅的吉祥图案!

  千里寄深情。加藤礼子十分喜欢中国朋友送的这件珍贵礼品。她从邮局寄了一件衣服给段月萍:“我比您大两岁,这是一个姐姐的心意!”现在,段月萍就站在广岛的土地上。因为活动安排得相当紧张,她只好快步走到广岛和平博物馆卖资料的窗口。她查到了幸存者加藤礼子的电话号码。惊喜的段月萍和惊喜的加藤在电话中用惊喜的声音互致问候。两个人听得见彼此激动的心跳。

  马上要赶火车,段月萍留下一方洁白的丝绸手帕和一把工艺精致的檀香扇。

  加藤又来信了。她收到了礼品,也收到友谊。她寄来了一只钟,也寄来了一片情。

  钟声悠悠,情谊悠悠。

  由于工作的关系,段月萍接待过许许多多日本人,她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建立了友谊。《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寄来了他的新著《通向南京之路》。茨城大学教授石岛纪之寄来了《南京事件研究》。日本女作家早乙胜元的《访问南京笔记》一出版,就送给了段月萍。还有洞宫雄的《南京大屠杀》,藤原彰、今井清一的《十五年战争史》。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成了热爱和平的人们共同的事业和责任。

  冬去春来。每年元旦,段月萍都会收到来自日本的许多贺年片,妙法寺的法师二宫大山一年一度寄来遥远的问候和祝福。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藤原彰先生每一张贺年片上总写有悼念300000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祈祷。

  这是心与心的呼唤!

  又是一年春风绿。古城南京的话剧舞台上,传出了一曲中日戏剧家合作谱写的春之歌。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日本戏剧家黑川欣映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萌生了编出一台戏剧的愿望。他又采访了许多幸存者,挖掘了储存在他生活中的许多素材。于是,《江东门人》写成了。

  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之一和丛葬万人坑的遗址,这一典型的悲剧环境为戏剧提供了真实而广阔的背景。主人公是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兄弟的日本人山田。四十余年后他到中国南京的江东门外开了个餐馆,合伙人是一个因坎坷经历而仇视日本人的中国人。掌勺的赵师傅,父母双双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于是,围绕两国及两国人民关系的不同看法,展开了激烈的剧情冲突及感情纠葛,通过战争受害者及他们后代的种种遭遇,展示了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从而增进了理解和友谊的愿望。

  故事是生活的真实,每一个经受过战火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情历程。黑川先生特邀中国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出任艺术总指导。八十多岁的黄先生欣然应允。他看了剧本,眼前出现了三十五年前在摄影棚里发生的一幕真实的故事。那是一九五五年,黄佐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赵丹、白杨主演的《为了和平》。恰逢日本的一个旅游团前来参观,当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一场戏开拍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奔跑着从观摩席中跑到摄影机前,朝着黄佐临一个九十度的深鞠躬,嘴里连续喊道:“我们有罪!我们对贵国有罪!有罪!……”

  演职员们都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江苏人民艺术剧院的活剧艺人在中国导演和日本编剧的指导下,每一个角色都光彩照人。

  人生就是戏。

  历史就是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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