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拥挤着近三十万的难民！这里可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人口密度最高的记录。在中国的这块领地里，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洋人是保护神，手拿屠刀的日军成了统治者，大地的主人中国人却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国际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台上表演他们的传统节目或即兴之作。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人性、兽性和奴性展开了生死搏斗！
啊，令人不安的“安全区”。
人人过关
占领南京的日军惊魂未定。他们知道，曾与他们拼死血战的十万中国守军，不少人仍然隐伏在市内，相当多的中国军人混杂在安全区的难民中，这是一批危险的人物。进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随从，来到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瘦高个子的费吴生立即笑脸相迎。因为头一天日军在难民区打死了二十个难民，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人尽力地想制造一点友善的气氛。
刚坐下，矮个子的日本军官就提出：“据我们得知，这里有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希望你们能交出来！”
费吴生愣了一下：他们怎么知道有六千名的呢？他急忙叫人递上茶水：“败退的中国兵有一些，可不多。再说，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应该给予人道的待遇，昨天贵方已经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帝国军队要求贵方协助的是：把六千名中国兵交出来！”
难民们分散在二十几个收容所中，日本兵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兵？中国兵藏在哪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费吴生费尽口舌地辩解着，他极力地要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败兵。
日本军官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五名委员正在煤油灯下开会，日军从安全区中拖出了一千三百个男人，用绳子绑着，一百人捆成一串，戴着帽子的，都被一个个抓下来扔到了地上。其中有许多中国兵，军人都光着头。
雷伯急坏了。他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费吴生在队伍中穿来穿去。黑暗中，他在寻找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兵。他们说，他们为抗战来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还有一个北方的大个子军官，他曾向费吴生倾诉了战败后的遗憾，那一双失望的眼睛使费吴生久久难忘。他寻不到他们。刺刀押着他们走了，他们昂着头，没有一个人哭。
雷伯气得要命。他觉得日本人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中国人。愚弄人是不道德的。当天中午，他和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内，与日军特务队队长商谈过这个问题，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对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不过几个小时，日本人怎么不能“信托”了呢？难道枪杀就是“仁慈”？十六日一早，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叫史密斯执笔，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情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
对这件公函的答复，日军当局对费吴生说：“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两万人，我们将肃清这些恶鬼！”
费吴生不安了：“恐怕不到一百人了，他们都没有武器！”
肃清“恶鬼”的行动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阴森森的寒风中，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日本宪兵司令的通告：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尚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怒骂着。不识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请人读结他们听。也有人提出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到哪里去登记啊？”“抱在手里的娃娃要不要登记？”
打听到了消息的人互相转告：“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去登记。”“登记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山西路广场。”
明知登记会有风险，可不登记说不定风险更大。南京人已经尝到了日本兵的厉害！
天蒙蒙亮，山西路广场上就挤满了膀子上戴着太阳臂章的人。虔诚的基督徒朱寿义也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带枪的日本宪兵，先叫大家四个一排站好队，长绳似的队伍一直排到三里地外的宁海路。哪个人乱钻，哪个人说话，日本兵的枪托就打下来了！
广场上用桌子搭了个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站上去讲话了，他个子不高，听得出是外地口音，边讲边指手划脚：
“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你们中间哪个当过中央军的，就站出来。你们没有家眷，流落在外面，生活很苦。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杀，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讲到“发给路费”的时候，他还拍了几下胸脯。有人看他穿着西装，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洋气，认为可以相信的。
“这人是谁？”有人悄悄地问。
“好像是夫子庙卖过仁丹的。”
“这人叫詹荣光。好像是湖北人，九头鸟。”
“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
“难说。”
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我的同胞们，当过兵的，愿意做工的，都站出来，有饭吃，有工钱发！”
有人站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好！往这边站！”詹荣光很高兴。
站出来了好几百人。“上车吧！”日本军官一声喊，持枪的日本兵就赶着这些想回家和想做工的人上了卡车。卡车飞驰到下关，机枪早准备好了。登记了，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先朝桌子旁坐着的日军来一个一百二十度的鞠躬，然后问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家里几口人。问完，再从头到脚检查。先看头上有没有戴过钢盔的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辽听你说的是不是南京本地话。胆子小的害怕得发抖，就被拉出了队伍。有一点可疑的，也被另立一边。话说不清楚的，他怀疑你有鬼，靠边站了。种菜的、打铁的、拉车的，不少人都被他们怀疑是中央军拉出了队伍。
排了一天队，到傍晚了，朱寿义还没有领到“安居证”。他发到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有“野宇”两个字，上面还盖了图章。
第二天一早，朱寿义又来到山西路排队了。还是四个人一排。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张条子，不敢说话，连看也不敢多看。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鞠躬时腰弯得小了一些，一刺刀戳在大腿上，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个老头因为耳朵聋，听不到问他什么话，被一枪托砸破了头。有好些青年人被拉出了队伍。
“的咯、的咯”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日军的马队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与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儿句：”抬子弹去！”
一声令下，日本兵从队伍中拉出了一百几十个年轻人。朱寿义是他们后面的第五排，他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耶稣保佑！他被日本兵摸了一遍，花了两元钱拿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的“安居证”，上面有一颗方的图章，落款是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为了这张倒霉的白纸，他吃了多少苦！多少人送了命！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舍不得，没有它，要杀头的啊！
宁海路往南是上海路。上海路上也排着长蛇阵，蛇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广场上。广场上也有一个台子。台上除了坐着日军的几个军官外，詹荣光也在台上，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是原来日本大使馆干杂事的侍役，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翻译。
一个叫作角下的日本人讲话了。据说。他与詹荣光很有交情。日本兵进城后，詹荣光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护给角下。这一来，不仅詹荣光为虎作伥有了靠山，而且还通过这个女看护，掌握了留在南京的军队医护人员的情况。角下会讲中国话，他态度强硬。
“凡是当过兵的或者拉夫来的，只要自首出来，保证生命安全，还有工可以做。不然的话，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没有人理他。詹荣光鹦鹉学舌似的照样说了几遍，终于从队伍中走出了几十个人。广场的东南角，活动镜头吱吱吱地响着，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因为站出来的人不多，日军就在队伍中搜查了，二三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队伍外面来，稍有对抗的，当场刺刀见血！于是，有的跪地哀求，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吓哭了。难民的队伍中，也有被人冒充是亲人仗义相救的。十八岁的喻志清去女子大学登记时被日本人拖出了队伍。一起住在难民区的一个胖胖的老妈妈一看不好，立刻扑过去大喊：“乖乖儿啊！我的乖乖儿啊！”日本兵一下子愣住了。老太太强作笑颜边讲边打手势：”我的儿子，儿子！”喻志清就这样救了下来，他也就这样有了一个干妈。在抓捕中国士兵的时候，不少南京妇女冒着危险拼死救护他们。刘秀英老大娘对我说：“在女子大学登记时，我穿着黑棉衣棉裤，脸上抹着灰，梳一个巴巴头，像个老太太，一个穿蓝色中式衣的瘦瘦的小伙子被日本兵拖出来后用绳子绑起来了，麻绳勒着项颈。他在我身边悄悄地说：‘大妈，你做做好事救救我，日本人要拉出去枪毙我！’那天是早晨，我也害怕，日本兵手里拿着长枪，皮鞋咯嗒咯嗒在我身边响。我想救人要紧，我就挤出人堆去对一个翻译讲，‘这是我儿子’。翻译对日本人说了一声，那个小伙子就放出来了。登记完毕，他跪在我面前磕头，一口一个‘干妈’。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人没有父母儿女啊！”日车大肆搜捕中国散兵的目的，除了肃清敌方军事力量外，还为了得到奖赏。据一个从南京脱险出去的人说：“日军有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以重金。捕获的军官，都送到军政部内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百十具木头做的十字架，进去的人，全部绑在十字架上被刺刀捅死！”
后来，女子大学的登记又改换了花样：先将男女分开站好，凡有家眷的，一律认领，没有家属认的男子，统统拉走枪杀。据目击者说，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登记，到一月十日登记结束，日军又杀害了几万青年男子，美貌女子被拉走十多卡车。领到安居证的只有十六万多人！为了领到这张“安居证”，妇女们都经过了一番化装：剪掉长发，抹上锅灰、穿上黑衣，用白布条紧束胸部，用黑布条扎紧裤管。总之是越丑越好，越脏越好，越老越好。
不管老的小的，日军见到女的，先嬉皮笑脸地看一会，然后浑身上下摸
索一遍，把妇女搞得面红耳赤。见到漂亮的，拉到屋子里留下来了。拿到了安居证的，还要在你的脸上盖一个图章：“花姑娘的好！”有一次，一个日军吓了一跳，刚从一位女同胞的裤腰里伸进去的手立即惊叫着拿出来了。原来，这位妇女为保护自己，在肚子上和大腿边贴了四张黑糊糊的烂膏药！日军以为这是一种病，吓得要命。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妇女效仿。
金陵大学内的难民大多是妇女。十二月二十六日，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集合起三千个男人。摇着尾巴的汉奸唾沫飞溅地动员了半个多钟头，走出了二百多个自己承认是“中国兵”的人。日本兵又从难民群中拉出了够一千人，但不少人站出来证明他门不是中国兵。后来又来了两个日本军官，指示士兵立即将这批人分两队押解出去。
他们的一部分被押到了五台山，另一部分押到了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边被机枪打死了。押到五台山的一百多个人都用铁丝捆着双手，他们被押到永宁寺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永宁寺的门口铺着长长的白纸条，许多和尚跪在地上祷拜。
被捆着手的人五个一批或十个一批地从第一间房子里走进去，里面烈火熊熊，大院子里架着好几堆木柴，抓来的难民一个个被日本兵推入火中！没有枪声，只有一阵阵的惨叫呻吟。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说，他眼见要被大火烧死，就向一个脸部和善的日本兵求情。那个日军同情地看了他几眼，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然后用一根木棍在泥地上写了四个大字：大人命令。他说，后来是由于和尚们苦苦哀求，他和另外几个人才幸免于难。遗憾的是，这位九死一生的目击者仍然没有逃脱灾难，他在十一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金陵大学广场上的登记中，又破日本兵拉出去了，美国教授贝德士两次替他求情担保，都没有效果。这位被贝德士称为“异常聪明”的中国青年仍然过不了登记安居证的生死之关。
登记结束后的一天，南京的天空中又飞临一架涂有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传单像花瓣似的飘下来，上面是一幅画：一个日本兵抱着一个中国儿童，儿童手里拿着吃的东西，旁边跪着一个中国妇女。传单上还印有一句话：“信赖皇军，就可得救。”日军说，只要将这张画贴在门上，就能保证安全。一位二十二岁的少妇把这张画贴到了三牌楼三号她家的大门上，这天——一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她被日本兵奸污了两次。
难民们又都回到了难民区。日军已经下令，二月四日必须解散安全区。但难民们认为：不安全的安全区还是比日军宣传的安全的不安全区要好一些。
暮色中，几百名妇女恳求国际委员会继续收留她们。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说：“我昨天回到汉西门的家里，日本兵又来强奸我，我说年纪太大了，被打得头昏眼花。”有的说：“与其回家被奸被抢被杀，不如死在这里！”下跪是中国人古老的礼节。这是崇高而又卑贱的礼节。几百个人一齐脆下来了：“送佛送到西天，好事做到底吧！”
天黑了，她们还跪在地上。
奴才们
白茫茫的晨雾中，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着眼镜，挺着肥肥的肚子的家伙，手拿着一根拐杖恶狠狠地指挥着他的一群爪牙：“打啊！打死这些狗东西！”
“给我烧！烧掉棚子！”
耀武扬威的奴仆们像恶煞般地又打又砸，将难民们好不容易沿街搭的芦席棚捣毁的捣毁，烧掉的烧掉。寒风中，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哀求，在哭号。“布告早贴出来了，通告也贴过了。皇军有令。解散难民区！”他摸着鼻翼下那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怒气冲冲地吼着。
他叫方浩，原是一个律师。日本人一来，他摇身一变，当上了南京自治委员会的第四区区长。第四区即难民区，他为日军鞍前马后地跑，仗势欺人，大发横财，红得发了紫。
有死亡，就有生长。被血和火洗劫过的南京的土地上，生长出了一批黑了心肝抽了筋骨的汉奸！这是一批与兽类为伍的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的这个“自治委员会”，是与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的难民登记有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的。金陵大学对面那幢垂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大使馆的楼房，是与日军司令部同样具有决定重大行动的另一条战线的指挥部。矮胖胖的田中参赞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活跃人物，由他出面组织的这个所谓“南京自治委员会”，是为了替代“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与日军沆瀣一气的傀儡组织。兽类为了掩盖一下它的兽性，就要找一批奴性十足的奴才作为它的替身。奴才是按主于的指令行事的，它自然丧失了只有人性才具有的分辨是非的本能。
知道一下这班人的出身，或许可以从中明白一点什么东西。汤山陶庐浴池经理陶锡三当了自治会会长。此人任过律师公会会长，当时已是花甲年岁了，四方脸，戴眼镜，个子不高，却留很长的白胡子，穿中山装，他家里住着两个日本和尚。据说他与大军阀、大汉好齐燮元是知交，所以田中首先看中了他。又有人说，他当时内心不愿干，为掩人耳目，他曾用名陶宝庆，当会长的时间不长。此话可信，因为自治会的寿命本来也不长。
瘦瘦的中等个子的孙淑荣是到日本留过学的。他懂日文日语，当上了副会长后，不知怎么仍然穿一套中山装。他是回民，至今，南京的不少回民骂他是“败类”，但也有人说他帮了一些忙，回民掩埋队的旗子、臂章都是他发的，没有他，埋尸更困难。
很多人说，詹荣光是死心塌地的双料汉奸，他通过与陶锡三是律师同行的关系混进自治会，一面讨好日本兵，一面还拉人下水，发展了一批小汉奸。他住在宁海路一幢很漂亮的公馆中，庭院中有两棵大伞似的宝塔松。七十六岁的袁存荣老大爷去过这个院子。他说：“詹荣光害死了好多人，鬼魂跟身，后来发精神病死了，这是报应！”
还有一个旅店老板王春生不知道怎么混了个警察厅长。可这个厅长也不好当，据说有一次要他去拉五百名妇女，他完不成，被日本的特务长打了两个耳光！当汉奸也可怜，跟着日本人的屁股却吃不到日本人的饭。维持秩序的警察一天三餐往家跑，却得不到一块大洋。渐渐地，警察们都各自走散了。自治会设在大门楼的警察厅内，六个科室的名称倒是冠冕堂皇的，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可是血泊火海的南京有何交通财政可言呢？汉奸们干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丑事：拉夫、运送物品、代找女人、搜查中央军、驱赶难民等等，这都是伤天害理又丢尽脸面的事情。干不好还要被警告和挨打。当了汉奸的，家里人都朝他翻白眼，以前熟识的人见了都像避瘟神似的躲避不及。他们自知成了过街老鼠，一个个都缩头缩脑，出来时把衣领子拉得高高的，帽檐压得很低，生怕被人认出来。
他们在太阳旗下干着阴暗的勾当。为了迎接一九三八年的第一轮太阳，也庆祝他们的胜利，森严的日本大使馆内，大使、领事和参赞正在召集五六十个汉奸开会。
“新年到来了，应该热烈地庆祝才对！皇军在鼓楼要开庆祝会，你们都要去，带很多人去，每人手里要拿旗，不准拿青天白日旗了，要拿一千面五色旗，一千面太阳旗，五色旗是共和旗，大东亚共荣！日中共和！”
会议开得很长。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午后直到太阳下山。困难太多了，最难办的是难民们不愿意来开这个庆祝会。这使当了区长所长的汉奸们为难了。日本人恼怒了：“不来，统统地枪毙！”
枪毙更没有人了。汉奸们商量来商量去，老奸巨猾的陶锡三咬了咬牙：“到会的人，发半斤盐，两斤米！”
花花绿绿的五色旗在寒风中窸窸窣窣地响着，钟鼓楼下，被汉奸们强逼来的和欺骗来的难民们稀稀落落地站立着，他们无精打采地拱着手，有的把旗子插在后领子上，有的插在口袋里，他们只觉得新鲜：“这旗子十年不见了！”“这是临时大总统的旗子！”“这是共和旗！”“红黄蓝白黑，蛮好看！”
突然间，人群中不少人吓了一跳。鞭炮冲天，在上空“咚—一叭”地炸响了，胆小的人开始以为打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钟鼓楼的城楼上，站有许多穿军服的日本兵和不穿军服的日本人，日本人旁边，站立着自治会的几个头目。陶锡三第一个朗读自治会宣言。他大大地吹捧了一番“皇军的恩德”，颂扬“日中亲善，经济提携”，要民众“服从皇军命令！”
日军的各类人物也一个个地粉墨登场了，一个个哇啦哇啦地说了一番鬼也不相信的鬼话。
每个人演讲完毕，汉奸们就带领大家摇几下五色旗，因为广场上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他们的镜头只对着这一角，再转过去，就会把燃烧的街道也拍摄进去，这是与“庆祝”的气氛格格不入的。
一个满口南京话的老头在台上骂人了，有人认出他是昇州路二区的区长，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流氓：“日你妈！革命军，革你妈拉屁！革命军一到南京我就知道他不会长久，因为他不成正果是不是？”
台下的人也在骂：“革命军不成正果，日本兵能成正果？”
“这老坏蛋也不成正果，他把媳妇和孙女都送给日本人玩了！”
有人说他是理发的，也有人说他过去在洋行里干过事。据说，南京的汉奸中，有不少都是干粗活的、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大都是磨刀的、理发的、在洋行里干事的，有的早就被日本人收买了。雨花门外打虎巷有一个名叫周国才的，他是编鸡蛋箩筐的，不识字，却会讲日本话。日本人一来他就当了汉奸，扛着面白纸上贴着红膏药的太阳旗，在街上边走边喊：“皇军进城了，大家出来欢迎啊！”
“呸！”有人当着汉奸的脸吐口水。
他生气了，叫日本兵抓这个人。
日本兵问：“你为什么看不起他？”
这个人很机灵：“我吃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看得起他！”
日本兵笑着高兴地走了。那个汉奸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悄悄地溜了。有一个汉奸背地里对人说：“不当汉奸不知道当汉奸的苦啊，王八蛋再干这种事！”他们不但经常被人骂、还可能被人打。有一天，难民区中捉住一个汉奸，愤怒的人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翻在地，揍得他跪地求饶。可难民不饶他，一个劲地揍：“日本兵不让我们活，你他妈的忘了祖宗八代了！”“打！打死这条狗！”费吴生怕真的把他打死引起更多的麻烦，便将这个打得半死的汉奸关进了国际委员会的地下室。第二天他把他交给了中国警察。费吴生说：“可能要绞死他。”
死亡是利己主义者的最终结局，它不仅仅是生命的死亡。怕死的人失去了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既然求生是人的本能，那么怕死也是人的本能。野战救护处的一些人改装后躲进了五台山的美国大使馆，他们下属的六个野战医院的人马已经鸟惊兽散了。中午，司机王万山急匆匆地跑上楼，向处长报告一件他在外面听到的事情：“刚才我在路上见到我们部里的一个汽车夫，他说我们处里的侯视察已经到自治会做官了，他改名叫何子文，人家都叫他何课长。”
金诵盘处长吃了一惊：“他在哪里办事？”
“鼓楼新村。”王万山说。
沦陷后，留在南京的军队卫生人员除了梅奇牧师接收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一部分，不少人都自找门路了。但金诵盘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人竟会认敌为友，这实在太失国军的面子了！但他又想，恐怕不会吧。侯视察乡谋善辩，又几经战事，可能搞错了，他对王万山说：“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里？”
很快，王万山又来报告了：“他住在颐和路五号，在自治委员会当了交通课的代理课长，课长姓赵。”
看来情况是确实的了。金诵盘很气，当时没有和伤员一起撤退，本想拚死坚守。沦陷了，身为国军医官，虽没有执干戈卫社稷的力量，但怎能卖国求荣，辱没祖宗！他想去见一见他。但他又不愿见他，他觉得见一面这种人是一种耻辱。
米吃完了。自治会的米由八元一担涨到了十元五角，还要先缴款领票。款已经缴了好几天，可米还是拿不到，已经向同住的胡先生借了好几斗了。夜晚，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议办法。办法只有一个：找自治会的人。为了活命，金诵盘动摇了决心。他要汽车司机王万山带他去找“何子文”。颐和路五号是一幢花园式的楼房。一按电铃，有人出来开门。进入客厅，他不在。他在前面珞珈路十九号的赵课长那里。
院子是相诵的。公务员打开后门，他们走进去时，有个日本兵正在同赵课长和“何子文”谈话。金诵盘和王万山坐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这个穿过军装的侯视察。
送走了日本兵，他才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处长。”
因为是赵课长的家，金诵盘不好多说，只是用严厉的眼神紧紧盯着他。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说。王万山讲了请他买米的事情，他答应了。
走出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身边闪过去了。”这是谁？”处长问。
王万山上前几步去看了看：“好像是后方医院的尤院长。”
“叫他一下。”
“尤院长！”王万山不轻不重地叫了一声。
路上没有什么人。戴黑礼帽的人回过头来看了一下：“金处长。”
他也住在颐和路，他请他们到家去坐。一进门，他就说：“这地方不错吧，我和孙副会长住在一起。”
“哪个孙副会长？”
“孙淑荣。”
他领着他们进了自己的房间，两个妖艳的女人端上了茶水。房间很华丽，铺着猩红色的地毯，上面是北斗星座式的吊灯，席梦思床上盖着两条毛毯，大床边还架着一张小床。“这里还有谁住？”处长问。
他红了脸。“朋友，两个女朋友。”他说：“我现在叫洪少文，跟着孙淑荣在自治会做事，处长有什么吩咐，小弟一定尽力。”
他们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几天，尤院长派人邀请金处长去宁海路的五福楼上吃饭。金诵盘叫医官蒋公谷一道前往。
尤院长——“洪少文”已在楼梯口迎候了。酒菜是丰盛的，红红绿绿十几个盘子。南京名菜盐水鸭鲜嫩可口，红烧鹅香味诱人。酒是洋河大曲。桌子中间的大拼盘，是用各色荤素菜肴制成的“丹凤朝阳”。
“来，处长，为我们大难不死干杯！”尤院长不自然地笑了笑，站起来。处长站起来：“死倒不怕，军人以卫国为天职。自然，逃过劫难，总是幸事。”三个人碰了下酒杯，都干了。
几杯下肚，尤院长兴奋了，他说：“陶会长可是个好人，他搭救了我，也很赏识我。没有他，说不定我早被拉到下关枪毙了呢！他准备叫我当自治会的卫生组长。处长，谷兄，你们要是想干，我给陶会长一说，没有问题。”
金处长愤愤地用眼睛盯着他。他越说越得意：“做人要想得开，好死不如赖活，这次多少人成了刀下鬼，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怜啊！其实，人活着，就是挣钱吃饭，给谁干都一样！”
处长变脸了，他把酒杯重重地放下，说：“你可不要忘本，不要贪小惠而乱大节，以致造成终身的遗恨！”
蒋公谷连连劝处长息怒，“算了算了，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金诵盘是江苏吴江人，他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年随军北伐干医务工作。沪淞开战后，他组织战场救护，眼见国土丧失，生灵涂炭，他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他恨日军的凶残，更恨摇尾乞怜的小人！他是他的上司，他觉得他有权训斥他。他不顾一切地怒斤着面前这个卑劣无耻的汉奸！
尤院长尴尬地低着头，唯唯喏喏地应答着。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训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拉着蒋公谷起身就走。尤院长不知说什么好，他呆呆地坐着，直至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
“何子文”送米来了，他是开着车子来的。坐下后，他谈了他当时危急的处境。他说，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人，身上的钱又被人抢走了。因为没有熟人，在日本兵的刀枪下东躲西藏，后来碰到这个姓赵的，才进了自治会、分管粮食运输和有关交通的事务。“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说。
处长问了他一些情况后，把他叫到楼梯下的一间小屋。插上门，讲了立身之道，又晓以民族大义。末了，要他记住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点点头，握了握处长的手走了。
在敌人的旗帜下，什么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个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有一天，有人传说教导总队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伙人明天要偷渡过江。金处长一听，立即派人去联络。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出了水西门，好不容易在一家小理发店中找到了这位营长，他看了看大家，说：“今天人太多了，再说，你们的打扮不像小贩和农民，明天再走吧。”
回来吃中午饭，刚拿起筷子，“何课长”来了。饭间，说起出城的事，他说：“乘车到上海的话，车证很难弄到，就是到了上海也难，日本人盘查很严，不如先乘车到无锡。乘车证我可以搞到，不过要花不少钱，你们八九个人，起码要一百法币。”
大家默默地吃着饭。吃完，又谈起了这铁蹄下牢狱般的生活，各人谈着外面的见闻，谈着各种各样的苦难。
金处长喝了一口茶，一件件伤心事又引起了他的怒火，他大骂了一通日本兵后，又骂起了无耻的汉奸：“民族危亡，不但不舍身报国，反而认敌为友，出卖祖宗，还有何颜见人呢？丧失气节，就是断了脊梁骨！就不是站着的人，是四脚着地的狗！”他激愤了，他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片四处飞溅。
谁都不敢吭气。“何课长”有些惶惶不安，坐了一会，他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九张乘车证交给处长：“你们走吧，我派车送你们。”
汽车来了，他没有来，他怕见到他们。
共产市场
当下关和太平路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的时候。难民区内的上海路两旁，搭起了不少草棚，炉灶和摊贩摆了四五里地长！
世界上最顽强的是人的意志。刀砍火烧，也不可能灭绝。凡有生命的地方，一定会有生命的喧闹。写有歪歪扭扭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字的日本商店，都不准中国人买东西，虽然里面烟、酒、糖及日用品都很齐全。他们只有一样东西向中国人开放——“白面”和“黑货”。白面又名海洛英，黑货即鸦片。这类亡国灭种的毒品，是不同刀枪又与刀枪一样效果的屠杀！可也怪！确有人去买，也确有人上瘾。更有人以此为职业，城里三十元买的货，到乡下能卖一百元！
海洛英和鸦片是吃不饱肚子也暖不了身子的，要活命，就要有吃的用的。开始是偷偷地卖高价，纸烟五六元一筒，猪肉一元一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于是，有了地摊，后来又搭了棚子。有了蔬菜、猪肉，后来又有了火柴、肥皂、棉布，后来什么都有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对抗，中国的难民在冷冷清情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上海路上创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欢欢喜喜的“共产市场”。这是生命的力量！
这里全是国货。青菜、豆腐、猪肉都是附近或江北农民偷偷运进城的。虽然价格高一些，但非常时期，民以食为天！其它东西就便宜了，西装只两元一套，沙发三元一套，狐皮袍子才十几元钱一件，上等的俄国毛毯才三四元钱！好在要什么，就有什么。马桶痰盂、碗筷碟子、茶壶茶杯、桌椅板凳，家庭日用杂品一应俱全。价格随便喊，买卖和气，全没有为争一个铜板而面红耳赤的场面。有一个人花三个铜板买了一把茶壶，走时，摊主还客客气气地关照一声：“老板走好！”
人的心境，是受一定环境影响的。苦难是一种催化剂，它强化了一种观念：大敌当前，只有互相依赖和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它也起到了一种平时起不到的凝聚作用：“都是中国人，好说！”所以，“共产市场”上没有争吵，没有抢劫，没有偷盗。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统治了这里的一切！这是铁踊下的一块绿洲！
“共产市场”，这个难民们集体创作的名称已经说明了它的性质。这里的商品，除了新鲜的副食品和部分调剂余缺的衣物旧货外，不少是非法得来的。这里的摊主，有的是小本买卖，也有的是无本生意——夜里悄悄地出去搜索，白天在地摊上高声叫卖。被日本兵抢劫过和烧毁了的商行、店铺、公馆里，都是无人之境。食品公司里有吃的、百货公司里有日用品，棉布庄、杂品店、服装店、五金店、酱菜店、茶叶店? .，每一家店铺里面，多多少少总有些值钱的东西。连龙蟠里军医署仓库内的印有红十字的被单和枕套，也被人拿出来卖了。白布被单一元钱买五条，枕套四个铜钱一只！这是不同于抢劫的自救。这是与抢掠相似的偷盗。这是特殊情形下的一种特殊行动。
这里有许多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从地下掘出两只茶碗一样大的沾满泥巴的金碗。他以为是铜的，摆在地上卖两毛钱。有个识货的人一拿起来，就觉得很重，他用纸擦亮了一角，只见金光闪闪，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把两只金碗部买走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月，不少人为了生活，卖什么的都有。最可惜的是文物。六朝的、明清的瓷器，还有翡翠玉器、各种古玩、名家字画。据当时人说：“曾有赵子昂画的马、董仲舒写的字、仇英的山水画、岳飞的手迹，还有陆润祥、钱南园、唐伯虎及八大山人等等名人字画和古版的《西厢记》等很多古书。当时人们只为活命，很多人不识货，也没有心思搜集文物，这就给日本兵碰上了运气。说来也奇怪，不少日军都懂得文物的真假。他们发财了。一个日本兵掏出四百元钱，拿走了一幅仇英的山水画。后来，日军带着口袋和箩筐到上海路来掠夺文物，他们红着眼一件一件地往口袋和箩筐里装，然后象征性地给几个钱，或者塞给你一把不能用的日本票子。摊主们手里拿着这些哭笑不得的钞票，只好哭笑不得地自言自语：“算了，这些玩意儿都不能当饭吃！”
雄心不灭
如果把狭长的难民区比作一条风浪中的航船，那么，与日本大使馆相邻的金陵大学就是迎风搏浪的甲板。甲板上，有一根一百三十多尺高的桅杆，桅杆上升起了希望的风帆！
“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变了颜色，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开始向中国炫耀它的武力。一九三四年黄叶如金的秋天，南京鼓楼西南角下的日本领事馆，用钢筋水泥砌造了一根与金陵大学北楼一样高的旗杆。旗杆上，飘动着一轮鲜红的太阳！
火球一样的太阳刺痛了人们的眼也刺伤了人们的心。金陵大学的热血青年们激愤了：中国的土地上，决不能让日本人耀武扬威！拿笔杆的师生们手里没有枪杆，他们有拿枪杆的人一样的壮志和雄心。校园的板报上，贴出了一张三十多人联名写的《金大从速砌竖旗杆启事》。一纸启事，唤起了千万颗赤子之心，黄的铜板、白的洋钱、花花绿绿的钞票变成了黄的沙子、灰的水泥、红的砖块和蓝黑色的钢材。沙子、水泥、砖块、钢材与热血、壮志和雄心拌合起来，凝聚成了高出太阳旗十尺的摩天的旗杆。这是中国人的脊梁。脊梁支撑着一颗不屈的头颅。支撑着万里长江万里关山万难不屈的中国！
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已经没有了，但旗杆不倒。难民区的人日夜望着这根高入云天的旗杆，盼望旗杆上升起自己的太阳！他们蓬头垢面，头发长得像刺猬似的。不是没有理发的人，是不愿意理。有一个日本军官问：“你们为什么都不理发？”
难民们说：“没有心思理。”
于是，自治会出了通告，勒令理发整容。但没有几个人听。据说，这是古老的习俗：失土如丧考妣，蓄发以示志哀。含义极深。
他们在盼望。终于，天空中出现了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翼上那个蓝白相间的徽章引起了千万人的欢呼和激动！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尖利的呼啸声吓得日本兵都躲了起来，有的急忙更换便衣，有的陪着笑脸钻进了难民住的房间。而兴奋的群众立即撕掉臂章，撕毁了悬挂在门口的太阳旗！
惊喜而惊慌的时刻过去了，国军的轰炸机没有投下炸弹。日军虚惊了一场，但刹了他们的威风，从此，难民们不戴太阳臂章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日军进占南京的第十三天，全城响起了“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的欢呼声！万众欢腾，奔走相告，街道上人潮诵来涌去，太阳臂章和太阳旗扔得满地都是。人们都争相出来迎接自己的军队！日本兵恐慌了，他们躲进了难民区。他们要求国际委员会保护。安全区委员答复他们：“只要把枪支缴到中央军校，我们负责你们的生命安全。”日军连连点头。
这一天死了五个日军士兵。据说，有五六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决心复仇。这天上午，他们埋伏在中华路的一间地下室内，地下室有窗户，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情景。步枪在窗格子上依托着。渐渐地，响起了一阵皮靴声。过来了，五个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人正从中华门进来，向内桥走去。
“叭！”“叭！”“叭！”一阵枪声，一人一枪，日本兵全部倒下了！四个被抓的民夫惊魂刚定，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发了疯似的朝城内狂奔高喊：“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
一呼百应。一个接一个喊，一路喊过去，群情振奋！很快，由中华门喊到了难民区，有人不知从哪里槁来了鞭炮，“咚——啪”的冲天炮，像机关枪一样响的百子炮。日本兵一听，以为中央军真的进城了，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衣。难民区中躲藏的中国士兵，有的准备组织策应，但派人出去一侦察，才知又是虚张声势。
就在这天深夜，几十个中国乓袭击了日军的一处军官宿舍。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这是仇恨的迸发。混乱的惊叫声中，十二个日军军官被打死和打伤了。日军警备司令部怒吼了，他们追捕到了近二十个中国兵。
这一天的袭击使日军胆战心惊。当时，日军攻城的大部队已向江北和安徽进击，留在南京城内的日军只剩下了数千人。势单力薄，思乡心切，加上城郊四周常有便衣队伏击。日军的士兵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们身上带有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有的换上便衣，出城向上海方向逃跑。有的日军在半夜里惊叫起来，他们梦见中国兵打进来了，便大声呼喊：“中央军来了！中央军来了！”一个人喊，所有人都会跳下床就跑，边跑边喊，黑暗中互相开枪。
据说，这样的骚动有好几次。
就在日伪们兴高采烈地在鼓楼庆祝自治委员会成立的一九三八年的元旦这一天，十几个在夫子庙饮酒的日本兵被便衣队的手榴弹炸死了！没有死的日军流着眼泪说：“中央军大大的有，我们回不到日本了。”这时，街头巷尾盛传着中央军要反攻南京的消息。惊恐万状的敌军随时准备逃命，他们向自治会提出要一千套便衣。
穿便衣的中国兵发动起来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教导总队没有撤退的官兵把埋藏的枪都挖出来了，他们在难民区内举起了义旗。一共有几百人，乘着天黑，他们如猛虎下山，一齐冲进了敌兵驻守的铁道部，激战的枪声一直响到天亮。天亮了，日军重兵包围。暴动失败了。几百位勇士流尽了热血。他们的姓名大多无从知道，其中有一位叫杨春，是第二救护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他们是耸天的桅杆。他们是希望的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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