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美籍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C·曳密斯1938 年3 月调查：因为战祸，南京居民中的“不完全型家庭”（少男、缺女或孤儿）约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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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黑风紧，秦淮河日夜鸣咽。武定门内形似虎头的乱石堆边的一座十三口人的大院子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里，突然无声无息了！
新路口五号——一个大门内前后两个院子，两进平房，两户人家，房东姓哈，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是回民。另一户姓夏，三代同堂，男女老少九口人。
阴森森的寒风呜呜地吹着窗户上的破纸。阴沉沉的月光下，前院后院的地下和桌上，躺着十一个血迹斑斑的大人和孩子！房东家四口人全死了。卖牛肉的男人倒在家门口。他的高高胖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都血淋淋地躺在桌子下！
快烧中饭的时候，外面死命地敲门。瘦高个子的夏庭恩刚拉开门栓，涌进来一群像黄蜂一样的日本兵。一句话也没有问，叭的一枪，替人抄写文书的夏庭恩倒下了，鬼子们冲进屋里，大发兽性。
八岁的女儿夏淑琴醒来的时候，已是太阳偏西的时候了。她依稀记得，上午屋外枪炮响得厉害，爸爸、妈妈叫大姐、二姐、四岁的妹妹和她四个小孩都躲进床上的被子里。后来有人敲门，踢门，爸爸出去了，响了一枪，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进来了好多日本兵，有枪有刀，黑黑的毛脸胡子，脸上很凶。一道白光闪过，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开了蚊帐，他哈哈一笑，把大姐和二姐从床上拖出去了。夏淑琴记得，当时她吓哭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捅过来，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她醒了，她觉得身上很疼。她用手摸了摸，左肩上，左腰上和背脊上都是血，有三个刺刀刺的孔！怎么？没有人了？家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她忍着疼从床里边爬出来。啊！二姐光着身子在床边躺着，大腿和小肚子上全是血！十二岁的二姐紧闭着双眼。她晃她，叫她，她都不会动了！她下了床。桌子上躺着一个人！长发蓬乱，两条雪白的腿无力地垂挂着。是大姐！大姐十六岁，高个子，长圆脸，白白净净的。她已许了婆家，妈妈舍不得她走，说：“还小哩！”
大姐上身还穿着那件蓝布白边的褂子，她的裤子没有了！啊，血！外公外婆呢？“外公！”“外婆！”没有回音。
两个老人也倒在地下。她爬过去。外公脸朝下趴着，棉袍的背上一大片圆圆的血印。外婆仰天躺着，她脸上血肉模糊。她白发苍苍的头颅破裂了，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她找妈妈。妈妈在堂屋的桌子边躺着。妈妈死了。她也光着身子，上身下身都没有衣服。身上全是血！她的两个鼓鼓的白白的大奶子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胸部是两个凹下去的血坑。吃奶的小妹妹摔死在院子里。小妹妹的鼻孔、耳朵、眼睛和小嘴上都有血！
“妈妈！妈妈！”谁在哭？他爬到里屋，四岁的妹妹在叫喊妈妈。她一点伤也没有，她裹着被子靠在床的最里面。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把床上的被子抱到堂屋的砖头地上，盖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没有衣服了，妈妈要冷的。姐妹俩在妈妈的身边哭着喊着，她们睡着了。
天亮了，她们饿了。她们一把一把地吃着妈妈活着的时候为防日本飞机扔炸弹而炒好的炒米。八岁的姐姐拖来木凳子垫脚，用勺子在水缸里舀出一瓢瓢冷水，先给妹妹喝。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哭了半个月。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睡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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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市武定门老虎头新路口5 号，两个欢乐、团圆、和平的家庭毁灭了！
日本侵略者毁灭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
心的对话
失去了儿女的杨余氏（中国南京）：
日本兵打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三男三女。还有一个女儿交给我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日本乓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店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
日本人分县铃木智子：
南京大屠杀是多么悲惨啊！我的祖父也在南京、上海打过仗，他经常给我讲那时的情景，他好像也杀害过几个中国人，还讲那时战争就是以战斗为乐趣的。作为人，接受了强制的教育，就失去了自己的人牲吗？常听见他们说这是为了国家、为了祖国等等。我想，那也不能轻视人的生命。我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所作所为感到耻辱，而且要承认这些事实，认真地自我反省，并且把这些事实告诉给我们的子孙。我不仅要祈祷世界和平，而且要自觉地为世界和平尽力。
失去了丈夫的邓明霞（中国南京）：
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家守寡，守了五十年了！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二十一岁，女儿小华还不到一岁，今年她五十了！我吃了五十年的苦啊！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儿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三十五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老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端起就是一枪，老太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夫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抢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夫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村，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二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儿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伴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
年逾古稀的邓明霞大娘流着泪对我诉说她的苦难的时候，她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回来了。她朝我点点头。她今年五十岁，是一位人民教师。
她看见满头白发的母亲满脸泪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桌子上拿起我的采访介绍信看了一遍，突然随手一扬，怒气横生：“不要讲了！讲什么？我们人给他们杀了！房子给他们烧了！东西给他们抢了，我们还有什么？苦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要他们赔偿损失？我们就这么贱？！我们三代四个人就这十二平方米！”
她没有得到过父爱，她苦了五十年，她在倾倒心中的苦水！
日本宫崎县沼田昌美：
人类侵害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战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非要依靠战争而凝视着死亡。到底是什么把人类变到这样地步？我坦白地说，尽管同样是日本人，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不能叫做人，那只是在战争中活着的动物。一九三七年并不那么久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重大的事件呢？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如何谢罪，历史永远要冷静地正视这件事情。
失去了妻子的薛世金（中国南京）：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十七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六十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乓？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哩哇啦的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我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颤心惊地一出洞里，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六十三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一百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拾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日本爱媛县宫崎修至：
我是人，就要想事。但是如果想杀人的事那就不是人。我有一点力气，但如果用这点力气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宁愿不要力气。我不能允许用智慧和力量去残害人的身心。真是可悲啊，我们就是在南京挥舞军刀实施暴力的日本人的子孙，决不能忘记！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祈祷，不要这种智慧和力量。祈祷亡灵们冥福！祈祷没有一切战争！阿弥陀佛！
失去了父母的姜根福（中国南京）：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来洗菜铺一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刮水，刮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十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反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抓住了。二姐那年十三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儿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边脸了，短头发只有半边了，半个头在圩堤下边！十一岁的三姐说：“不要哭了，鬼子还要来，我们走吧。”在芦柴窝里又过了一夜。我们饿得哭，三姐哄我们：“别哭，日本人来了要打死的。”天亮了，她背上背着三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着五弟往三汊河走去。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都哇哇哭。三姐也哭，她拿了个和面的瓦盆到塘里舀来了一盆水给我们喝。水通红的，是血水，塘里有好多尸体，不能喝，三姐倒了，又跑到石梁柱的一个塘里舀了一盆来哄我们喝，这盆水血少一些，我们饿得慌，一人一次喝几口，转了几次喝光了，我们又冷又累，睡不着就哭，哭着睡着了，醒来再哭，一夜真抵几年过！后来三姐在渡口对过的一间空屋里找到了一缸咸菜，我们姐弟四人靠嚼咸菜和喝水活了一段时间。咸菜吃了嘴发干，肚子胀，又烧心，喝了水也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后来市面上稍稍安定了一些。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从圩堤上走过，听到我们的哭声，就走下堤来问：“小孩，你家大人呢？”“我爸给日本人抓差抓走了，我们等着他回来。”三姐说。老和尚又问：“你们妈妈呢？”三姐用手指了指圩堤上的木盒子：“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人打死了。”老和尚很胖，穿灰色的和尚衣，他叫我们跟他走，有吃有穿。三姐背着六弟，一手拉我，一手拉弟弟，跟着和尚过了三汊河的船桥，到了三汊路口的一间茶馆里，出来一个蛮富态的陌生人，他与和尚说了几句，到我们面前转了几下，一下子拉断了姐姐背上捆弟弟的带子，把小弟弟抢走了。我们哭着要弟弟，三岁的弟弟后脑上留一个鸭尾巴，他哭着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老和尚说：“跟他去，你们弟弟不会饿死了！”后来三姐也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了。老和尚把我和弟弟带到三汊河的放生寺里。这里收的都是妈妈老子给日本人杀死的孤儿，很多。叫我们念经，一天两餐面糊子，夜里用草包垫在大殿上睡觉。后来一家姓陈的收我们兄弟俩当他的养子，养了几个月他娶了小老婆，大老婆给人家做佣人去了。我和弟弟就流浪要饭，捡煤渣，给狗咬，给日本鬼子打，寒夜里抱着烧饼炉子，冻得汗毛孔都出血，脚烂得露出了骨头！我们差一点没有命了。有一天早上，一个叫鲁法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四脚四手在地上爬，他看我们可怜，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过了两天，他对住在河边的杨国贞和姜树文说：“你们没有小孩，车站有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去领回来吧。”杨国贞把我弟弟背回来了，我五弟姓杨。姜树文成了我的父亲，我就姓姜了。这两家都是穷人，虽然穷，良心好。解放初的五一年，政府帮我们找到了六弟，他被人抢到了一家茶店里，两夫妻都抽大烟，对六弟狠，后来被一个算命的瞎子领回去当儿子，这瞎子姓戴，我六弟也改姓戴。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我们徐家三兄弟现在改了三个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父母双亡，骨肉分离。我们一家的苦处，三天三夜说不完！
五十七岁的姜根福继承他父亲的旧业仍然在长江上航行。这位搏风斗浪的油轮司机剑眉紫脸，一口南京方言。刚强的硬汉子谈起他家的血泪史，也禁不住几次落泪。
历史像滚滚的江水，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要饭的流浪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不相识的日本人给他寄来了问候的信件，寄给他雪花般的名片和一面面写有“和平”、“友好”字样的旗帜。据说有一位日本的将军，曾在这位孤儿面前低头折腰！
“这事有十多年了。中日还没有正常化，是冬天，还下雪。外办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一位日本客人要见我。他用小汽车把我接到双门楼宾馆。一位矮矮胖胖的、六十多岁的日本老人恭恭敬敬地在大厅门口迎候。他花白的短发，白衬衣外面是深颜色的西装，翻译对他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后，他站到我面前，给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他说：‘我没有资格来见中国人，因为侵略战争，我的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对不起你们，虽然我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中国人，但我是指挥者，我有罪，我今天是来向中国人民认罪，服罪的。’”
共产党员的姜根福淡淡地笑了笑：“你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今天认罪了，那我们友好。”
“谢谢。我牢牢记住你的话，我回到日本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我来以前写了一封信给佐藤，希望他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下野前做一件好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日中邦交。”
姜根福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广岛来的友人告诉他：“战争毁灭了一切，广岛有的地方草还没有长。”
姜根福说：”是的，像我的心里一样，那是难以医治的创伤。”
日本兵库县片岛惠子：
眼前一片目不忍睹的惨象，
令人不能不看，不能不想? .
自己要生存，却将别人杀光，
人是动物，伟大而又混账！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在南京，日本兵丧尽了天良！
战争是人为的，理应把它埋葬，
这是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
用石子铺平和平之路吧，
这石子就在人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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